三 豐臣秀吉的「大日本」構想

  室町幕府末期，足利氏無力控制整個局勢，日本再次陷入割據戰亂的局面。在這種動亂中，地方豪強織田信長（1534—1582）逐步消滅對手，於永祿十一年（1568年）攻下京都，使得動盪數十年的日本出現統一之勢。1582年，織田信長死於「本能寺之變」，其部下豐臣秀吉迅速崛起，並在日本天正十八年（1590年）實現全國統一，隨後則在其對外關係的實踐中，展開了蓄謀已久的「大日本」的國家構想。

  豐臣秀吉不同於以往的統治者，他不僅妄圖以武力執天下之牛耳，而且要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天朝大國」。他所構想的「新秩序」是首先要征服朝鮮，然後渡海占領中國，進而征服東南亞以及天竺（印度）。早在追隨織田信長進行統一全國的戰爭之時，豐臣秀吉於日本天正五年（1577年）便對織田信長說：「君欲賞功臣，願以朝鮮為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靈威，席捲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志也」。[1]天正十四年（1586年），豐臣秀吉在與西方傳教士的交往中，也透露過他的侵略計劃，言稱「如果實現統治日本，則將日本讓予〔其〕弟秀長，自己專注征服朝鮮與中國。」[2]天正十五年豐臣秀吉親征九州，在給愛妾的信中更加明確地寫道：「在我生存之年，誓將唐〔明〕國之領土納入我之版圖。」[3]

  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其「大日本」的欲望更為強烈。據伴信友《中外經緯傳》的記載，日本文祿元年（1592）五月十八日（第一次侵朝期間），豐臣秀吉在給其子豐臣秀次和親信山中橘內的信中都提到其侵略計劃。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由宮部中務卿法師（繼潤）留守高麗（指朝鮮），應令其準備，候命前往。

  一、宜準備恭請天皇於後年行幸唐（明）都，呈獻都城（北京）附近十國（州）與皇室。諸公卿亦將予采邑。在下眾人給十倍於其在日本所有之土地；其在上眾人則各按身份分配。

  一、大唐國（明）之關白，讓與秀次，並與都城附近之百國（州）。日本之關白則由大和中納言（羽柴秀保）、備前宰相（宇喜田秀家）二人中擇一委任。

  一、日本之天皇可由良仁親王（後陽成天皇之子）或八條（後陽成天皇之弟）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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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高麗國由歧阜府宰相（羽柴秀勝）或備前宰相統治。若然，則由丹波中納言（豐臣秀秋）治理九州。

  一、天皇行震旦國途次，其儀式援往例；此次出陣途次之住處亦然。其人手、馬匹，應按「國」別徵集。

  上述是寫給豐臣秀次信中的主要內容。同樣在寫給山中橘內的信中也稱：

  一、擬恭請日本帝王遷徙唐都，請予準備。並擬呈獻都城附近十國為其食邑，諸公卿則給予十倍於往日之采邑。

  一、歧阜宰相、備前宰相二人中，擇其一使居高麗。朝鮮首都之瓦頂房屋，應使它倍於日本戶數。

  一、天皇居北京，秀吉日本船來泊之寧波。

  一、移薩摩、豐後等之根據地於明，二十倍於其在日本之土地。（毛利）輝元則給予十倍之采邑，太閤將予徹底履行。[4]

  這些內容表明：豐臣秀吉確有稱霸東亞、構築大日本帝國的計劃，而且安排得井井有條。所以，在其征討九州薩摩藩的時候，就曾命令對馬藩主轉告朝鮮，要求朝鮮奉表朝貢。日本天正十八年（1590年），朝鮮以祝賀豐臣秀吉統一日本的名義，派遣通信使赴日。而豐臣秀吉卻將之視為「臣服使節」，並在通信使黃允吉回國之時，致書朝鮮國王李眩，露骨地表示：

  吾邦久屬分離，秀吉起於微細，討逆除暴，曾不數載，定六十餘國。夫人世不滿百，予亦安能郁之久居此乎？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凡海外諸蕃後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焉。秀吉入明之日，王其率士卒，會軍營，為我前導。[5]

  也就是說，他不僅要求朝鮮臣服於日本，還要假道入侵中國。其最終的目標，是「使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對此，朝鮮方面予以拒絕，並通報中國明朝。

  此後，豐臣秀吉便積極進行侵略朝鮮的準備。據《明史·日本傳》記載：「初，秀吉廣徵諸鎮兵，儲三歲糧，欲自將以犯中國。」[6]天正十九年（1591）冬，豐臣秀吉組成了征朝部隊。他將「關白」一職委與養子豐臣秀次，自稱「太閤」統率全軍。

  日本文祿元年（1592）四月，第一批侵略軍於朝鮮釜山附近登陸，發動進攻。日本史稱「文祿之役」。當時朝鮮守軍抵抗不利，節節敗退，日軍在兩個月內就攻占了京城、開城和平壤。前述所謂「準備恭請天皇於後年行幸唐（明）都，呈獻都城（北京）附近十國（州）與皇室。諸公卿亦將予采邑」等等，適在此時。

  在朝鮮國王的請求下，明朝於同年七月派援兵陸續抵達朝鮮。於是，這場戰爭實際上變成了維護傳統的「華夷秩序」與試圖破壞這種秩序、建立「大日本」之間的戰爭。在援朝明軍的幫助下，1593年1月中朝軍隊在平壤一戰取得勝利，收復了平壤至開城的失地。此後，日軍厭戰情緒上升，豐臣秀吉不得不從朝鮮京城撤退，作出鞏固沿海根據地的決定。同時許其部下同明朝談判，進行議和交涉。

  文祿二年（1593）五月，明朝談判使節楊方享、沈惟敬等人，赴名護屋（今大阪）與豐臣秀吉進行和談。此時的豐臣秀吉仍以戰勝者自居，並向明使提出了七項條件，內含「迎大明皇帝之賢女，可備日本之后妃」，「朝鮮王子並大臣一兩員為〔人〕質」，恢復日明勘合貿易，割占朝鮮南部四道之地等。[7]

  這些條件意味著朝鮮受制於日本，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地位，而且還需搭上一名隨嫁公主。這是明朝不會接受的。但是副使沈惟敬卻同日使小西如安相勾結，謊稱豐臣秀吉「願順天命」，對上述條件隻字未提，並假造豐臣秀吉「降表」，內稱「豐臣、〔小西〕行長等輸誠向化，而界限不逾」等等。[8]

  明朝對此信以為真，明神宗於1595年正月末，頒發詔諭和敕諭各一道，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詔諭稱：

  奉天承運 皇帝制曰：聖仁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賜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纘彝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靳於柔懷。茲特封爾為日本國王。……爾其念臣職之當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己渥無替，款誠祗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

  萬曆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禮）字壹百肆拾號[9]

  明朝的詔諭和敕諭是第二年九月才轉到豐臣秀吉手中的。詔諭的內容自然與之提出的七條要求相去甚遠，他是如何反映呢？據黃遵憲《日本國志》記載：

  （前略）秋，（方亨、惟敬、黃慎等）抵伏水，秀吉乃責朝鮮不獻三道，不使王子來謝為欺辱，拒朝鮮使，不許見；獨恭迓（迎接）方亨等。翌日，宴饗，秀吉戴冕，披蟒服，使德川家康等七將皆著其所賜章服。既罷，使者出。召人讀冊文，至「封爾為日本國王」，秀吉色變，立脫冕服拋之地，取冊書裂之。[10]罵曰：「吾掌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且吾而為王，若王室何？」即夜命驅明使，並告朝鮮使曰：「若歸告而（爾）君，我將再遣兵屠而（爾）國也。」遂下令西南四道，發兵十四萬人，以明年二月再會於名護屋。[11]

  也就是說，豐臣秀吉知道明朝皇帝的詔諭之後，不僅感到所提出的條件沒有得到滿足，而且與其「大日本」的構想極其矛盾。因此臉色大變，不僅「立脫冕服拋之地」而且怒罵「吾掌日本，欲王則王，何待髯虜之封」。至此，明朝與日本的和談以「冊封鬧劇」而收場。

  日本慶長二年（1597年）一月，豐臣秀吉再次發兵14萬登陸釜山，重犯朝鮮。日本史稱「慶長之役」。但此時中國和朝鮮軍隊的實力增強，日本參戰的各地大名因第一次入侵損失慘重，不僅未獲補償，而且厭戰情緒頗高，加上天寒地凍、缺乏糧食，致使士氣消沉，歷經近八個月的時間，才得以到達朝鮮京城附近，但很快被援朝明軍擊退，只能在南部地區負隅頑抗。慶長三年（1598）八月十六日，豐臣秀吉病死。在明軍的攻擊之下，日軍開始陸續從半島撤退，日本兩次歷時七年的侵朝戰爭宣告結束。

  在此期間，豐臣秀吉還企圖通過各種方式來實現其「大日本」的構想。例如：

  日本天正十五年（1587年）六月十九日，豐臣秀吉突然發布天主教禁令，強令傳教士20天內離開日本。其主要的理由則是「日本乃神國之處，不許天主教國家傳播邪教」。[12]

  天正十六年（1588年）八月通過薩摩藩島津義久向琉球王尚永修書，內稱：

  方今天下一統，海內相風，而獨琉球不供職。關白方命水軍，將屠汝國。及今之時，宜其遣使謝罪，輸貢修職，則固永寧矣[13]

  尚永接到這封修書後不久去世。1589年，新主尚寧繼位，派遣天龍寺僧人桃庵出使日本，並致書獻物。桃庵等人在薩摩藩島津義久的帶領下，赴京都謁見了豐臣秀吉，秀吉頗為滿意。隨後又多次命島津氏致書尚寧，要其為侵略朝鮮準備所用之糧食。但琉球以貧困為由加以拒絕。

  天正十九年（1591年）豐臣秀吉又親自修書致琉球王尚寧。其文如下：

  我自卑賤膺運興，以威武定日。六十餘州既入掌中，至遠近無不朝賀。然爾琉球國，自雍丸之地，恃險途，未聘貢。故今特告爾，我將明春先伐朝鮮，爾宜率兵來會。若不用命，先屠乃國，玉石俱焚。[14]

  這儼然是一副居高臨下的「主人」口氣。琉球國王尚寧看到該書後大驚，暗自派人攜帶豐臣秀吉的書信通報明朝。

  天正十九年（1591年）九月，豐臣秀吉派遣原田孫七郎攜帶國書赴呂宋，促其赴日朝貢。其內容是：

  夫吾國百有餘年，群國爭雄，車書不同軌文。予也，誕生之時，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壯歲領國家，不歷十年而不遺彈丸黑子之地，域中悉統一也。徭之三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來享。今也，欲征大明國，蓋非吾所為，天所授也。如其國者，未通聘禮，故先雖欲使群卒討其地，原田孫七郎以商船之便，時來往此，故介紹近臣曰，某早早到其國，而備可說本朝發船之趨，然則可解辨獻筐云云。不出帷幄，而決勝千里者，古人至言也。故聽褐夫言，而暫不命將士，來春可營九州肥前。不移時日，可偃幡而來服。若匍匐膝行於遲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不宣。天正十九年（1591年）季秋十九日 日本國 關白 小琉球 [15]

  1792年夏，西班牙駐呂宋當局回書，但內容曖昧含糊。於是，豐臣秀吉於元祿元年（1592年）五月再度遣使催促其入貢，聲稱「予天生乃主宰東西方主君之人，諸國應服從於我，前來俯首拜在我的門下，若有不從，應徵討之，一併誅殺。」[16]這說明當年的豐臣秀吉不僅要主宰東亞大陸，而且垂涎南海島國。

  同年九月，豐臣秀吉還致書葡萄牙駐巴達維亞（雅加達）總督，強調其1587年禁教令的主旨，並威脅其早日朝貢。[17]該國書宣稱：「我已平定日本國內之形勢，長期戰亂之世歸於太平。我自幼立志安定國家，遂一統天下，外國之人亦來朝貢。今欲征伐明國，不日將抵其地……若至臥亞之地也非難事，並無遠近異同之隔。」[18]

  然後則稱：「吾朝者神國也。神者心也，森羅萬象，不出一心。非神其靈不生，非神其道不成。增劫時，此神不增；減劫時，此神不減。陰陽不測之謂神，故以神為萬物根源矣。此神在竺土喚之謂佛法，在震旦以之為儒道，在日域，謂諸神道。知神道則知佛法，又知儒道。凡人處世也，以仁為本。非仁義，則君不君，臣不臣；施仁義，則君臣父子夫婦之大綱，其道成立矣。若是欲知神佛深理，隨懇求而可解說之也。如爾國土以教理專專門，而不知仁義之道，此故不敬神佛，不隔君臣，只以邪法欲破正法也。從今以往，不辨邪正，莫為胡說亂說。彼伴天連之徒〔指傳教士〕，前年治此土，欲魔魅道俗男女，其時且加刑罰，重又來於此界，欲作化導，則不遺種類，可族滅之，勿噬臍，只有欲修好於此地之心，則海上已無盜賊艱難，域中幸許商賈往還，思之。（後略）[19]

  在此，豐臣秀吉不僅強調日本是神國，而且把神道提高到等同於中國儒道和印度佛法的程度，以示日本為神之大國，西方天主教只不過是「不敬神佛，不隔君臣」的邪教。由此可見，後來日本的極端國家主義，在前近代已經始見端倪。

  此外，豐臣秀吉還擬入侵台灣。在侵略朝鮮、明日和談的文祿二年（1593年），他遣使致書台灣高山國，促其歸降：

  夫日輪所照臨，至海岳、山川、草木、禽蟲，悉莫不愛他恩光也。予際欲處慈母胞胎之時沒，有瑞夢，其夜已日光滿室，室中如畫，諸人不勝驚懼。相士相聚，占筮之日，及壯年，輝德色於四海，發威光於萬方之奇異也。故不出十年之中，而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異方遐陬，響風者，忽出鄉國，遠泛滄海，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爭先而服從矣。朝鮮者，自往代於本朝，有牛耳盟，久背其約，況又予欲征大明之日，有反謀，此故命諸將伐之。國王出奔，賊付一炬也。聞事已急，大明出數十萬援兵，雖及戰鬥，終依不得其利。來敕使本幫肥之前州而乞降，徭之築數十個城營，收兵於朝鮮城〔域〕中慶尚道，而屢決真偽也。如南蠻、琉球者，年年獻上土宜，海陸通舟車，而仰我德光。其國未如幕中，不庭之罪彌天。雖然，不知四方成享，則非其地疏志，故原田氏奉使命而發船。若是不來朝，可令諸將攻伐之。生長萬物者日也，杜渴萬物者亦日也。思不具。

  文祿二歲（1593年）星集癸巳 十一月初五日 日本國 前關白[20]

  也就是說，豐臣秀吉不僅自詡「輝德色於四海」，而且要光照萬物，統治世界。中國學者黃枝連寫道：「豐臣秀吉這個人，可以被視為日本帝國主義的祖師爺――或者說，第一代日本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分子中之佼佼者。」[21]他繼承了日本的神國思想，把「大日本」的國家構想，推向了一個頂峰。他不僅試圖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華夷秩序」，促使周圍的小國和地區向其稱臣納貢，而且還要統治中國、取代中國在亞洲的國際地位。

  注釋

  [1]賴山陽：《校刻日本外史》，見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14頁。

  [2]《耶穌會日本年報》，見水野明：《日中關係史概說》，中部日本教育文化會發行1993年印刷版，第75頁。

  [3]日本參謀本部編：《日本戰史》，見張聲振：《中日關係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91頁。

  [4]鄭樑生：《明日關係史研究》，雄山閣出版1985年版，第533頁。

  [5]見黃枝連：《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59頁。

  [6]汪向榮：《〈明史·日本傳〉箋證》，第157頁。

  [7]參閱水野明：《日中關係史概說》，平成五年第三版，第75頁，鄭樑生：《明日關係史研究》，雄山閣出版1985年版，第533頁。

  [8]全文見《李朝宣宗實錄》卷51。

  [9]見汪向榮、汪皓：《中世紀的中日關係》，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頁。

  [10]「取書裂之」一說不確，該冊書現完好保存於日本。

  [11]汪向榮、夏應元編：《中日關係史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10頁。

  [12]據《松浦文書》記載，見岩生成一監修、箭內健次、沼田次郎編：《海外交涉史的視點2近世》，日本書籍1975年版，第45頁。

  [13]見鄭樑生：《明日關係史研究》，日本雄山閣出版1985年版，第455頁。

  [14]同上書，第457頁。

  [15]鄭樑生：《明日關係史研究》，第462頁。

  [16]見張玉祥：《織豐政權與東亞》，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版，第207頁。

  [17]小林良正：《德川鎖國——幕藩封建體制的結構》，三和書房1954年版，第52頁。

  [18]見鄭樑生：《明日關係史研究》，日本雄山閣出版1985年版，第460頁。

  [19]見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版，第539頁，參照藤原（王）文亮：《聖人與日中文化》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2頁。

  [20]見鄭樑生：《明日關係史研究》，雄山閣出版1985年版，第463頁。

  [21]黃枝連：《亞洲的華夏秩序——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形態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