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陰謀發動「九一八事變」

  1931年3月，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1885—1948），對各兵種學校教官做了題為《從軍事上看滿蒙》的講話。他說：

  「明治天皇在位期間，我國以國家命運作賭注，斷然進行了日清、日俄兩大戰役，結果終於在大陸的一角確立了特殊地位……。

  「滿蒙對帝國之國防及國民之經濟生活上，有著極其深刻而特殊的關係，這當然不能以單純的經濟觀點來衡量，作為帝國的現實問題，我敢於毫無顧忌地向世界公然表明，解決滿蒙問題是……建立在基於日本帝國之使命、以實現遠大理想為目的之大信念之上的，深遠之聖意也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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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兵略上觀察滿蒙之地位，滿蒙（大體指東四省範圍）北以黑龍江、西以大興安嶺與俄國領土為界，東南以鴨綠江與朝鮮為界，西南以松嶺、七老頭、陰山等山脈與中國本土隔開，劃出了四周的天然屏障，自身形成了戰略據點。（中略）

  「由於帝國掌握著具有滿蒙戰略關鍵之據點，所以在這裡形成了帝國國防第一線。從消極方面說，是完成朝鮮之防衛，從積極方面說，是牽制俄國向東發展，並握有對支那有力的發言權。（中略）

  「滿蒙的資源很是豐富，保有作為國防資源所必需的所有資源，是帝國自給自足絕對必要的地區。而且將來開發的餘地甚大，滿洲的價值在於將來，實在前途無量。（中略）

  「根據大正四年〔1915年〕之日支條約，儘管規定我國在南滿洲除了土地商租權之外，擁有居住及營業權，在東部內蒙古還擁有以農業為主的合辦事業權。但是，由於支那官憲沒有誠意，所以在十五、六年之間，這些條約上的既得權益不僅沒有實現，而且連居住和營業也正在受到支那方面的妨害。……目前積累的日滿懸案，大小五百件余多，數年來一件也沒有解決。」（中略）

  他最後強調：

  「從目前支那方面的態度來考察，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只用外交的和平手段，終究不能貫徹解決滿蒙問題的目的。」[1]

  板垣的講演，可謂繼田中之後，更為明確地道出了垂涎中國東北和謀求武力霸占的意圖。

  因此，當時日本參謀本部完成的《昭和六年〔1931年〕度形勢判斷》中，有關根本解決「滿蒙問題」的第三個階段，則是「占領滿蒙」。[2]

  在此期間，積極鼓動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的另一代表人物，便是日本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1889—1949）。同年5月，他在《滿蒙問題私見》中寫道：

  「為了我國國運的發展，滿蒙正是最為重要的戰略據點。將滿蒙置於我國勢力之下，朝鮮之統治方能穩定。我國若以實力表示斷然解決滿蒙問題的決心，則可立於對支那本部的指導地位……」。「滿蒙的農產足以經濟我國民的糧食問題；鞍山之鐵、撫順之煤炭等，在目前足以確立我國重工業的基礎；在滿蒙的各種企業，可以救助我國現在的有知識的失業者，打開眼前的蕭條。」

  石原認為：

  「單純是經濟上發展，在老奸巨滑的支那統治者之下，最終難以期待超過現在的情況，二十五年的歷史已經做出了明示，特別是作為針對俄國的東洋保護者，為了安定國防，要刻骨銘記，解決滿蒙問題的政策，除了將滿蒙作為我國的領土之外，絕對沒有其他途徑。……而且，在確定戰爭計劃上，要不問戰爭動機，確定日期，按照日韓合併的要領，向中外宣布合併滿蒙足矣。……如有良機，依靠關東軍的主動，成就回天之偉業絕非難事。」[3]

  由此可見，日本藉故發動侵略戰爭已經只是時間問題。

  於是，同年5月下旬，日本關東軍在金州進行實戰演習，29日舉行部隊長會議，日本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做出如下訓示。他說：

  「滿蒙之地，在帝國國防及生存上，具有甚深而特異之關係，不可單純以經濟觀點來衡量，原本無需贅述。所以，歷代當局者都要傾注心血努力解決之。仔細觀察帝國現今之形勢，國難內外相逼，邦家前途實在不堪憂慮，而能夠克服和打開此種現狀，謀求國運的發展，妥善對應將來世界局勢之變化……完成帝國高遠使命之途徑，實以根本解決滿蒙問題為第一步。

  「再看鄰邦支那的形勢，去年九月，以張學良和平通電為契機，一時得以小康。但隨著這次國民會議的召開，兩廣及中原地區再次燃起反蔣運動，軍旅相動，前途驟然不可逆睹，東北政權大有再次投入漩窩之虞。另一方面，支那官民的排日、收回利權運動漸趨本質，其勢將及於滿蒙，一再策劃排除我國勢力……。目前之事實，可謂日支處於政治、經濟抗爭時代，實有暗雲低迷之感。加之，列國勢力侵潤，國際關係不容置之度外。因此，解決此一問題之際，需要舉國一致之大英斷，此乃深刻期待我軍部者。

  「在此非常時刻，要有非常之決心。諸位軍官宜督促鼓勵部下將卒，振作志氣，努力練就精銳部隊，並時刻進行周到準備，以期應變無誤。本職深深信賴諸位，但願上下一致，以死而後已之氣概，完成閫外之重任。」[4]

  隨後，板垣進一步做了題為《關於滿蒙問題》的講演。其中，列舉了四種「處理滿蒙問題」方案：

  一是將滿蒙作為領土或作為保護國；

  二是解決尚未解決的問題，實質上是要擴充超出現有之權益；

  三是消極維持現有之實際權益，專門在經濟方面求得發展；

  四是放棄現有政治、軍事權益，採取新的經濟發展形式，但最終目的在於求得領土，即或是採取第二種方案，也必然要做好向第一種方案飛躍之準備，這是確信無疑的。

  板垣明確地宣稱：

  「談到帝國之國防，首先應該注意和美國、俄國、英國之間的關係。帝國面臨東西二萬公里的太平洋，北起本土南至台灣，漫延五千公里……所以，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從根本上解決滿蒙問題。」[5]「不管形勢變化如何」，只要主動尋找「機會」，便「有必要使用武力。」

  諸如：

  （1）抓住既得權益受到「踐踏」，根據行使自衛權，送交最後通諜，準備行使武力；

  （2）中國本部禍亂波及東四省，現政權發生動搖時，為維持東四省之治安，則必須行使武力；

  （3）東四省內新舊兩派發生爭執、演出政變，為了維持治安，需要行使武力；

  （4）如發生排日暴動、日支兩軍衝突等，由於偶發事件擴大，為維持治安懲治暴動，需要行使武力等等。[6]

  這就是所謂板垣的「創世紀的大演講」。

  同年6月中旬，日本陸軍大臣南次郎指令轉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的建川美次，主持召開包括陸軍省軍事課長、參謀本部編制課長、歐美課長和中國課長參加的秘密會議，經過反覆研究，建川等人策劃了《滿洲問題解決方策大綱》。內中決定：

  一、關於緩和張學良政權在滿洲的排日方針問題，要與外務當局緊密聯繫，加以實施，關於使關東軍慎重行事問題，陸軍部中央部門要加以周密指導。

  二、（前略）如果排日運動發展的話，最終則將不得已而採取軍事行動。

  三、解決滿洲問題，得到內外的理解是絕對必要的。陸軍大臣要通過閣議，努力使各大臣了解當地的情況。

  四、讓全體國民特別是新聞界了解滿洲之實情，其主要業務由軍務局主要負責，情報部要予以合作。

  五、陸軍省軍務局和參謀本部情報部，要與外務省有關局課緊密聯繫，使有關各國了解滿洲實際發生的排日行動，在萬一出現必要的軍事行動時，使各國諒解日本的決心，要事先提出周到的不使之無理反對和壓迫的工作方案，在得到上司的決定之後，順利實施。

  六、在軍事行動時，需要多少兵力的問題，要與關東軍商議後，由作戰部做出計劃，請求上司決定。

  七、為求得內外理解之施策，要以一年，也即至來年春天為期，以便周到實施。

  八、要讓關東軍首腦部門熟悉中央的方針，在未來的一年內隱忍自重，避免捲入因為排日行動而發生的糾紛，在萬一發生糾紛時，要保持局部處理，努力使之不擴大範圍。[7]

  上述決策表明，武力解決滿蒙問題，已經成為日本軍界上下一致的目標。當時日本的軍部之所以要求關東軍「隱忍自重」，主要是考慮國內的政治狀況和國際形勢。[8]

  同年6月底，板垣等人完成了九月下旬在柳條溝〔湖〕發動戰爭的計劃。[9]

  7月，關東軍專門從東京向奉天秘密調運兩門24厘米的重炮，並將炮口對準北大營的中國駐軍和飛機場。隨後又運來30餘架軍用飛機、20餘門野炮及其他大批軍火。

  9月4—5日，日軍則在瀋陽兵工廠附近舉行大規模的包圍和攻擊演習。

  9月8日，又在北大營附近的旺官屯、關帝廟、老瓜堡等地進行野外實戰演習，並在合堡大街進行巷戰演習。隨後還不斷進行城市邊沿戰、夜戰、拂曉戰等一系列軍事演習。

  9月14—17日，日軍又連續在北大營附近進行實戰演習，甚至多次貼近北大營的圍牆……。

  9月18日晚十時左右，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自行炸毀奉天〔瀋陽〕北部柳條溝的一段鐵路，隨後嫁禍於人，進攻瀋陽、占領北大營。這就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

  日本關東軍參謀部在《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記載：

  「昭和六年〔1931年〕度的臨時檢閱與這次事變的情況極其相似，如各部隊恰好在進行部分事先演習。而且由於中村事件，又處於極度緊張狀態，要是仔細玩味，明眼達識之士，當可道破之。」[10]

  日本的研究者明確指出：「這個陰謀的策劃者是石原莞爾，負責人是板垣征四郎，實行者是今田新太郎大尉和上述河本中尉等川島連的兩三個軍官。」[11]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迅速攻占瀋陽、營口、鳳凰城，並對長春展開進攻，以期全面占據中國東北。上述《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記載：

  9月19日午後，「營口、鳳凰城之武裝解除完了，唯有長春附近仍在激戰的報告，東北政權者流，皆四散逃避。軍司令官知道上述情況，認為如果不採納幕僚之獻策，不將事態擴大到今日這種嚴重地步，一舉解決滿蒙問題的話，終將遺悔百年。」[12]

  9月20日，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向關東軍授意：

  「鑑於中東鐵路的性質和目前的一般形勢，可以不向長春以北派兵，但要儘快打擊吉林、洮南等地，當為有利。此外，使現有的東北政權崩潰，樹立以宣統皇帝為盟主、接受日本支持的政權為上策。」

  同日下午4點，關東軍以「關參第385號電」，向陸軍大臣、參謀總長「陳述了上述意見」。[13]

  9月22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根據司令官本庄繁（8月1日就任）的意圖，又召集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和片倉衷等，進一步策定了《滿蒙問題解決策案》（關參第411號）。其內容是：

  第一 方針

  建立受我國支持、以東北四省及蒙古為領域的、以宣統皇帝為元首的支那政權，使之成為在滿蒙各民族之樂土。

  第二 要領

  一、依照新政權之委託，國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國掌管，並管理交通、通訊之主要部分。

  關於內政等，由新政權自行統治。

  二、〔新政權〕元首及我帝國在國防、外交等方面所需之經費，由新政權負擔。

  三、維持地方治安，可啟用下列人員為鎮守使：

  熙洽（吉林地方）；張海鵬（洮索地方）；湯玉麟（熱河地方）；於芷山（東邊道地方）；張景惠（哈爾濱地方）

  （上述人員歷來屬於宣統皇帝一派）

  四、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權之縣長。[14]

  這是分割中國東北的決策。上述《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承認：

  「本案在立案時，也有建川少將的建議，這在未成為獨立國之前，是不徹底的。主要是通過樹立親日政權，由我方掌握管理其國防外交。這與近年來軍〔部〕的占領方案有明顯的讓步，但這個新政權的用語，則意味著與支那本土的分離。」

  進而，《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承認：這是「在目前的形勢下容易實現實質效果」的策案。[15]

  然而，同年9月24日，日本政府卻發表了所謂「帝國政府對滿洲沒有任何領土欲望」的聲明。內稱：

  「帝國政府常以注重日華兩國親交，舉共存共榮之實為一定之方針，苦心努力，始終期待實現之。然而不幸的是，過去數年之間，中國官民的言論，屢屢刺激我國國民感情。特別是在我國擁有最緊密利害關係的滿蒙地區，最近不斷發生不快事件，給我一般國民心理造成我友好公正之政策，中國方面竟然也不以同一精神回報的印象。值此群情騷然之際，九月十八日夜半，中國軍隊之一部於奉天附近，破壞南滿洲鐵路，襲擊我守衛部隊，以致發生衝突。」

  進而又稱：

  「帝國政府於九月十日舉行緊急內閣會議，決定了竭力不擴大事態之方針……。九月二十一日，從長春向吉林出動部隊，也不是為了對該地進行軍事占領，只是為了從側面解除對滿鐵之威脅……。鑑於滿鐵沿線之不安，雖然將朝鮮駐屯軍一個混成旅團之四千兵員，新屬滿洲駐屯軍司令官之麾下，但滿洲駐屯軍之兵員總數，依然在條約所規定的限度之內，這當然不能說是對外關係上的擴大事態。」[16]

  日本政府的這一聲明，實際是國際上少有的兩面派。它不僅在發動侵略戰爭的原因上顛倒黑白，而且極力掩蓋其分割中國東北的意圖。

  在此期間，日本參謀本部有一特別引人注目的決策文件，標題是《昭和六年秋末的形勢判斷及其對策》。內容包括對中國、美國、英國、蘇聯以及日本國內和國際聯盟等方面的分析。此外，專門附有「關於支那對策細綱」。

  該文件的開頭稱：

  「此次滿洲事變之際，當初由於關東軍適當而果敢的行動，一舉獲得了奉天、吉林兩省之大半，進而由於打擊和驅逐馬占山軍，以致使黑龍江省也服從帝國之威嚴命令。但日支兩國依然處於交戰狀態，而且，此間之另一方面，國際政局之變化也需要深慮。因此，不允許驀然進行根本性的解決滿蒙問題。時至今日，不得不實施在外觀上以在滿洲樹立獨立的新政權為目標、表面繼續避免擴大事態等各種對外政策。」[17]

  其結論部分是：

  「綜合判斷以上的內外形勢，由於和帝國利害最為緊密的蘇聯，目前正在充實國力，還難以在國外使用其威力，美國也因國內事情，不喜歡事態擴大，至於英國，則只是汲汲維持其現有勢力，處於幾乎不能他顧狀態。加之國內輿論異常緊張，所以現今實可謂帝國進一步經營滿蒙的絕好機會。」

  該決策之「關於支那對策細綱」中，更是露骨地寫道：

  「基於形勢判斷，主要對策是迅速確立滿蒙新政權……。與此同時，對支那本部，要顛覆消滅張學良及現在的國民黨政權，且使支那造成一時混亂，使世界之視聽遠離滿蒙。如果做到的話，那麼在支那樹立幾個政權，從南到北則可逐步具有濃厚的日本色彩，至於滿蒙，則是要以最終使之幾乎成為帝國色彩作為我國的根本方策。」[18]

  這一文件進一步表明，策劃與發動「九一八事變」完全是日本政府、特別是日本軍部有計劃的行為。而且，「九一八事變」依然不是日本侵華政策的終點。也就是說，1933年日軍入侵熱河，進而蠶食華北、扶植偽政權，以至1937年發生盧溝橋事變，都在這種政策的延長線上。

  注釋

  [1]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みすず書房1964年版，第139—144頁。

  [2]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みすず書房1964年版，第161頁。五味川純平：《虛構的大義》中譯本，第21頁。

  [3]《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別卷·資料編，朝日新聞社1963年版，第99—101頁。見歷史學研究會編：《日本史史料》（5），岩波書店1997年版，第9—12頁。

  [4]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みすず書房1964年版，第145頁。

  [5]見板垣征四郎刊行會編：《板垣征四郎》中譯本，長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長春文史資料》1988年第6輯，第292—293頁。

  [6]見板垣征四郎刊行會編：《板垣征四郎》中譯本，《長春文史資料》1988年第6輯，第297頁。

  [7]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みすず書房1964年版，第164頁。

  [8]參閱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中譯本，第553頁。

  [9]五味川純平：《虛構的大義》中譯本，第31頁。

  [10]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みすず書房1964年版，第183頁。

  [11]島田俊彥：《關東軍》，1969年第11版，第107頁。

  [12]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183頁。

  [13]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187頁。

  [14]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189頁。

  [15]關東軍《滿洲事變機密政略日誌》，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189頁。

  [16]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第182頁。

  [17]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165頁。

  [18]見小林龍夫等編：《滿洲事變》（現代史資料7），第1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