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建立「滿洲國」傀儡政權

  如上所述，1931年9月22日，日本關東軍所策劃的《滿蒙問題解決方案》（關參第411號），不僅選定了傀儡政權的元首和可以起用的人員，而且謀劃了傀儡政權所要覆蓋的地理範圍。因此，9月22日午後4時，日本關東軍便通知天津駐屯軍司令官：「應將宣統皇帝、羅振玉、徐良等置於其保護之下。」

  同日，板垣參謀在奉天秘密訪問張景惠，使之決心在23日北上（哈爾濱）歸任；而今田大尉則前往吉林，與熙洽聯繫；9月25日，今田又通過洮南公所所長河野正直與張海鵬聯繫，實可謂緊鑼密鼓地進行偽政權的建立活動。

  9月28日，日本參謀本部第二部長橋本虎之助等人秘密抵達奉天，兩次會見關東軍參謀長三宅、高級參謀板垣、石原莞爾和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據上述《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記載，其主要任務是：溝通關東軍的行動與陸軍中央的聯繫，以及關於「樹立新政權的問題」，以便「了解經過，疏通意志，在可能的範圍內予以側面援助」。

  與此同時，則是傳達日本陸軍大臣和參謀總長的「口信」：

  「在軍事行動告一段落的今日，希望採取便於指導閣議的行動。所謂『不擴大事態』，是政治性的意義，要考慮向軍事用兵所必要的地點擴展。大臣的意圖是，一方面出於鼓勵，同時又希望現今沒有其他目的而需要集結的話，還要行動。之後，板垣參謀說明了新政權問題。其綱領如下：在現今的形勢下，一舉占領的方案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首先樹立新的支那政權。此時，以支那人為盟主，也要使滿蒙脫離支那本土，謀求滿蒙統一，在表面上依靠支那人，但實質上要掌握在我國手中，這三條是絕對必要的。」[1]

  從上述記載可知，日本陸軍中央，也即所謂的軍部，對於關東軍策劃建立傀儡政權是完全知曉而且是支持的，9月24日日本政府宣稱的「不擴大事態」，則不過僅僅是「政治性的意義」。因此，關東軍在上述的政府聲明之後，並沒有中止軍事行動。[2]而且，加緊了有關建立偽滿政權的工作。

  10月6日，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對滿鐵總裁內田康哉「懇談」，再次明確：

  「我確信，為了打開困難局面，除了必須建立新政權之外，沒有別的辦法。若只是維護既得的權益，其結果，僅是南滿洲問題的禍患便將永遠留於後世。」

  「為了樹立新政權，按照以下原則是有利的：一、使滿蒙完全脫離支那本土；二、一手統一滿蒙；三、表面上依靠支那人統治，但實質上掌握在我方手中。而這個新政權最終在實質上必須置於我國的保護之下，至少要獲得軍事、外交和交通的實際權力。」

  

  進而，他還言稱：

  「我軍行動的根本原因，在於支那軍閥官憲積年唆使的侮日行為。本軍的這次發動，是行使當然的自衛權。……從軍事上觀察，無需擔心現在的一般形勢。在目前的情況下，蘇聯決不會出現大事，英美也是如此。即使以彼等為對手，在軍事上也不足為懼。作為國力，只要把滿蒙納入我國手中，則可以自行控制北支那，持續進行持久戰。不，只要有此重大決心，從現在的國際關係上看，就決不會爆發此種戰爭，支那中部的排日也會戛然而止。」[3]

  這一歷史資料表明，作為侵略戰爭的肇事者，不僅沒有絲毫的愧疚，反而奢談什麼「行使當然的自衛權」！然而，這恰恰就是當年日本政府和法西斯軍人的邏輯。

  10月21日，日本關東軍國際法顧問松本俠與板垣、石原莞爾等多次密謀後，確定了建立傀儡政權的第一次具體方案――《滿蒙共和國統治大綱方案》。其核心內容是：

  「〔前略〕對於外敵侵入，要斷然排除；

  「整理稅制，改革徵稅制度……

  「改革司法制度……

  「為謀求資源的開發、產業的發達、貿易的振興，歡迎外國資本及技術；

  「鐵道附屬地（中東鐵路和滿鐵）維持現狀，但對中東鐵路之護路軍另行規定；

  「在軍事方面，根據與帝國之條約，國防軍（對俄、對中）委託於帝國，為了只是維持治安，將若干軍隊駐於各個要地，並設置帝國之軍事顧問；

  「關於外交，公開承認帝國之干涉，在對外關係上不妙，但是要形成批准時，以帝國顧問（名義是顧問，實質上擁有權限）同意為條件的組織；

  「各種政治機關中，也要派有帝國顧問，給予實權，以便指導監督；

  「延續以往日支間締結的條約上的各種權利；

  「與支那人一樣，承認日本人內地雜居權、土地獲得權、森林採伐權、礦山開採權等……；全部鐵路委託〔日本〕經營；

  「關稅特權，作為理想，希望與日本之間的輸出輸入全部無稅……。[4]

  在上述計劃之下，日本關東軍於同年10月設立所謂「自治指導部」，以漢奸於沖漢為部長，由關東軍政治部主任中野琥逸為首席顧問，利用已經加入日本籍的清朝慶王溥偉所組織的「四民維新會」「東北籌治會」等，盜用民眾團體的名義，進行建立偽政權的宣傳。

  10月24日，關東軍進一步做出《解決滿蒙問題之根本方策》。其中的方針是：

  「要以建設與支那本土絕緣，表面上由支那人統一，而實際權力由我方掌握，以東北四省及內蒙古為領域的獨立的新滿蒙國家為目的。在此期間，要在神速地促進此一政權發展的同時，在各個方面實質性地確立推進我方經營的堅固不拔的基礎。」

  其具體「要領」包括：

  「在遼寧省，要通過我方的暗中支持，樹立特異的行政府……。在此期間，迅速確立吉林和黑龍江兩省的親日政權，並期待其穩定，對於熱河省則要等待形勢逐步好轉」；

  「吉林黑龍江兩省一旦大體確立政權，則立即通過我方的暗中支持，以圖快不圖好為宗旨，立即使兩者與遼寧省行政府聯省統一，宣布建立承認我國要求條件的新國家」；

  「在我方暗中促進建設運動中，如有以武力干涉或加以妨害者，要斷然排擊之」。[5]

  1931年11月8日，土肥原賢二在天津市區策劃暴亂，將前清退位皇帝溥儀秘密帶往旅順。12月11日，日本關東軍指派漢奸趙欣伯、張燕卿、趙仲仁和日人中野琥逸、金井章次等組成「建國委員會」，擬定偽滿政權體制。

  1932年1月27日，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擬定「以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主席組織中央政務委員會，進行關於各省聯絡、統制事項及樹立新國家的一切準備」。[6]為此，日本關東軍在國聯派遣調查團之前，首先將自稱黑龍江、吉林和遼寧省省長的軍閥組織起來，成立了所謂「東北行政委員會」。然後由他們在3月1日發表建立偽「滿洲國」聲明。

  3月6日，板垣將溥儀從旅順帶至湯崗子，與之最後確定了偽滿政權的人選，並讓溥儀以「執政」的名義，在事先準備好的致關東軍司令官本庄繁的文件上簽字。時間為3月6日，而所署日期卻是所謂「大同元年三月十日」。其具體內容是：

  「經啟者：此次滿洲事變以來，貴國竭力維持滿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貴國軍隊及人民均受重大之損害。本執政對此深懷感謝，且確認此後敝國之安全發展，必賴貴國之援助指導。為此，對於左開各項，特求貴國之允可。

  一、敝國關於日後之國防及維持治安，委諸貴國，其所需經費，均由敝國負擔。

  二、敝國承認，在貴國軍隊國防所必要的範圍內，將已設之鐵路、港灣、水路、航空等等之管理權及新路之修築，均委託給貴國或貴國所指定之機關。

  三、敝國對於貴國軍隊認為必要之各種設施，竭力援助。

  四、敝國參議府可任用貴國知名卓識之士擔任參議，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亦可任用貴國之人。其人物之選定，委託貴軍司令官保薦，其解職亦應商得貴軍司令官之同意。

  前項參議之人數及參議總數有更改時，若貴國有所建議，則依兩國協議以增減之。

  五、將來兩國締結正式條約時，即以上開各項之宗旨及規定，作為立約之根本。」[7]

  上述種種，是傀儡溥儀向日本政府簽署的賣國、賣身契約。

  1932年3月9日，溥儀正式就任「執政」，國號「滿洲國」，年號大同，定都長春（改稱新京）。至此，偽「滿洲國」宣告成立。

  同年3月12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滿蒙問題處理方針綱要》。其中決定：

  一、關於滿蒙，要在帝國的支持下，使該地在政治、經濟、國防、交通、通訊等各種關係上，體現帝國生存重要因素之性能。

  二、鑑於滿蒙已經從支那本部分離，成為一獨立政權統治支配之區域的現狀，要誘導使之逐步具備一個國家之實質。

  三、現下維持滿蒙之治安，主要由帝國任之。將來維持滿蒙治安及保護滿鐵以外之鐵道，主要是由新國家之警察乃至警察部隊負責。為達到上述目的，要謀求新國家建設和刷新維持治安機構，特別是使日本人作為指導骨幹。

  四、要以滿蒙之地作為帝國對俄、對支那的國防第一線，不允許外來之搗亂。為了上述目的，要增加與之相適應的帝國駐滿洲的陸軍兵力，而且應有必要的海軍設施。不允許新國家擁有正規陸軍。

  五、以新國家為對象，恢復和擴充我在滿蒙之權益。

  六、在實行上述各項措施時，要努力避免與國際法乃至國際條約相牴觸，特別是關於滿蒙政權問題之措施，要在九國條約等關係上，可採取由新國家自動提議之形式。

  七、為了實施帝國有關滿蒙政策，要迅速設置統制機關，但目前維持現狀。[8]

  上述決定的根本目的，是企圖把中國東北變成第二個朝鮮，而且「要以滿蒙之地作為帝國對俄、對支那的國防第一線」。至於如何獲得權益，按照上述決策，則是所謂「由新國家自動提議的形式」。

  同年8月7日，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與關東軍司令本庄繁簽訂有關偽滿鐵路、港灣、航道和航空等管理協約及附屬協定。

  9月9日，鄭孝胥又與時任關東軍司令官的武藤信義簽訂有關礦業協定。所及範圍遍及東北三省和熱河省，多達三十八處，礦藏種類包括鋼鐵（含特種鋼）原礦、輕金屬原礦、煤炭、石油、油母頁岩、鉛礦、亞鉛礦、鎳礦、硫化鐵礦、銻礦、錫礦、白金礦、水銀礦、黑鉛、石棉和硝石等等。而且，該協定規定：

  日本帝國臣民（包括法人）所獲得的礦產採掘權「全部是無期限的」（第一條），偽滿政權制定或修改礦業法規，必須「預先徵得日本國政府同意」（第五條）。[9]

  9月15日，日本駐偽滿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又與鄭孝胥在長春簽訂《日滿議定書》。內含二條：

  一、在日滿兩國未另行締結約定的情況下，滿洲國確認並尊重日本國或日本國民在滿洲國領域內，依據以往日支間的條約、協定及其他合同與公私契約所擁有的一切權利和利益。

  二、日本國和滿洲國確認，對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脅，同時就是對締約國另一方的安寧與存在的威脅，兩國約定共同承擔國家防衛，為此，所必要的日本國軍隊要駐紮在滿洲國內。[10]

  同日，日本政府宣布承認偽「滿洲國」。至此，日本政府初步完成了霸占中國東北的戰略目標。

  在此期間，中國南京政府向國聯控告日本政府發動侵略戰爭的罪行。

  1931年9月23日，時任國聯議長的賴爾（西班牙外交大臣）向中日兩國發出第一次緊急通告，要求兩國不要採取使現狀惡化或有害和平解決問題的一切行為，並尋求立即撤退各自軍隊的適當手段。[11]

  對此，日本政府通過駐日內瓦全權代表，向國聯作出答覆，言稱日軍的行動「只是為了保護居留民、鐵路和自身的安全」，日本政府「始終採取防止擴大事態惡化的方針」，以及所謂對吉林和奉天等若干地點的駐軍「也不是軍事占領」等等。[12]隨後，第二天則發表了前述第一次顛倒黑白的政府聲明。

  9月30日，國聯理事會做出決議，「知悉」日本政府代表「希望」在最短期間內撤退日本軍隊的聲明（恢復到九一八事變之前），並約定10月14日再次審議事態的發展。[13]

  然而，10月12日，日本政府卻以儘管「九一八事變」時，「中國軍隊聲明不抵抗主義，但在事實上卻隨處試圖抵抗，以致日本軍隊出現許多死傷者」，以及所謂即使中國政府命令張作相、王樹常兩將軍維持地方治安，也「不能不再次感到與事態當初有同樣的重大威脅」為藉口，拒絕在10月14日以前，撤退滿鐵附屬地之外的軍隊。[14]

  10月24日，國聯理事會以十三國同意、日本一國反對的絕對多數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政府在11月16日之前，完全撤退占領中國各地的日軍。但10月26日，日本政府發表《關於滿洲事變的第二次聲明》，繼續掩蓋發動侵略戰爭的真相，重複所謂「滿洲事變全然起因於中國軍憲之挑撥行動」，並提出所謂「否定相互的侵略政策及行動」，以作為與中國政府單獨交涉撤兵的條件。[15]

  12月10日，國聯理事會再次確認9月30日的決議，並組成五人委員會（李頓調查團），對「九一八事變」進行實地調查。與此同時，擔任理事會議長的白里安追加宣布：「在有關定期完全撤退日本軍隊的9月30日決議所揭示的條件下，理事會切實期待日本軍隊儘可能迅速地撤退到鐵路附屬地之內。」[16]

  但是，日本政府不僅沒有履行撤兵的承諾，反而於12月23日開始進攻錦州，以期按照既定方針，消滅張學良的東北軍。

  1932年1月3日，日軍占領錦州，東北軍退入關內。

  1月28日，日本政府為了轉移國際視線，又在上海製造事端，然後嫁禍於人，藉故挑起「一·二八事變」。

  2月7日，日本政府發表關於「上海事件」並派遣陸軍的聲明，言稱上海事件的爆發乃是由於中國的「排外運動」，「國土接近、利害最為錯綜的帝國，在列國當中處於最大的犧牲地位。」進而則稱向上海派遣陸軍的目的，在於保護帝國臣民和巨億之財富，並完成所謂防備租界的「國際義務」。[17]

  2月15日，日軍第九師團和混成第二十四旅團，在吳淞附近登陸，20日發動第一次總攻擊，25日發動第二次總攻擊。及至3月1日，日軍又以第十一師團在長江的七丫口（常熟縣）登陸，從背後發起第三次總攻擊。但因中國軍民的強力抵抗，5月5日，簽訂停戰協定，日軍終未占據上海。[18]

  同年8月27日，日本政府從國際關係的角度，確定了《時局處理方針案》。其中承認：「繼滿洲事變而發生上海事件之後，我國的國際關係甚為惡化，或大勢所趨，難保不導致國聯或各國共同對帝國施加現實壓迫之事態。其後，隨著上海方面的情況變化，上述形勢逐漸緩和，但我國將來的對支關係還有種種波瀾，特別是滿洲問題，今後還藏有許多難關，我國國際關係之前途，還不許俄然樂觀。」

  但是，該決策隨後則稱：

  「萬一國聯等對帝國施加重大的現實壓迫，我方也要以實力排除之，此事自不待論。為了防備這種情況，政府要及早充實軍備，並充分考慮非常時經濟及國家總動員問題。要以斷然之決心和周到的準備處理今後的事態。」

  進而，該決策所列舉的具體政策是：

  「處置上述事態，應以帝國獨自的立場推進滿蒙經略。這是帝國外交的樞軸。而鑑於昭和九年〔1934年〕以後的對美兵力和蘇聯的產業計劃等等，要迅速地致力於確立我滿蒙經略的根基。」

  「國聯方面如果敢於進而干涉，觸動帝國經略滿蒙之根本，則按照三月二十五日閣議決定的方針處理。然而，儘管如此，國聯方面如果依然不加反省，反而進一步顛覆帝國滿蒙經略之根本，施加有危及我國國運之將來的現實壓迫時，帝國則已不能留在國聯之中……」[19]

  也就是說，此時的日本政府面對不利的國際形勢，不僅堅持其侵略政策，而且要加強軍備，準備退出國聯，以進行更大的冒險。因此，該決策的前言聲稱：「帝國政府要益加發揮自主外交之真諦，為了打開國運並完成國家的使命而堅忍不拔地努力。」

  在此期間，李頓調查團經過在日本和中國東北的實際調查，於1932年9月初，完成了英文148頁、內含10章洋洋萬言的報告書。9月30日，遞交給中日兩國政府。10月2日公布於世。國聯在此基礎上組成十九國委員會，繼續審議和聽取中日兩國的意見。

  1933年2月24日，國聯總會以42個國家同意、日本反對和一國棄權的絕對優勢，通過十九國委員會的報告書和勸告案。其中：認為滿洲的主權屬於中國；認為日本軍隊在南滿洲鐵路附屬地之外駐屯及在附屬地之外的軍隊行動，與可以規律解決紛爭法的各項原則不能兩立；以及實施上述勸告，要依靠必要而適當的交涉機關行之等等。」[20]

  對於肇事者和侵略者的日本政府而言，實際是不痛不癢，未能對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和行為，形成有力的制約；而對於中國而言，則是有損國家主權，是犧牲中國來換取日本政府的妥協。特別是內中所通過的各項原則及條件」的內容是：

  「中國及日本雙方的利益兩立」；「考慮蘇聯的利益」；「要與現存的多邊條約相一致」；「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利益」；「中國與日本設定新條約關係」；「滿洲自治」；「促進中國與日本的經濟接近」；「關於中國之改造實施國際合作」等等，[21]更是順從日本政府的意志，並將中國置於列強的共同管理之下。

  然而，日本政府的國聯代表松岡洋右卻當場宣布：

  「日本代表難以同意十九人委員會已做成的報告案，因此向總會通告不能承諾。」

  進而則稱：

  「遠東紛議的根本原因，在於支那無法律的國情和不承認對鄰國的義務，完全唯自己的意志行事之非望。……日本作為其最近的鄰國，在這一點上蒙受了最為重大的損害。」[22]

  這是「賊喊捉賊」。隨後，松岡朗讀事先準備的宣言書，並退出會場。

  1933年3月8日，日本政府決定退出國聯，3月27日發表退出國聯通告，內稱：

  「帝國政府認為已經沒有同國聯合作之餘地，根據國際聯盟規約第一條第三項，帝國通告退出國際聯盟。」[23]

  對此，有日本學者認為，日本政府選擇了國際孤立，而實際是我行我素，按照既定的國策方針，執意擴大侵略的選擇。

  注釋

  [1]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195頁。

  [2]請參閱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79頁。

  [3]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202—203頁。

  [4]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同上書，第228—229頁。

  [5]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232—233頁。

  [6]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367頁。

  [7]板垣所準備的蹩腳的漢文，收入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408—409頁。日譯文本，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217頁。本書行文參照兩者。

  [8]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204—205頁。

  [9]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222—223頁。

  [1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215頁。

  [1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181頁。

  [12]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181頁。

  [13]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183—184頁。

  [14]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185頁。

  [15]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185—186頁。

  [16]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193頁。

  [17]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198—199頁。

  [18]參閱吳廷璆主編：《日本史》，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80頁。

  [19]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206—207頁。

  [2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262—263頁。

  [2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261頁。

  [22]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264頁。

  [23]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2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