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江華島事件」與迫訂條約

  1875年4月，日本政府派往朝鮮的外務少丞森山茂認為：只有對朝鮮施加軍事壓力，才是「最為有效的手段」。外務卿寺島宗則採納了這種意見，並經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右大臣岩倉具視的批准，與海軍大輔川村純義秘密確定了向朝鮮派遣軍艦的決策。[1]於是，「雲揚」號軍艦於5月25日先行闖入釜山。隨後，「第二丁卯」號也在6月12日以「演習」為名，在釜山展露炮口，實行軍事恐嚇。6月20日拂曉，「雲揚」號軍艦再次沿朝鮮東部海岸北上、進入永興灣，後經迎日灣再次闖入釜山，「完成了第一次測量及示威活動」。

  9月20日，「雲揚」號第三次侵入朝鮮，並以尋求淡水為名，駛至漢江江口，直接威脅京城。當時，日艦隻掛黃旗，沒有日旗標誌。朝鮮江華島守軍被迫對來歷不明的軍艦發炮，但因射程不足並未擊中日艦，而「雲揚」號卻就此掛起日旗頻頻還擊，並摧毀了江華島炮台，進而占據了對面的永宗鎮，使之化為火海。這就是日朝關係史上的「江華島事件」。[2]

  這一事件實際是日本政府蓄意製造的。特別是岩倉具視和大久保利通等人，更是認為這是「從天而降的絕好口實」。為此，岩倉等立即會同陸、海軍首腦，進行緊急磋商，準備出兵朝鮮。[3]同年12月，日本政府決定派遣陸軍中將、政府參議黑田清隆為全權大臣、元老院議官井上馨為副大臣，率領艦隊前往朝鮮「談判」。與此同時，則陳兵長崎，待機而動，並由外務卿會晤歐美公使，以求獲得外交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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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年2月10日，黑田一行抵達江華，並於次日開始交涉。黑田清隆不僅強詞奪理，反誣朝鮮守軍「不法」，而且將事先擬就的條約初稿強加給朝鮮。2月13日，雙方進行第三次交涉時，黑田清隆更以「倘若失和，日本軍民將大舉入侵」相威脅，以致朝鮮政府於26日被迫接受了日方要求，按照日方草案，稍作改動後締結了內含12條的所謂《日朝修好條規》（亦稱《江華條約》）。

  其中規定：

  第一款 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

  第四款 （前略）朝鮮國政府應在第五款所載之地開設兩個港口，聽准日本人民往來通商，在上述場所租借地面、營造房屋或租借朝鮮民宅，應任其各自隨意。

  第五款 在京圻、忠清、全羅、慶尚、咸鏡五道之沿海，選擇兩個便於通商之港口後，應指定地名。開港日期應自日本明治九年〔1876年〕二月起……以二十個月為期。

  第七款 朝鮮國之沿海島嶼岩礁……應准許日本國之航海者自由測量，審其位置深淺，編製圖志……。

  第八款 日本國政府可向朝鮮國指定口岸，根據時宜設置管理日本商民之官員，若有兩國交涉事件，由該官員與該地方長官會商辦理。

  第十款 日本國人民在朝鮮國指定之各口岸，若有犯罪，與朝鮮國人民交涉事件，應概由日本國官員審斷，若有朝鮮國人民犯罪，與日本人民交涉事件，可均由朝鮮國官員查辦，但雙方應據本國律例裁判，絲毫不得庇護，以示公允。

  第十一款 兩國……另立通商章程，以利兩國商民。[4]

  《江華條約》的簽訂，是近代日本政府效仿歐美，迫使朝鮮對外締結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它使日本政府實現了多年企圖染指朝鮮的欲望，並確立了侵略滲透的基礎。其中所謂「朝鮮國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並不是要確認朝鮮的獨立自主，而是意在否定中國對朝鮮的傳統地位，並為日後進一步擴張埋下伏筆。其他諸如自由測量朝鮮沿海島嶼、編製圖志，以及單方面向朝鮮派駐官員，依照日本法律裁判犯罪事件等等，則是對朝鮮主權的侵犯。

  同年8月24日，日本政府又與朝鮮政府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附錄》和《日本國人民在朝鮮國議定各港貿易規則》，進一步從朝鮮獲取了「可用日本國各種貨幣交換朝鮮國人民之所有物品……得在朝鮮國指定的各口岸內相互通用」，以及日本政府所屬船隻不納港稅，可在朝鮮各港輸出、輸入稻米和雜糧等特權。[5]

  這實際是近代日本掠取朝鮮黃金和糧食的肇始。同年9月，日本政府又通過「有關芟除朝鮮宿弊」的公函，單方面宣布「我國人民向貴國輸送之各種物品，在我海關不課輸出稅，貴國向我內地輸入之物產，在數年間也不課輸入稅」，[6]迫使朝鮮接受無稅貿易，為擴大對朝鮮的經濟掠奪打下了基礎。

  注釋

  [1]參閱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關係研究》，宗高書房1972年版，第372頁。

  [2]以上行文，參閱田保橋潔：《近代日鮮關係研究》上，宗高書房1972年版，第372—397頁。

  [3]參閱申國柱：《朝鮮的開國》，見〔日〕國際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史研究――幕末維新時代》，理想社1960年版，第130頁。

  [4]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72年第三版，第65—66頁。

  [5]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第67—69頁。

  [6]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第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