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修改「和平」憲法的風潮

  二戰結束後，日本的新憲法規定：

  「我們相信，任何國家都不應只顧本國而不顧他國，政治道德的法則是普遍的法則。遵守這一法則是維護本國主權並與他國建立對等關係的各國的責任」（前言）。「日本國……永遠放棄以國家權利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第九條）。

  這是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的重要條件，也是戰後日本區別於戰前的標誌。

  這一憲法的第九條雖然被加入了「蘆田修改」，變成了可以左右逢源的成分，但畢竟是恢復戰前日本軍國主義的障礙。因此，戰後以來某些團體和政治家一直企圖加以修改，特別是隨著美、蘇冷戰體制的終結，歷來被視為「禁戒」的憲法第九條，則成了某些政治家決心加以修改的對象。也即，力圖通過修改憲法來改變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法律依據，改變被稱為「一國和平主義」的政治基礎。

  海灣戰爭以後，美國輿論出現了日本「只出錢不流血」的批判，而日本的某些政治家則把這種國際輿論迅速地轉化成一股改憲的推動力量。

  1992年6月15日，日本國會強行通過《關於聯合國維持國際和平合作法》（「PKO法」）和《關於派遣國際緊急援助隊法修正案》。「PKO法」的實施，實際上是在不修改憲法的條件下，突破了日本向海外派兵的政治禁忌，完成了以參加「維和行動」的名義向海外派遣自衛隊的立法，使日本邁出了軍事力量重新走向海外的第一步。

  

  進而，1993年日本出版的《防衛白皮書》又開始專門討論自衛隊的國際貢獻問題，宣稱自衛隊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是日本理應履行的國際責任。

  同年5月，日本講談社出版了一部轟動性的政治暢銷書，即小澤一郎撰寫的《日本改造計劃》。小澤一郎是「新國家主義」的政治領袖，其《日本改造計劃》提出的中心口號，則是日本應該迅速放棄「商人國家」的構想，大力推動日本向著「普通國家」過渡。其所謂的「普通國家」主要有兩大要點，一是日本應該面向開放的世界，擁有大國的國際權利，再一個就是日本應該打破戰後體制的制約和政治上的「禁忌」，擁有向海外派兵的權利。

  小澤一郎在書中寫道：「國家本來都是利己的」，「冷戰後必須早日建立世界新秩序。為此，日本必須比任何國家都要發揮積極作用。日本只能作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國家才有出路」。[28]

  1994年6月，日本《經理》雜誌發表了政治評論家田原總一郎的文章。文中指出：

  「『普通國家』這句話表明了小澤理想中最富特徵的部分」，其雙重意義之一，則是「外向型的意義，也即日本在國際社會中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態勢。在面向海外的情況下，其基本的概念是指徹底地開放門戶。所謂的開放門戶，當然並不僅限於作為標榜自由主義的經濟大國，必須向世界開放日本市場這一經濟方面，其中也包含著過去日本一直作為禁忌的安全保障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直僅僅依賴於經濟的日本對於世界的安全保障沒有發揮什麼作用。然而，如今的日本已經不是專心致志地發展經濟的時代了。小澤指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國際秩序被打亂，和平遭到破壞時，為了恢復秩序與和平，日本也應該作出貢獻，日本理應成為能夠這樣做的『普通國家』」。

  田原認為：「有很多人根據這種觀點，認為小澤是主張修改憲法的人。但是他未必是主張以修改憲法為前提而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的。小澤始終是極為現實地追求在現行憲法的框架內，什麼事情都能夠做到的。他由此引出一個結論，就是自衛隊可以參加聯合國軍」，「為了創造自衛隊可以參加聯合國軍的環境，小澤提倡對聯合國進行改革，……這樣就可以組織聯合國軍，日本按照聯合國的要求參加聯合國軍」，「小澤還說，他認為日本對國際社會作出貢獻和自衛隊參加聯合國軍，乃是日本應盡的義務。小澤為了把日本建成這樣一個『普通國家』正在奮勇前進」。[29]

  田原的上述評論，可謂透析了《日本改造計劃》的核心。也就是說，小澤一郎的「普通國家」論，實際是要求打破戰後日本的軍事「禁忌」，徹底改變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基本方式。因此，小澤在著書中明確表示：

  「……吉田首相成功地確立了經濟優先的政治，但是有些人因此認為不應該改變這個方針。這種看法是不適當的。……吉田首相只是將經濟優先的政治作為冷戰下的一種戰略選擇。經濟優先不是吉田首相的政治哲學所規定的、一成不變的政治原則。……在冷戰結束後的今天，〔日本〕應該儘早地從對吉田主義的誤解中擺脫出來，確立新的戰略。」[30]

  換句話說，小澤一郎的「普通國家」論，是要把日本從「商人國家」拉入到既做「生意」又「端槍」的「普通國家」中來。這實際是一種使憲法陷入空洞化的改憲方式，也是為了迴避政治風險而採取的政治策略。

  在這裡，應該指出的是：從吉田茂內閣戰後初期的「商人國家」，到中曾根內閣提出的「國際國家」，以至「新國家主義」政治領袖小澤主張的「普通國家」論，可謂勾畫了日本從「內」到「外」、從「柔」到「剛」的戰略演變過程。而值得注意的是，力圖修改憲法，動搖「和平主義」理念的，並不是少數政治家的行為。

  1994年8月，細川內閣後期有一研究報告，題為《日本防衛力量應有的狀態》。按照該報告的執筆人渡邊昭夫的說法是：

  「……不能因為有了憲法第九條，日本就可以採取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立場。不用說，這裡所指的是所謂的自衛權問題，再一個就是以聯合國為舞台，國際社會採取協調行動時，日本應該採取怎樣的方式參加的問題。特別是後者，……不能因為有了憲法第九條，日本就採取與其他國家不同的立場」，「為了國防目的而創建軍事力量——請允許我使用軍事力量這樣的詞句，將這種力量運用到國防以外的目的，是一種新的時代。」[31]

  也就是說，多黨聯合執政的細川內閣雖然沒有公開提出改憲，但卻拋棄了「一國和平主義」的精神，摒棄了憲法對日本的制約。這實際是屬於改憲範疇的。而較之更甚的，則是現今的日本國內已經形成了徹底修改憲法、摒棄「一國和平主義」的政治勢力。用韓國政治評論家的說法是，九十年代日本的政治時鐘，已經從「擁護憲法」走向了「修改憲法」。現以如下事實為例：

  1992年秋天，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發表談話，言稱「政界的重新調整不僅是選舉制度的改革，而應把重新審查憲法作為一個基軸」。此後，中曾根又向周圍透露：「為了與小澤君等人對抗，應當把修改憲法這一重大的政治課題作為爭論的焦點」。[32]

  1992年12月25日，自民黨政調會長三冢博提出：「是不是可以在國會內設置執政黨與在野黨就憲法問題進行磋商的機構呢？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了47年，憲法有些地方已經不符合現實了。」[33]

  1993年1月5日，日本外相渡邊美智雄提出：

  「加強聯合國維持和平的活動，作為世界的一員繼續發揮作用，這是很重要的。奢談什麼向海外派遣自衛隊違反憲法，或者只講自己想說的話，這在世界上是通不過的。」[34]

  同年1月6日，自民黨幹事長尾山靜六也就修改憲法問題發表談話。他說：

  「目前國際社會要求日本以聯合國為中心作出貢獻，必須把憲法同聯合國憲章統一起來。社會的進步如此之快，因此，在50年當中必須對憲法進行一次修改。」[35]

  前大藏相羽田孜也公然表示：

  「不只是對憲法第九條，就是對整個憲法也不要把它視為禁區，而應廣泛地加以討論。」[36]

  顯然，修改戰後憲法，已經成為日本政界不可忽視的思潮。

  1994年11月3日，日本發行量最大的《讀賣新聞》推出特集，公布了該報業集團研究完成的「憲法修正草案」。姑且不論具體內容如何，僅就如此重大的政治課題，竟然由一個新聞機構加以草擬而言，則已經表明，此時的日本業已完全打破了改憲的種種禁忌，改憲已經發展到可以在任何場合、隨意公開討論的社會話題。

  韓國的政治分析家認為：目前日本保守派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新聞媒體正在聯合起來極力說服國民同意改憲。以致自民黨憲法調查委員會的輿論調查顯示：1996年3月，日本國民贊同修改憲法的占47%，8月為57%，1997年3月為60%，1997年9月竟達到75.9%。[37]

  如此種種，說明戰後以來日本國內多次掀起的改憲風潮，在美蘇冷戰體制終結後已經再度升溫，已經從保守勢力孤立的政治宣傳，轉變為一種強勁的社會政治潮流，日本已經走向了改憲的政治邊緣。而令人憂慮的是，以往主張擁護和平憲法的牽製作用卻日見衰微。

  如，一向以護憲著稱的社會黨，進入90年代以後，圍繞著憲法問題已經分裂成為改憲和護憲兩大派別。其中，以青年議員為核心的「新民主行動會」，則是積極主張改憲的。

  1997年5月，日本成立了由多名參眾議員組成的以改憲為宗旨的《推進設置憲法調查委員會議員聯盟》。該聯盟在成立宗旨中言稱：

  「日本國憲法實施已經五十年了」，「在這期間我國內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國內看，我國從終戰的戰爭廢墟中站立起來，發展成為經濟大國，對外國際地位飛速提高，如今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近年來，隨著冷戰構造的崩潰，國際關係出現了變化、地球環境問題日益嚴重、價值觀念的多樣化……並出現了許多與現行法制悖離的現象。因此，鑑於這種現實而議論憲法已經成為緊要課題。恰逢憲法實施五十周年之際，思考我國面向21世紀的應有態勢，乃是就新時代的憲法問題進行議論的絕好時機。」[38]

  同年5月30日，日本還成立了由日本守衛會和守衛日本國民會議組成的改憲組織——「日本會議」。其成立宣言中寫道：

  「我們期待繼承悠久的歷史所孕育的傳統與文化，振奮健全的國民精神。我們的目標是保持國家的光榮與獨立自主，建設國民能夠獲得富裕生活的有秩序的社會。我國……自明治維新開始的最先在亞洲的國家近代化，就是這種國風的精神光華。

  另外，我國在有史以來未曾有過的戰敗之際，把天皇作為統一國民的中心而景仰的國體，也未曾有過絲毫的動搖，從戰爭的廢墟和虛脫中重新站立起來的國民，憑藉著兢兢業業的努力，已將我國建設成為經濟大國」。

  「但是，在這令人驚異的經濟繁榮的背後，卻是輕視先人培育和傳承的傳統文化，忘卻和玷污具有光輝的歷史，失去了保衛國家獻身於公共社會的氣概，唯求自保和貪圖安逸的風潮正在向社會蔓延，並溶解著現今的國家……如此碌碌無為的話，亡國的危機將近在眼前難以避免」。[39]

  如此等等，進一步暴露了日本改憲風潮的深層動機。

  進而，該會在成立宗旨中言稱：

  「我們日本守衛會和守衛日本國民會議自成立以來，歷經二十餘年，為了恢復戰後正在失去的健全的國民精神，為了基於美好的歷史和傳統而建立國家，相互合作而開展了廣泛的國民運動。其中，以和全國有志者共同開展的實現元號法制化為開端，進行過祝賀天皇在位60年和皇位繼承等皇室敬慕運動，進行過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事業、終戰五十年之際悼念戰死者事業和昭和史的檢證事業，進而提倡過制定基於傳統的國家理念構想的新憲法等等，這些都是我們為了重建戰後日本而展開的國民運動的結晶」。

  「但是，戰後五十年的今天，國內外形勢日益嚴峻……，冷戰終結後，世界爆發了眾多的地區衝突和民族紛爭，環繞日本的東亞形勢也愈發緊張。南北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地球環境惡化已經成為及於人類生存的大事」。「另一方面，東京裁判史觀蔓延，招致了對外國卑躬屈膝的謝罪外交，致使承擔新時代的青年喪失了對國家的自豪感與自信感。」

  隨後，該組織就改憲方針問題寫道：

  「現行憲法已經實施了五十年。我國的憲法具有占領者當局用一周的時間加以制定並強加給〔我國〕的經緯，與此同時也帶來了種種弊端。諸如將本國的防衛委託給他國而喪失了獨立心、權利與義務不均衡、輕視家族制度、國家與宗教的過度分離等等……。我們在平成五年〔1993年〕發表了《新憲法大綱》，目標是制定基於我國的歷史和傳統的理念、符合新時代的憲法，而不是外國造的憲法……。我們想通過日本人自己的手來創造可以自豪的新憲法。」[40]

  由此可見，日本的改憲風潮業已不僅僅是解除軍事上的禁忌，而且具有通過改憲，恢復傳統的國家觀、戰前的國家主義、極端民族主義傾向。其危險性也在這裡。

  最能夠洞察日本這種極為隱晦，但又極為可怕的趨向的，應該說莫過於日本人自己了。日本外務省官房長官藤井宏昭言稱：

  「面對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我國已經面臨著最大的考驗，這就是曾經有過失敗教訓的日本，作為世界主要國家如何適應國際社會，這是日本在一百二十餘年的歷史進程中面臨的第二次挑戰。」[41]

  藤井宏昭提出的問題是深刻的，他似乎在提醒人們：日本處於小國地位可以與世界相安共處，而一旦作大就可能變得不能自已。美蘇冷戰體制終結後，日本鼓動修改憲法的風潮，將直接涉及日本國家的對外關係，人們擔心日本會不會再次以軍事強權挑戰國際社會，並不是沒有緣由的。

  時至2005年，日本執政的自民黨終於公布了新憲法草案。

  2007年4月25日，日本《產經新聞》報導：

  「政府24日決定，準備修改憲法有關集體自衛權內容的解釋……。政府準備允許在下列四種情況下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運用飛彈防禦系統攔截射向美國的彈道飛彈；當美國艦船在公海遇襲時，同行的海上自衛隊艦船可以還擊；當與日本共同行動的多國部隊遇襲時，日本可以還擊；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時，為排除妨礙可以使用武力。」

  該新聞還報導說：

  「安倍晉三首相在23日的內閣記者招待會上，針對政府的憲法解釋問題表示：『時代在變，如何才能使憲法適應時代，我們想就此討論。』他強烈暗示了解釋性修改憲法的必要性。防衛大臣久間章生在24日內閣會議後會見記者時也說：『戰後60年憲法的解釋都沒有變，這有點不對頭。強行把集體自衛權與個別自衛權分開是不合理的。』……政府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無疑是安倍首相要『擺脫戰後體制』、重視修憲意志的體現。」

  同日，日本《讀賣新聞》報導，4月24日，日本自民黨在東京都內的九段會館，召開了「新憲法制定推進大會」。安倍首相（黨總裁）強調：

  「只有用我們的雙手書寫出一部新憲法，才能開創一個新時代。

  作為自民黨總裁，既然承諾了，就必須把修憲列入政治議程。」

  中川幹事長說：「自主制定憲法是立黨以來的基本方針，必須開展一場大規模的國民運動。今天就是開始。」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修改戰後憲法已是勢在必行。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上述決定，恰在安倍首相就任後準備訪美的前夕。

  注釋

  [1]林曉光：《試析日本的國際新秩序構想》，《日本學刊》，1992年，第4期。

  [2]日本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第34號），1990年版，第290—291頁。

  [3]栗山尚一：《動盪的90年與日本外交的新展開——為構築新的國際秩序作出積極的貢獻》，日本《外交論壇》，1990年第5期。

  [4]日本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我國外交近況》（第35號），1991年版，第389頁。

  [5]畑田重夫：《自動參戰·列島總動員的新指針》資料部分，學習之友社1997年版，第101頁。

  [6]米慶余監修、肖偉著：《戰後日本國家安全戰略》附錄8，第264頁。

  [7]星野俊也：《日本的聯合國外交與日美關係》，見《現代日本外交分析》，第23頁。

  [8]山田勉：《走向常任理事國》，見日本《世界》雜誌1993年第1期。

  [9]中曾根康弘等：《冷戰以後》，見《文藝春秋》，1992年，第197—198頁。

  [10]神余隆博：《日本的外交機構與對聯合國的策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會編：《國際問題》1994年第3期。

  [11]山田勉《走向常任理事國》，見日本《世界》雜誌1993年第1期。

  [12]吳寄南：《目標：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國際展望》1992年第4期。

  [13]野多波敬雄、諸井虔談話錄「怎樣看待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見日本《外交論壇》1994年第9期。

  [14]劉江永編：《跨世紀的日本政治——政治、經濟、外交新趨勢》，第346頁。

  [15]山田勉：《走向常任理事國》，見日本《世界》雜誌1993年第1期，第229頁。

  [16]星野俊也：《日本的聯合國外交與日美關係》，第23頁。

  [17]橋本龍太郎：《政權奪回論》，講談社1994年版，第101頁。

  [18]星野俊也：《日本的聯合國外交與日美關係》，第23頁。

  [19]日本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第37號，大藏省印書局1994年版，扉頁。

  [20]日本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第38號，大藏省印書局1995年版，扉頁。

  [21]神余隆博：《日本的外交機構與對聯合國的政策》，日本國際問題研究編：《國際問題》1994年第3期。

  [22]日本綜合安全保障戰略小組：《綜合安全保障戰略——大平總理的政策研究會報告書5》，大藏省印書局1980年，第21頁。

  [23]見中國社會科學學院日本研究所編：《日本問題資料》1989年7月。

  [24]見日本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2002年版，第284頁。

  [25]見日本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2005年版，第173頁。

  [26]見日本外務省編：《外交藍皮書》2005年版，第174頁。

  [27]見天津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編：《日本問題論點選編》，第49期，2005年3月31日。

  [28]小澤一郎：《日本改造計劃》，講談社1993年版，第102—105頁。

  [29]題目為《小澤一郎潛藏在「普通國家」日本改造計劃中的本質是什麼》。見新華社：《參考資料》，1994年6月15日。

  [30]小澤一郎：《日本改造計劃》，第105頁。

  [31]渡邊昭夫：《今後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與防衛力量——圍繞著防衛問題懇談會的報告》，防衛學研究會編：《防衛學研究》第13號，第23、27頁。

  [32]《自民黨內主張改憲的言論甚囂塵上》，見《東京新聞》，1993年1月14日。

  [33]《自民黨內主張改憲的言論甚囂塵上》，見《東京新聞》，1993年1月14日。

  [34]《自民黨內主張改憲的言論甚囂塵上》，見《東京新聞》，1993年1月14日。

  [35]《自民黨內主張改憲的言論甚囂塵上》，見《東京新聞》，1993年1月14日。

  [36]《自民黨內主張改憲的言論甚囂塵上》，見《東京新聞》，1993年1月14日。

  [37]《日本向何處去？》，見韓國《東亞日報》1997年8月14日―16日。

  [38]畑田重夫：《自動參戰·列島總動員的新指針》資料部分，第82頁。

  [39]畑田重夫：《自動參戰·列島總動員的新指針》資料部分，第83頁。

  [40]畑田重夫：《自動參戰·列島總動員的新指針》資料部分，第83—84頁。

  [41]藤井宏昭：《相互依存的世界與日本的外交》，見日本《外交論壇》第100期紀念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