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日復交與「台灣問題」[1] 1 中日復交的《聯合聲明》
2024-10-13 09:58:32
作者： 吳廷璆
1972年7月7日，田中內閣成立。田中角榮在首次內閣會議上表示，要努力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同日，「恢復日中邦交國民會議」在東京神田共立講堂舉行集會，紀念「盧溝橋事變」三十五周年，共商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事宜，參加集會的各界代表700多人。同一天，日本全國42個都道府縣，也同時舉行「七·七」紀念集會，掀起了恢復中日邦交的新高潮。
7月14日，日本社會黨前委員長佐佐木更三，帶著田中首相準備廢除《日台條約》的意向訪問中國。周恩來總理委託佐佐木轉告田中首相：歡迎田中首相訪華，首相的專機可以直飛北京。
7月下旬，公明黨派出以黨中央執行委員長竹入義勝為團長的訪華代表團。27—29日，周恩來總理、廖承志會長與竹入等連續進行了三次長談。在最後一次會談中，周總理把會談的內容歸納為「八項內容」。這是中國政府關於恢復中日邦交，發表《聯合聲明》的原始方案。竹入記錄了這「八項內容」，即後來所說的「竹入筆記」。其記錄的要點內容是：
一、自《聯合聲明》公布之日起，中日兩國結束戰爭狀態；
二、日本要充分理解中國提出的「恢復中日邦交三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兩國建交，互派大使；
三、中日建交，既符合兩國人民的長期願望，也符合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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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雙方同意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處理中日兩國之間的關係，中日兩國之間的爭端，通過和平協商加以解決，而不以武力相威脅；
五、不稱霸和反對霸權主義；
六、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締結《和平友好條約》；
七、中國政府放棄戰爭賠償要求；
八、雙方分別簽訂通商、航海、航空、郵政、漁業等協定。[2]
以上八條，後來成為中日復交談判的基本內容，全部寫入《中日聯合聲明》。在這次會談中由周恩來總理提出的三項「默契協定」，在復交談判時也得到日方的認可（見下文）。
在此期間，新上任的田中首相決定把自民黨內的「中國問題調查會」改組為總裁直屬機構——「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會長是前池田內閣外相、自民黨外交調查會會長小坂善太郎。8月2日，該會正副會長會議作出了兩項決定：（1）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2）田中首相為了就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問題與中國政府交換意見，將在適當的時候訪問中國。
但是，自民黨內的「親台派」卻以「台灣問題」加以阻撓。8月3日，大平外相在自民黨的常任幹事會上，就田中內閣成立以來為推進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的努力及政府的基本態度，向與會者作了說明。大平表示：「在與台灣繼續保持『外交關係』的前提下，日中雙方很難就邦交正常化達成一致。」對此，「親台派」首腦賀屋興宣極其不滿地言稱：「台灣問題是極為重要的問題，不應該輕易做出『斷絕外交關係』的決斷。」「光是中國方面提出許多原則，而我方卻沒有原則，這太不可思議了。」[3]其他的「親台派」幹事也紛紛發言，反對日本與台灣斷交。他們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三點：
（1）如果日本與台灣斷交，台灣方面必將採取報復措施，那時，中國能制止台灣嗎？
（2）斷絕「國交」，只有在對方作出有損於國際信譽的事的情況下，才能夠提出。如今，台灣方面並沒有做出任何非禮之舉，日本卻主動放棄「中華民國」，這只能說是一種（對中國的）「下跪外交」。
（3）政府打算全面屈服於中國嗎？[4]
這說明在中日復交問題上，日本自民黨內確有一批反對派。在發展現今的中日關係上，可謂也是如此。
8月15日，田中內閣對外公布，首相將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同一天，大平外相表示，如果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兩國關係正常化達成協議，那麼，日本與台灣的「國交」自然就斷絕。第二天，台灣駐日「大使」彭孟緝就大平的「發言」，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大平回答說：「日中關係正常化是時代的潮流，我對不能繼續維持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感到非常痛心。」[5]大平的這一講話，引起了台灣政界的攻擊。
為了儘可能平息台灣方面的「怨氣」，田中內閣決定選派自民黨元老、曾任佐藤內閣外相的椎名悅三郎，作為「首相特使」，與台灣方面交涉「斷交」事宜。
1972年8月22日，椎名接受田中的請求，出任自民黨副總裁。第二天，他與田中會面，答應出任「首相特使」。
同年8月底，田中首相去夏威夷與尼克森總統舉行會談。9月1日，田中告訴尼克森：本月下旬，自己將親自訪華，以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而一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就不得不與台灣當局斷絕「外交關係」。[6]
從夏威夷回國後，田中和大平加緊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步伐。這樣一來，向台灣派遣「首相特使」，交涉日台「斷交」事宜，更是到了緊要關頭。然而，台灣方面則因田中內閣決定與中國復交而耿耿於懷，拒不接受日方派遣特使。為了打開僵局，9月8日，日本外務省亞洲局副局長中江要介，打電話給自民黨全國組織委員會委員長助理松本彧彥，讓他以椎名特使秘書的身份赴台，說服台灣方面接受特使。
松本彧彥在佐藤內閣時期，曾任「日華青年親善協會」（1967年成立）事務局長。該會是應台灣方面要求成立的，旨在加強日台青年交流。當時自民黨青年局局長海部俊樹、副局長西岡武夫、青年部長小淵惠三、學生部長橋本龍太郎，後來都是日本政壇人物。由這些人從事日台間的青年交流活動，足見當時佐藤內閣對日台關係的重視。
台灣方面對這種青年的交往也極為重視，時任「國防部長」、曾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的蔣經國親自掛帥，後來擔任台灣「行政院長」的李煥和國民黨要員宋時選負責具體領導工作。
9月10日，松本彧彥到達台北，第二天拜會「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執行主任宋時選，在宋的引薦下，台灣「總統府」秘書長張群於12日接見松本。在會見中，松本向張群表明了他本次訪台的目的：
最近，田中內閣成立後，馬上著手與北京改善關係，目前日本政府正在全力以赴為此而做著準備。自民黨內支持政府這一政策的勢力也逐漸抬頭。我國政府決定派椎名副總裁作為首相特使訪問「貴國」，但至今仍沒有得到「貴國」同意接納的回覆。這使自民黨內支持「貴國」的派別逐漸陷入尷尬境地。假如「貴國」連特使都不予接受，那麼勢必在日本與「中華民國」之間產生不良影響，這自然也會妨礙我們雙方之間青年一代的交往。其實，我國政府特使將會與「貴國政府」進行怎樣的交涉、說什麼樣的話，作為我來說當然不得而知。但是不管雙方「政府」之間的關係變得如何，今後我們青年一代的交往還是要繼續發展的，至少我不希望我們之間產生感情隔閡，不歡而散。為此，還請「貴國政府」能夠接受椎名特使來訪。[7]
聽了松本的話，張群直接用日語對松本說：
我完全理解你剛才的講話。我當年去日本求學的時候，比你現在還年輕。在日本，我結識了眾多的日本青年，與他們成為好朋友。我的這一經歷以及蔣介石總統的同樣經歷，對戰後台灣與日本能保持良好關係具有很大影響。願你們青年一代的交往不斷發展。你所說的有關特使的事，我將認真考慮。[8]
得到國民黨元老、蔣介石摯友張群的支持，第二天中午，台灣「外交部」便通知日本駐台大使館：「外交部長」沈昌煥召見日本駐台大使宇山。沈昌煥首先向宇山通報，台灣方面決定接受日本政府派遣的特使。隨後，向宇山遞交了對日本政府的抗議聲明。據松本彧彥後來著書記載，其具體內容是：
（一）「中華民國政府」尊重國際上的慣例，同意日本政府的申請。沈「外長」於今天11點30分召見日本大使宇山，向其傳達了這一決定。
（二）在這次會見中，沈「外長」向宇山大使重申，以所謂日中邦交正常化為目的的日本政府的行為，是背信棄義的。它有損於日本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和兩國人民的友誼。
（三）沈「外長」還反覆向宇山大使申明，「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與中共接近的動向，表示堅決反對，並向日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進而，沈「外長」表示，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中華民國政府」都不會改變這一堅定立場。[9]
至此，台灣方面拒不接受特使的難題解決了。這次交涉的成功，固然有松本彧彥的對台關係，但台灣當局不願因此與日本搞僵關係，應是同意接受日本特使的主要原因。
日本政府得到台灣接受特使的回答後，9月14日再次召開內閣會議，決定將椎名悅三郎以「首相特使」的身份派往台灣，並決定了隨行的顧問團及隨員人選。
9月17日，椎名一行到達台北。當天，反對椎名訪台的市民，高舉「椎名，滾回去！」的標語牌，來到松山機場。本來台灣正處於戒嚴令下，是禁止集會和遊行的。但是，這一天卻出現了政府支持下的「官方遊行」。椎名一行走下飛機準備乘車離開機場時，出口被圍得水泄不通，松本乘車上的「太陽旗」被市民撕碎，坐在助手席的松本險些頭破血流。在警察的保護下，椎名一行才離開機場。
台灣當局對椎名一行的接待，也一改過去熱情的禮節，甚至會談後也沒有以往必不可少的午餐會和晚餐會。
9月18日上午9點，椎名會見「外長」沈昌煥，11點會見「副總統」嚴家淦；下午會見「日華文化經濟協會」會長何應欽，接著與沈昌煥進行第二輪會談；翌日上午與「行政院長」蔣經國會面，下午與「總統府秘書長」張群會談，並出席「中華民國」民意代表與日本國會議員座談會。
19日上午，椎名與台灣「行政院長」蔣經國舉行了大約2個小時的會談。在這次會談中，椎名首先就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日本與台灣繼續維持所謂「歷來關係」問題作了說明。他說：
「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的決議中，『歷來關係』這一含蓄的表述當中，也包含著外交關係，這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的會議記錄中，有明文記載。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幾天之後去北京，也是基於這一決定進行談判。如果雙方談不攏，他們將不向對方妥協，很可能會暫時回國，帶著被協議會重新認可的新方案再赴北京。——協議會的這一決議，將作為號令三軍的『令旗』，鞭策訪華的田中首相，使他沿著這條路線前進。」[10]
對於椎名的上述表態，蔣經國當然是不相信的。他詢問椎名：「田中首相一定會遵照協議會的決議行事嗎？」
椎名回答說：「協議會總會成立時，首相和外相都曾出席成立大會，在那次大會上首相致辭說，一定遵照協議會的意見。」
蔣經國進一步問道：「大平外相曾對台灣駐日『大使』說，日中邦交正常化實現之時，《日台和平條約》將被廢除，這是怎麼回事？」
對於這個關鍵性的提問，椎名回答：「我沒有聽到大平外相的這段原話，不好作評論。不過，我記得在別的場合他說過『理論上不能兩立』。但有關這一點，首相併沒有任何表態，只是明確表示將尊重協議會的決定，並執行決定的內容。從這些情況來看，當時大平外相也許講的只是他個人的一種看法。」
蔣經國進一步追問：「無論如何，作為外務大臣和駐日『大使』之間的會談，其觀點不能不被認為是代表各自的政府。請你回國後一定查一查會談紀錄，搞清楚日本政府的真實意圖。我們認為大平外相的這個發言，是『斷交前的最後通牒』。」
對此，椎名在詢問了宇山大使之後回答說：「當時的會談記錄是有的。據這個會談記錄記載，大平外相的原話好像是這樣的：『我想，日中實現邦交正常化之後，《日台條約》將會失去其功能。』由此看來，大平外相併不是正式向『貴國大使』表明『不得不那樣做，或準備那樣做，請向貴國政府報告』這樣的意思。因為，當時也不是說這種話的場合。大平外相是與關係親密的大使會談，可能是滿懷憂慮地表達了自己的感想。不管怎樣，當時並不是提出嚴正通告的那種場合。」
其實，蔣經國也非常清楚，中日恢復邦交後，日台間的「外交關係」很難繼續維持。椎名一行來台灣，只不過使之避免太尷尬而已。因此，蔣經國在會談的最後，只能以《我的意見》的形式，表明了以下觀點：
（1）日中正常化，不僅對當事者「中華民國」和日本造成混亂，也打亂了亞洲和世界的平衡。
（2）（我方的）大原則與宇山大使臨時回國時我請他轉達給貴國政府的內容沒有變化。
（3）與日蘇建交不同，中共是亞洲國家，處理不好，不僅對整個亞洲是個威脅，若「中共」的勢力擴展到台灣海峽和馬六甲海峽，對日本的經濟活動也將構成威脅。
（4）《日華和平條約》是日本軍閥失敗後日華（指日台——引者注）友好的新的出發點。今後願在此基礎上發展友好關係。
（5）日本曾經侵略過中國大陸，使7億同胞受盡了苦難。現在若實現日中正常化，必將使這些同胞陷入長期受苦的境地，這是對他們的第二次犯罪。我們決不能坐視不管。
（6）如果日中實現正常化，那就是繼《日華條約》後的第二次投降。我們一定會「光復」大陸，到那時日本就成了第三次投降了。
（7）在此，我代表「政府」嚴正聲明：萬一《日華條約》被廢除，由此引起的一切責任應由日本方面承擔。我們的立場是：無論出現什麼樣的困難，都會義無返顧地為了亞洲的和平走自己的路。為了維護這個權利，我們會採取一切措施。[11]
蔣經國的上述「意見」，對日本決定與中國實現邦交正常化表示強烈不滿，這是意料中的。但所謂中國將會威脅亞洲、威脅台灣海峽，卻恰好與日本某些人「台灣海峽是日本的生命線」的論調不謀而合。
進而，椎名在與台灣方面「民意代表」的座談會上，再次就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後，日台之間保持「歷來關係」作了說明。他說：
眾所周知，去年，聯合國正式承認「中共」為中國的代表。基於這種情況，我國政府正在想方設法與「中共」恢復外交關係。這樣一來，毫無疑問就會涉及到如何處理與「貴國」的關係——這一最為重要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在當今日本政府的執政黨——自民黨內已經討論過多次，但黨內意見很難統一。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的激烈爭論，終於在一周前就這一問題作出了決議。根據這一決議，日本政府考慮到與「貴國——中華民國」歷來的親密關係，決定與「貴國」繼續發展各方面的歷來關係，在此基礎上進行邦交正常化的談判。
所謂「維持歷來關係」，是一個非常含蓄的表述。對於這一表述，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上，各位委員也曾進行過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結果是，所謂「歷來關係」，即包括外交關係在內的其他所有關係，都維持歷來的狀態，在這一前提下，進行兩國間的交涉。[12]
椎名的發言，得到了與會「民意代表」的掌聲。然而，他的這個發言，卻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重視。當天晚上，周恩來總理從廣播中得到這一消息後，連夜召見正在北京訪問的日本自民黨日中邦交正常化協議會會長小坂善太郎，指出椎名的發言，表明日本政府仍然堅持「兩個中國」的立場。如果這樣，中日邦交正常化就無從談起。
9月19日下午，椎名一行從台北飛回日本。在羽田機場未下飛機時，外務省亞洲局局長吉田健三就進入機艙，向椎名通報了北京方面的反應。他對椎名說，由於他在台北的上述發言，今後會惹出許多麻煩。而椎名卻一反常態地對吉田說：「誰要你來多嘴？」[13]
在椎名看來，自己有關日本與台灣保持「歷來關係」的發言，基本上是沒有錯的。因為自民黨在日中邦交協議會上作出的決議是這樣的：「政府特別考慮到與『中華民國』的密切關係，認為應當在充分考慮繼續維持『歷來關係』的前提下，進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交涉」。在這項決議中，並沒有寫明「『歷來關係』中不包括外交關係」。
據日本學界研究，椎名在接受「赴台特使」重任之後，曾與大平外相見過一面。他詢問大平：有沒有一個既不與台灣「斷交」又能與大陸復交的兩全其美之策。大平對椎名說：「既然選擇一方，就不得不與另一方絕交。朝鮮半島是這樣，德國和越南也是這樣。與處於分裂狀態的國家交往，除此之外，別無他法。」[14]
也就是說，大平已向椎名明確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談判的關鍵是對台灣問題的態度，在這個時候，如果日本政府表明試圖要維護與台灣的實質性關係，那麼，日中邦交正常化就難以實現。如此看來，椎名完全知道日本政府「既與中國復交，必與台灣『斷交』」的這一態度。
椎名在台灣作出維持包括「外交關係」的發言，這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椎名的一貫立場，使之在這個問題上，利用了自民黨日中邦交協議會決議的含糊；二是作為政治家的外交手腕，如果椎名在台灣也像大平那樣，向台灣方面表明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時，日本必須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勢必引起更大的麻煩，進而刺激國內的親台派勢力。
台灣「亞東關係協會」會長林金莖在《戰後史開封》一書中寫道：
儘管我們抱有危機感，但沒有想到會「斷交」。我們原以為，只要日本與台灣保持著「外交關係」，「中共」就不會同意與日本實現關係正常化。這樣一來，日中復交談判就會破裂。沒想到竟陷入「中共」的圈套。假如當時我們把通過台灣海峽的日本運輸船，哪怕攔截一、二次的話，田中就去不成北京了。這種對日強硬措施，當時是完全可以實施的，而且在「政府」內部和「立法院」也都討論過這樣的問題。但是，總務會的決定和椎名先生的發言，使我們失去了以強硬手段阻止田中訪華的機會。[15]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一行登上飛往北京的專機。當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階堂官房長官及其52名隨行人員離開羽田機場時，不僅受到日本政府及自民黨幹部的歡送，而且各在野黨的幹部也來送行，這種場面是1956年鳩山一郎訪蘇以來的第一次。
同日上午11點半（北京時間），田中首相一行抵達北京機場，受到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50多名政府官員的熱烈歡迎。當日的北京秋高氣爽、陽光明媚。然而，在田中和大平踏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之前，他們所走的路卻並不是一片陽光。因為在日本國內，圍繞日中邦交正常化問題，左右兩翼勢力一直在進行著激烈的交鋒，其焦點就是「台灣問題」。
自田中擔任首相、宣布為了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將赴北京訪問之後，日本的「親台派」和右翼團體就加緊了威脅和抗議活動。右翼團體的宣傳車每天都在田中官邸和事務所周圍，打著寫有「國賊，田中角榮」字樣的標語進行示威。在自民黨內田中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岸信介、灘尾弘吉和椎名悅三郎等，對日中邦交正常化均持反對意見，福田赳夫則認為時候尚早，以駐美大使牛場信彥為首的外務省官員也不聽田中指揮，最後，田中不得不罷免了牛場的職務。即便這樣，在田中一行訪華的當天早晨，外務省的官員仍驅車來到羽田機場，懇求「這次訪華與對方交換交換意見即可，千萬不要做最終的決定。」[16]
大平正芳擔任田中內閣的外相以來，也不時地受到「親台派」右翼勢力的威脅。大平在離開羽田機場時，把一位秘書叫到身邊說：「萬一這次談判失敗，我可能再也回不到日本來了。另外，我也有可能因這次談判而遇到不測，家裡的事就拜託你了。」[17]《大平正芳其人與思想》一書的作者指出：「大凡致力於關乎國家命運的重大事件的政治家都會這樣做，大平也不例外，他是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來進行這次談判的。」[18]
在日本國內，恢復中日邦交鬥爭的焦點是台灣問題；在北京的談判桌上，交涉的核心也是台灣問題。
9月25日下午2點55分，中日兩國首腦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始舉行第一次會談。田中首先發言說：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時機成熟了。我們衷心希望這次訪華能夠獲得成功，使日中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日中邦交正常化問題之所以一直拖到今天，就是因為日本與台灣的關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將自動解除日台之間的「外交關係」。但是對一些現實問題，還必須認真對待。如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在（日本）國內就會引起麻煩。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之時，必須充分考慮對台灣的影響。」[19]
大平接著說：
「希望日中邦交正常化能夠有利於我國國內局勢的安定。為此，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其一是《日台和平條約》的問題。中國方面認為它是非法的和無效的，我們充分理解中方的這一立場。但是，這個條約是經國會表決、由政府批准的。如果日本政府贊同中國方面的見解，那麼，日本政府必須承擔過去20年來一直在欺騙日本國民和國會的責任。因此日本方面認為，《日台和平條約》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實現之時完成了其歷史使命，這一點還希望得到中國方面的理解。其二是與第三國的關係問題。即日中國邦交正常化的實現，不應影響日本與美國的關係。」[20]
周恩來總理在發言中沒有對田中和大平的發言作具體回答，而是宏觀闡述了中國政府對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態度。他說：
「正如田中首相所言，中國政府也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氣呵成。中日兩國應在邦交正常化的基礎上，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地相處。中日復交不僅有利於兩國人民，而且對緩和亞洲的緊張局勢、維護世界和平都有積極的意義。同時，中日關係的改善，不應該是排他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涉及日美關係，這是日本的問題。因為台灣海峽的事態正在發生變化，條約（《日美安保條約》《美台共同防衛條約》）本身的作用也在發生變化。台灣問題不允許蘇聯介入，這一點，中、美、日三國是有共同點的。中國方面希望，今天的會談不涉及《日美安保條約》和《美台共同防衛條約》，日美關係是你們的事，中國不干涉內政。」[21]
9月25日晚6點半，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歡迎田中首相及其一行訪華。周總理在祝酒辭中說：
「田中首相來我國訪問，揭開了中日關係史上新的一頁。在我們兩國的歷史上，有著2000年的友好往來和文化交流，兩國人民結成了深厚的友誼，值得我們珍視。」
「田中首相就任以後，毅然提出新的對華政策，聲明要加緊實現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夠充分理解中國方面提出的復交三原則，並且為此採取了實際步驟。中國政府本著一貫立場，作出了積極的響應。實現兩國邦交正常化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促進中日友好，恢復中日邦交，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現在是我們完成這一歷史性任務的時候了。」
「首相閣下，你來華之前說，兩國會談能夠達成協議，也必須達成協議。我深信，經過我們雙方的共同努力，充分協商，求大同、存小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夠實現。」[22]
接著，田中首相致答辭：
「這次，我能夠應周恩來總理閣下的邀請，以日本國總理大臣的身份，踏上我國鄰邦中國的土地，感到非常高興。這次訪問，我是由東京直飛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感到日中兩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兩國不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著長達2000年豐富多彩的交往的歷史。」
「然而，遺憾的是，過去幾十年之間，日中關係經歷了不幸的過程。其間，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我對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大戰後，日中關係仍繼續處於不正常、不自然的狀態，我們不得不坦率地承認這個歷史事實。」
「但是，我們不能永遠沉淪在過去的暗淡的死胡同里。我認為，現在日中兩國的領導人為了明天進行會談是重要的。為了明天進行會談，也就是為了亞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榮這一共同的目標，進行坦率而有誠意的會談。我這次前來此地，正是為了這一目的。我們願意同偉大的中國及其國民之間能夠建立起友好睦鄰關係，兩國能夠一面互相尊重對方同其友好國家的關係，一面為亞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榮作出貢獻。」[23]
當時，與會者禮貌地傾聽田中首相的致辭，但當聽到田中首相講到「我國給中國國民添了很大的麻煩」時，卻使與會者表示了不滿和遺憾。
9月26日上午10點20分，兩國外長在人大會堂舉行會談。在這次會談中，日本外務省條約局局長高島益郎就日方對中方提出的「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作了說明。他說：
「對於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日本方面沒有異議；對於第二條『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於日本在舊金山媾和時已經放棄了對台灣的領有權，所以日本政府對此無從表態；對第三條『《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日本政府不能承認。日本曾於昭和27年〔1952年〕4月締結過《日台條約》，若抹殺這一事實，日本外交將失去連續性。這個時候，《日台條約》應當只是『自然消失』」。[24]
進而，高島表示，日本政府認為，中日之間的戰爭狀態已經因《日台條約》的締結而終結，賠償問題也已經得到解決。[25]
從高島的上述發言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與中國進行邦交正常化談判時，仍然存在「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立場問題。
9月26日下午，中日兩國總理舉行第二次會談，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針對田中首相「添了麻煩」的說法指出：「由於戰爭的原因，幾百萬中國人失去了生命，日本所受的損失也是很大的。田中首相所講『對過去的不幸事件進行反省』，這種觀點我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田中首相所講的『給中國國民添了麻煩』這句話，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感。因為在中國，『添了麻煩』只用於很小的事情。」[26]
對於《日台條約》，周總理說：「如果在中日建交問題中摻入《日台條約》和《舊金山條約》，問題就變得難以解決了。因為如果承認這兩個條約，那麼，蔣介石就成了正統政府，而我們就變成非法的了。所以，（中日復交談判）應在充分理解中國政府提出的『復交三原則』的基礎上，也要考慮到日本政府所面臨的困難。」[27]
針對高島益郎所謂「賠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的說法，周總理指出：「日本外務省說，因為蔣介石放棄了賠償，所以中國就沒有必要再提出放棄了。聽到這話，我們非常震驚。蔣介石是在逃到台灣後，而且是在《舊金山和約》簽訂之後，對日本提出放棄賠償的。這是慷他人之慨，因為受到戰爭損害的是大陸。我們知道賠償所帶來的痛苦，我們不想把這個痛苦轉嫁給日本人民。我們是考慮到田中首相提出願意訪華，並決心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才考慮放棄賠償的。如果認為蔣介石已經放棄了，我們就沒有必要放棄了，這是對我們的污辱，我們決不能接受。」[28]
對此，田中首相說：「非常感謝周恩來總理有關放棄賠償的發言。我對中國政府不計前怨的立場深表欽佩，對中國方面的態度表示感謝。不過，日本方面還面臨著國會和執政黨內部的一些問題。但無論如何，我們都決心克服一切困難，實現邦交正常化。」[29]
周總理說：「在我國，也有少數人反對中日邦交正常化。他們也曾反對過中美關係正常化，林彪就是這樣的人。另外，我們也需要向人民解釋，不教育人民，就難以說服深受『三光政策』之害的大眾。」[30]
9月27日下午4點20分，周總理和田中首相開始進行第三次首腦會談。這次會談的主題是國際問題，最後也談到了台灣問題。周總理說：
「杜勒斯的政策是把大陸與台灣分割開來，將台灣置於美國的保護之下。但蔣介石卻沒聽美國的話。蔣介石是一個個性很強的人，美國要求國民黨軍隊撤離金門和馬祖，因為金門和馬祖不屬於美國的防衛範圍。美國的要求激怒了蔣介石，看到這種情況，我們開始對金門實施炮擊。這樣一來，蔣介石就有了保衛金門和馬祖的藉口。」[31]
由此可以看出，儘管蔣介石在敗退台灣之後繼續與共產黨為敵，但當外國勢力插手台灣，祖國的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時，共產黨還是以民族利益為重，儘可能地幫助蔣介石對付美國。
9月28日下午，周總理與田中首相舉行第四次，也是本次田中訪華最後一次首腦會談。一開始，周總理就說：「今天想談談台灣問題。」他說：「關於台灣問題，想聽聽日本方面的意見。我在1924年就認識了蔣介石，與國民黨也有過兩次合作，還打過兩次。50歲以上的國民黨要人我都認識。今天是秘密會談，請隨便談談。」[32]
接著，大平外相拿出日方擬就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的日台關係》，一字一頓地宣讀開來。現將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日中邦交正常化實現之後，現在統治著台灣的「政府」與我國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將自然解除。但是，日本政府不能無視日台之間業已存在的多方面的交流這一事實，以及日本國民對台灣所抱有的同情。日本政府今後將不堅持「兩個中國」立場，也不考慮支持「台灣獨立運動」。對台灣不抱任何野心。這一點請相信日本政府。[33]
周總理說：
據說明天（29日）簽字儀式後，大平外相將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斷絕日台「外交關係」，對此，我們表示歡迎。我們感謝田中、大平兩位遵守信義，中國方面也一定說到做到。中國有句話叫做「言必信，行必果」。希望今後中日之間能夠樹立一種新的關係。[34]
田中首相說：
我們是下了巨大的決心來中國訪問的，明天大平大臣在記者招待會上，將把台灣問題作一個明確的了斷。明天大平大臣的記者招待會，自民黨內可能會有人認為這是違反黨的決議。但我是政府總理，同時也是黨的總裁，我有權最後拍板。[35]
當周總理談了對台灣政界現狀的看法之後，田中再次強調了日本國內的困難。他說：「在台灣問題上，日本國內、特別是自民黨內問題最多。我在來華訪問之前，向佐藤前總理通報了我的想法，他非常理解我。有關日本與台灣的關係，是考驗我和大平政治能力的問題。但為了日中兩國長遠的利益，對這點困難還是有思想準備的。」[36]
周總理說：「但凡干一點事情，必然會有人反對。」[37]
田中首相一行在中國期間，除了上述政府首腦會談外，兩國外長還舉行過三次正式會談和一次非正式會談。
9月27日晚，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階堂官房長官等日本客人。
9月29日上午，兩國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簽署了《中日聯合聲明》。其中記載了「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上，謀求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這一見解。中國方面表示歡迎」等，並記載了以下九條內容：
（一）自本聲明公布之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
（二）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四）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決定，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在各自的首都為對方大使館的建立和履行職務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並儘快互換大使。
（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各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係。
根據上述原則和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兩國政府確認，在相互關係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九）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進一步發展兩國間的關係和擴大人員往來，根據需要並考慮到已有的民間協定，同意進行以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為目的的談判。[38]
《中日聯合聲明》對有關結束兩國的戰爭狀態，使用了結束「不正常狀態」的表述，並在開始部分寫明：「兩國人民切望結束迄今存在於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戰爭狀態的結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兩國人民這種願望的實現，將揭開兩國關係史上新的一頁。」
對過去戰爭的反省，由於中國方面的堅持，日本方面放棄了「添麻煩」一詞，改為「造成損害」。
關於「復交三原則」，在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聯合聲明草案大綱》中，將其寫入了「正文」第二條，具體表述為：「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中日復交三原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39]但日本方面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沒有必要在敘述了日本政府對包括承認問題在內的「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之後，再具體言及承認問題。日本方面認為，在這一條中，只敘述承認問題就足夠了。[40]
日本方面對中方草案的這一修正，把「復交三原則」內容刪掉兩項，在中國方面據理力爭下，增加了《聲明》中的第三條。至於對《日台條約》的處置，中方照顧日方的實際困難，決定不在《中日聯合聲明》中表示，而是在《中日聯合聲明》簽署之後，由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在記者招待會上宣布：日本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日台條約》宣告結束。
此外，考慮到日本方面的實際情況，沒有把有關台灣問題的事項全部寫入《中日聯合聲明》中，中日雙方對此達成「默契協定」，其內容如下：
一、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
二、《中日聯合聲明》發表之後，日本政府將從台灣撤出其使領館，同時，採取有效措施，關閉蔣介石集團（或稱台灣）的使領館；
三、對戰後日本的團體和個人在台灣投資和經營的企業，當台灣解放時應給予適當的照顧。（當然是指中國方面給予適當的照顧）。[41]
《中日聯合聲明》簽署之後，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北京中央民族文化宮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他向中外記者介紹了剛剛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並回答了記者提出的問題。在談到台灣問題時，大平說：
「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問題的立場，已經在第三條中作了明確表述。《開羅宣言》規定將台灣歸還中國，而日本接受了繼承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第八條有『《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的明文規定，按照我國承諾了《波茨坦公告》這一原委，日本政府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場是理所當然的。」[42]
對於《日台條約》和今後的日台關係，大平外相也作了說明：
「在《聯合聲明》中雖然沒有觸及，日本政府的見解是，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華和平條約》（即《日台條約》—本書注）已失去了存在的意義，並宣告結束。」「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台灣和日本將不能繼續維持『外交關係』。因此，處理善後事務所需要的時間一旦結束，就將不得不關閉在台灣的日本大使館。」[43]
當天上午9點，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法眼晉作通知台灣駐日本「大使」彭孟緝：上午11點，中日兩國政府將發表《中日聯合聲明》，宣布結束日中之間的不正常狀態。同時，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換大使。他說：
「由於『國民政府』和北京政府都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這種情況下，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日華（指日本與台灣——本書注）間的『外交關係』就不能維持了。但是，作為日本政府來說，只要『國民政府』不持異議，願意在可能的情況下，與台灣繼續維持諸如民間範圍內的貿易和經濟關係這樣的實務關係。為此，希望『國民政府』能充分保護在台日本國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另外，日本政府重申，我們將對滯留在我國的台灣方面的中國人予以充分保護。」[44]
同一天，台灣「外交部」發表聲明，宣布與日本政府斷絕「外交關係」。聲明說：「鑑於日本政府無視條約義務的背信棄義行為，『中華民國政府』在此宣布，斷絕與日本政府的『外交關係』。對於這一事態的發生，日本政府應負完全責任。」[45]
9月30日上午，田中首相一行從上海回到東京，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的。
客觀地說，中日復交談判是成功的。這是兩國領導人本著著眼大局、求同存異的精神，相互理解、共同協商的結果。然而，在中日復交談判過程中，也留下了一些遺憾，甚至可以說是隱患。如，中國政府提出的「中日復交三原則」，是完整的復交原則。但日本方面卻不願明確表示同意，或以「難向國會交代」為由，拒絕承認《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即便「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寫入了《中日聯合聲明》的第三條，但日本政府也只是對中國政府這一立場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並沒有明確表示「承認」。這無疑為後來的中日關係留下了陰影。
當然，從中日兩國政府達成的「默契協定」來看，對台灣問題的處理，應當說接近「圓滿」。特別是第一條：「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解放台灣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這與中國政府的立場完全一致。但「默契協定」畢竟是「默契協定」，它所承擔的國際義務及得到國際認同的程度，與兩國政府正式簽署、公開發表的《聯合聲明》不能同日而語。事實證明，《中日聯合聲明》發表之後，台灣問題乃是兩國關係中的敏感問題和「麻煩」。這說明日本政府沒有把中日復交時達成的「默契協定」，當作約束行為的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