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冷戰後日本國家的走向 1 謀求主導世界的地位

  1990年1月9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致美國總統布希的信中宣稱：

  「必須以美、日、歐三極為主導形成世界新秩序」。[1]

  公開地表露了日本外交的新追求。

  同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時，又對國際構想及日本應扮演的角色，作了具體闡述。他說：

  「國際關係在政治、經濟上都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東歐各國以超越預想的速度，推進以自由、民主主義及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甚至蘇聯也放棄一黨獨裁，開始走嚮導入市場經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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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形勢下迎來的90年代，是新時代的開端，但其前進方向的藍圖還沒有完成，是一個希望與不安相混同的時代。正是在這樣的時代，為了形成充滿希望的國際社會，我們必須參與國際秩序的構築，並開展『有志外交』。

  我們謀求的國際新秩序的目標必須是：第一、保障和平與安全；第二、尊重自由與民主；第三、在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確保世界經濟的繁榮；第四、確保人類能夠生存的環境；第五、確立以對話與協調為基調的穩定的關係。」

  進而，他明確地言稱：

  「在以構築新的國際秩序為目標時，必須以確實鞏固的日美合作關係為基軸。日美的合作關係，不僅是我國的和平與繁榮，而且是亞洲太平洋地區乃至地球範圍內的國際關係穩定不可缺少的。今後仍要堅持成為這種合作關係要點的日美安全保障體制。」[2]

  同年5月，日本外務次官栗山尚一在《外交論壇》上發表文章，題為《動盪的90年代與日本外交的新展開——為構築新的國際秩序作出積極的貢獻》。就其題目而言，顯然是與海部首相的施政演說相呼應的。該文聲稱：

  「1988年世界國民生產總值已經達到20萬億美元的規模。其中，美國和歐共體分別為5萬億美元，日本為3萬億美元，加在一起幾乎占據世界經濟的三分之二。而且，占據五：五：三的三者共同擁有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人權等基本價值觀念，並且是以認為有效地利用市場機制的經濟運營才是豐富國民生活的最佳道路這一信條相聯結的。這三者同時共有的政治價值和經濟信條，正是產生當今世界潮流朝著民主化和自由化方向發展的巨大力量。因此，建立90年代國際新秩序的責任，必須由日美歐等先進的民主國家共同承擔。美國依靠自己的力量支撐世界政治和經濟秩序的時代，已經完全成為過去的歷史，日美歐的協調體制掌握著今後世界和平與繁榮的關鍵。」

  進而，栗山又稱：

  「五：五：三這組數字，在戰前也曾象徵著維持國際秩序責任的比例。1922年華盛頓限制海軍軍備條約中規定的美、英、日三國擁有的主力艦的比例是五：五：三。當時，日本是世界的三大海軍國之一，處於與美國、英國共同分擔維護國際責任的地位。但是，日本過於相信海軍的力量，……半個世紀以後，日本依靠經濟力量再度作為五：五：三的一員，處於構築和維護國際秩序的地位。日本能否按照正確的方向充分發揮新的實力，一邊與美歐協調，一邊擔負起國際責任，這是賦予當今日本外交的基本課題」。

  「對於中小國家來說，國際秩序基本上是大國賦予的。如何很好地適應現存秩序，維護本國的安全並確保經濟利益，這是其外交的使命。……通常，中小國家的外交在國際秩序中不得不處於被動地位。戰後的日本外交完全是這樣一種被動外交」。日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美國支撐的國際秩序，一直享受了和平與繁榮。可以說，作為中小國家的外交來說，日本外交是最為成功的範例之一。「但是，五：五：三中的三，今天已經成為先進民主國家的主要一員。日本的外交已經不能在世界上繼續推行過去那樣的、以國際秩序為條件的被動外交了。今後，日本必須通過積極地努力，參加構築國際秩序來確保本國的安全與繁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日本必須儘快地從中小國家的外交轉變為大國外交。」[3]

  栗山尚一的外交政策論，可以說是非常坦率的表露。也即，已經擁有了巨大經濟力量的日本，應當按照五：五：三的比例，再度執掌戰後的國際權力，成為國際新秩序的締造者和運營者。

  1991年8月5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樹在121屆國會發表施政演說，表明了新的外交姿態。海部首相言稱：

  「上個月，我出席了在倫敦舉行的首腦會議，與對世界和平與繁榮負有重大責任的先進民主國家的首腦，以強化面向21世紀的國際秩序和構築世界夥伴關係為目標，進行了坦率而活躍的交換意見。我作為亞洲地區唯一的參加者，積極地提出了亞洲區域的觀點，並使這次首腦會議注意到了全球性的問題。

  另外，在此之前，我和布希總統在ケネバンクポ—ト的別墅舉行會談，再次相互確認，日美的合作關係不僅是對於兩國而且對於整個世界也是極其重要的，兩國對世界性課題的共同對應和處理，是世界和平與繁榮必不可少的。

  以國際社會團結在聯合國之下克服海灣危機為背景，本次首腦會議就構築新的國際秩序問題，表明了要重視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國合作的態勢。這對克服了冷戰格局的世界，予以了健全的方向，也是沿著以往我國一貫提倡的聯合國中心主義的立場」。[4]

  顯然，這是一派大國氣勢，而且提高到了日美並立的程度。

  1992年1月7日，美國總統布希與日本首相宮澤喜一會談後公布的《關於日美全球夥伴關係的東京宣言》寫道：

  「經過五十年前的悲慘的戰爭，日本和美國在政治、安全保障、經濟、科學及文化方面，發展了高度生產性的、帶來相互利益的密切的合作關係。兩國在現今社會的各個水準上，都具有高度的相互依存關係。兩國的合作是建立在政治經濟自由、民主、法制和尊重人權等共有的諸項原則基礎之上的。兩國的合作克服了冷戰期間的困難，在促進世界四十年間的穩定及繁榮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日美兩國認識到戰後兩國所保持的密切合作給兩國社會所帶來的利益，並決心在此基礎上構築更加密切的夥伴關係……作為擁有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市場指向型經濟的民主國家，日本和美國是肩負形成新時代的特殊責任的國家。」[5]

  「日美兩國政府決心在基於這些永恆的價值而建立的全球夥伴關係之下攜手並肩，共同幫助建立公正、和平、繁榮的世界，並將此作為21世紀的課題。」[6]

  這一宣言表明：冷戰時期的日本，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著重發展經濟，所尋求的只是一般的、具體的、局部的權力和利益。但冷戰結束後，日本業已開始把對外目標擴展到了更為廣泛的國際舞台上，正在追求左右或控制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體制的最高權力，以期建立日美聯合主導世界的國際體系，從追隨美國變成與其攜手並肩的夥伴。因此，在聯合國謀求擁有「支配性的地位」（見下文），則成為日本政府從政策構想到具體實踐的外交重點。

  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在聯合國安理會首腦會議上，進一步提出：

  「為適應新的時代，應對安理會的機能、構成進行改革」。[7]

  此後，宮澤首相又多次公開表示：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聯合國的作用日見增大，但是聯合國的機構卻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沒有任何變化，日本準備在聯合國發揮更大的作用。」[8]

  也就是說，宮澤首相向外界所傳遞的真實意向，就是日本應該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同年，日本前任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發表署名文章，內稱：

  「取代冷戰時期『美國治下的和平』模式的國際秩序正在形成……海灣戰爭就是這種模式的最初嘗試，而且今後這種模式會逐步固定下來。」[9]

  另一署名文章認為：

  「以海灣危機為契機，冷戰後的聯合國在為維持穩定的秩序，以多國間協調為目標而進行的國際努力方面，作為一個被賦予法律、政治權威，實現多國協調的唯一的普遍的論壇正在發揮作用……。但是，經過半個世紀冷戰的美、俄和其他常任理事國，卻顯示出重視國家經濟利益的內向型傾向，聯合國的活動在人力與資源方面的合作很不充分……而擁有潛力為國際合作提供幫助的國家（如日本、德國以及其他地區強國）卻不能參與重要決定，也無法提供合作反映自己的意願……。冷戰後的新的聯合國中心主義是具有實現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國協調的手段之一，對我國而言，具有實質性的意義，它有可能加強我國在聯合國中的發言權，更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利益。」[10]

  同樣，日本駐聯合國大使野多波敬雄也直接了當地提出：

  「日本負擔了聯合國資金的12.45%，比英國、法國、中國的總和還要多，僅次於美國居第二位，完全有資格成為常任理事國。」[11]

  「日本不想僅僅充當一個按時付錢的角色，希望能夠就聯合國作出的重要決定，發表我們的意見」。[12]

  「日本如果不能確保在安理會的發言權，就無法展開真正有效的聯合國外交」。[13]

  此外，他還宣稱：日本要「爭取在五年之內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14]

  對此，日本外務省也明確地提出：

  「為了在冷戰後的國際社會中，〔日本〕作為一個真正的大國而得到承認，就必須超越『戰後』這一概念……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半個世紀前打敗日本的聯合國中取得一席支配性的地位，名符其實地徹底擺脫『戰後』這一概念。」[15]

  換句話說，不僅要「徹底擺脫『戰後』」，而且要在曾經打敗過日本的聯合國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這正是日本政府孜孜以求的，也是八十年代以來日本政治家一再宣稱的：要「扮演與自己強大經濟實力相適應的角色」的含義。

  事實表明，日本爭當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已是一種戰略性的要求，並為此而採取了一系列的實際行動：

  1992年，日本在47屆聯大會議上，聯合其他23個國家提出了一項聯合國改革方案，要求將擴大安理會成員問題列入下屆聯大會議的議事日程，這一提案獲得了聯合國大會的通過。

  1993年7月，日本政府向聯合國秘書處提出了改組安理會的意見書，再次表達了日本改組安理會的原則及其爭當常任理事國的意圖。內稱：

  「為了強化聯合國及安理會，安理會的改組最為重要的，就是要充分發揮為世界和平與穩定願意作出，並且有能力作出貢獻的國家的作用」，「我國準備在安理會儘自己最大的責任。」[16]

  進而，細川聯合政權提出：「如果由別國推選，日本成為常任理事國也可以。」[17]

  1994年6月，日本駐聯合國代表小和田恆表示：日本要「盡常任理事國的責任。」[18]

  同年，日本外相市澤弘治在《外交藍皮書》中聲稱：

  「如今的世界正處於重大的轉折時期。冷戰結構意義上的單純坐標已經消失，國際社會正處在流動的不透明的狀態，人類正在探索更加安全的社會和更加和平安定的國際構造。……當今，〔日本〕對國際社會的基本問題已經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並期待著日本能夠為構築更加美好的世界發揮巨大作用。為了不辜負這種期待，日本有責任成為世界和平與安定的負責人。」[19]

  姑且不論國際社會有多少國家「期待著日本……發揮巨大作用」，或發揮怎樣的作用，僅就以上的發言和表述而言，也充分反映了日本政府爭當常任理事國的急切願望。

  1995年，日本新任外相河野洋平言稱：

  「毫無疑問，外交的目的是根據國際政治的現實尋求國民的利益。在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的國家關係中，日本的安全與繁榮只有在國際社會的共同和平與繁榮中才能實現，這是非常清楚的。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對於國際社會應該超越的共同問題，日本必須應該作出積極的貢獻，為世界和平與繁榮發揮創造性的作用。」[20]

  也就是說，日本外交戰略調整的核心或最大的規劃點，已經不完全是具體的經濟或安全利益，而是以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為標誌的國際權力。這與日本國家在冷戰期間的戰略追求相比較，已經具備了質的區別，並在政策上形成了一條清晰的分界線。

  出現這種轉變的根源，首先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和思想意識上的變化。例如，冷戰體制終結之前，中曾根內閣曾提出過大幅度擴展國際權力的「國際國家」論，甚至提出了日、美、歐三極主導世界的初步構想。但是，當時日本所強調的，是對美國霸權體制的支持，是在日美體制內的「責任分擔」。而冷戰體制終結後，日本的某些政治家和學者認為，國際秩序已經從「美國治下的和平」走向了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極協調時期，日本必須抓住這一重要歷史契機，徹底擺脫戰後體制的約束，通過強化日本的國際權力，謀求在聯合國中的決策作用，擴大日本的國家利益。

  對此，日本學者神余隆博可謂做出了更加明確的表述。他認為：

  「以海灣危機為契機，冷戰後的聯合國在為維持穩定的秩序，以多國間協調為目標而進行的國際努力方面，作為一個被賦予法律、政治權威，實現多國協調的唯一的普遍的論壇正在發揮作用……。

  但是，經過半個世紀冷戰的美、俄和其他常任理事國卻顯示出重視國家經濟利益的內向型傾向，聯合國的活動在人力與資源方面的合作很不充分……而擁有潛力為國際合作提供幫助的國家（如日本、德國以及其他地區強國）卻不能參與重要決定，也無法提供合作反映自己的意願……。

  冷戰後的新的聯合國中心主義，是具有實現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多國協調的手段之一，對我國而言，具有實質性的意義，它有可能加強我國在聯合國中的發言權，更大限度地實現國家利益。」[21]

  此外，日本國家利益的全球化，也是日本外交目標膨脹的根本性原因。早在八十年代初，日本就提出過綜合安全保障戰略。當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綜合安全保障戰略的首次研討會上提出：

  「當今我們居住的地球社會，作為一個共同體相互依存度業已提高，並越發形成了相互的敏感反應。在這種地球社會時代，地球上出現的任何問題，如果不以地球社會是一個整體來考慮，則不能進行有效地對應。特別是在資源與市場諸多方面必須依賴海外的我國，世界上任何地區出現的任何紛爭都將影響到我國的生存。確切地說，沒有世界的和平穩定，我國就不能生存。……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確保我國具有有名譽地生存，我國在切實起到國際社會所期待的作用和責任的同時，為了自身的安全保障，有必要付出全面而綜合的努力。也即我國必須整備以和平戰略為基礎的綜合安全保障體制。」[22]

  1988年6月，日本政府發表了綜合戰略研究報告，題為《日本的選擇》。內中再次強調：

  「交通、通信、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正在帶來企業活動的國際化和經濟上相互依存關係的深化。……日本企業將積極開展這種超越國界的全球經營，其結果是，國界所具有的意義將急劇地發生質變，……使經濟發展已經不可能僅僅局限於擁有國界的國家的這個範圍內了。」

  「日本的安全保障應以保衛日本國土和確保作為日本社會基礎的自由與民主體制為目標，在力求充實日本自身防衛力的同時，將直接的防衛力與經濟力等其他國力結合起來，並通過擴大國際貢獻和同各外國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等手段，增強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建立一個綜合性的連環系統安全保障。」[23]

  顯然，「增強日本在國際社會中作用」，已經成為日本國家戰略性發展的代名詞。但是，美蘇冷戰期間的日本囿於冷戰與兩極體制的制約，尚不能克服全球戰略目標與「專守防衛」之間的矛盾，只能通過強化日美安保體制的間接方式，來實現目標的追求。而美蘇冷戰體制結束後，隨著蘇聯軍事壓力的迅速下降和國際政治多極化的進程，日本則開始把關注的目標轉向了國際政治權力。

  總之，日本要求在世界上擁有「支配性的地位」，爭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意味著戰後日本國家發展目標的演變，正在邁向一種新的階段。

  2001年3月，日本首相森喜朗在與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共同發表的公報中，除了再次確信兩國關係的重要性之外，還特別表明了「兩國關於以提高效率為目的的、推進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承諾」，並一致為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國「繼續合作」。[24]

  時至2004年9月21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外相川口順子出席第59屆聯大會議。小泉首相在演說中，特意表明了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決心。他談道：

  「為了對應和處理現今國際社會所面臨的種種課題，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協調是必要的。再者，聯合國本身也有適應和面對處理新的現實的必要，應該進行反映21世紀之世界的改革」。「日本以往為了國際和平與安全所做出的貢獻，是與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相應的堅實基礎。」[25]

  進而，小泉和川口則與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此次聯合國大會議長以及美國總統布希等主要國家的首腦和外相，進行雙邊或多邊會談，廣泛陳述爭當常任理事國的心愿。另外，則是與德國、印度和巴西舉行四國首腦會談，達成相互支持聯合國改革與成為常任理事國的協議等。按照日本外務省的說法是，由於日本的活動，已有53個國家表示支持日本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同年，日本外務省在《外交藍皮書》中寫道，日本政府將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作為目標的理由如下：

  一是「從日本的角度來說，以往日本在安理會也經常議論日本積極關注的中東、伊拉克、阿富汗和非洲的形勢等問題。然而，15個安理會以外的國家，為了知道會談所採取的內容，只能在會談之後，聽取出席的理事國說明梗概，而且所獲得的情報也不充分。再者，理事國以外的國家沒有投票權，很難將安理會的決定導向本國所希望的方向。日本若成為常任理事國，則可以在與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直接相關的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上，在安理會做出最終決定之前，深入而經常地參與安理會的議論過程。日本可以更加有效地通過聯合國的合作，進一步提高日本的國際貢獻。」

  二是「從國際社會的角度來說，日本若是成為常任理事國，例如，（1）不僅可以進一步強化擁有世界第二位經濟規模的日本對國際社會的貢獻。（2）現在亞洲地區除了中國之外沒有常任理事國，則可以改正不能充分反映亞洲聲音的缺欠。進而，（3）與其他常任理事國不同，作為沒有核武器的國家，在裁減軍備、核不擴散等領域，可以將以往積極開展外交努力的日本的意圖、能力和智慧，更加活躍在安理會的活動之中。這將提高安理會的可信性和實效性的價值。」[26]

  因此，同年11月，日本新任外相町村信孝出席在埃及舉行的有關伊拉克問題的周邊八國會議期間，依然與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議論聯合國的改革問題。

  然而，2005年3月20日，韓國《東亞日報》發表評論文章。內中指出：

  「我們認為，日本還不具備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條件和資格。首先，日本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目的何在？日本確實對聯合國給予了很多經濟上的支援。但我們難以相信，日本成為聯合國的核心後會立足於聯合國精神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

  「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絕對不能自私地以本國為中心，應時刻為世界以及鄰國著想。但我們在最近韓日之間出現的獨島問題和歪曲歷史問題中看到，日本在領土主權問題上仍未擺脫帝國時期思想，在歷史問題上不但不對過去的侵略行為反省，反而企圖美化醜惡的歷史。

  「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還公開參拜靖國神社，對戰犯和犧牲人士一視同仁，引起韓中兩國強烈的不滿。就因為日本首相的這種態度，朝日關係以及中日關係嚴重惡化，中日兩國之間的首腦互訪也連續中斷了幾年。

  「國際社會並不是個人的舞台。日本憲法也在前文中寫道：『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只顧本國利益，而無視他國利益。』儘管如此，日本仍然表現出了違背國際常識和違反本國法律的姿態。

  「如果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僅不會為國際社會做出貢獻，反而還會加劇國際間的矛盾。這是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主要原因。世界上，既有『富而不善』的鄰居，也有金錢難以買到的東西。」[27]

  這一評論文章，反映了國際社會對日本爭當常任理事國的動機懷有疑慮。這和日本政府的自我感覺相差甚遠。

  2006年，日本政府聯合德國、印度和巴西共同爭取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此，美國政府雖然表示支持日本，但是反對一舉擴大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致日本政府奔走多年，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意圖受到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