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編 從「征韓論」的泛起到日韓「合併」 一 日本明治初期的「征韓論」

  1868年4月15日（舊曆三月二十三日），日本新政權命令對馬（嚴原）藩主宗義達繼續掌管「實際處理朝鮮事務」，並要求其「盡力樹立國威」，「一洗舊弊奉公」。[1]這一指令明確了所謂「布國威於海外」的具體方向。

  前近代的日本與朝鮮，是對等的國家關係。朝鮮李氏王朝所奉行的傳統政策是：「西不失禮，東不失信」，也即對中國皇帝朝貢，執屬國之禮；對日本以鄭重態度相待，不失信義。當時日本與朝鮮溝通的渠道，是通過對馬藩宗氏。宗氏每年可派出17次「歲遣船」，向朝鮮輸送銅和其他特產，而朝鮮作為「返還」物資，則是送給對馬大米、木棉、牛皮等。後來，這種物物交換變成貨幣交換，宗氏從中獲得很大利益。此外，朝鮮方面還每年賜給對馬大米一百石。但是，對馬與朝鮮的往來，必須使用朝鮮頒發的印章，按照固定的稱謂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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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年5月27日（舊曆閏四月六日），宗義達向新政權表示效忠，他在呈文中言稱：

  「上代三韓朝貢中斷」之後，朝鮮與日本的關係為之「一變」，及至幕府時期，朝鮮「雖陽表誠信，但也僅限慶弔聘問之禮」，其與對馬實似私交，有關交際並無一定法典。為此，他要求「值此更始一新之際，一洗從前之舊弊，以確立無窮之根基」。並稱如果朝鮮「不辨皇國厚眷，萬一有非禮倨傲之態，則當作出赫然膺懲之勇斷，以立英武之皇猷。」不然，「國威難立，且有害將來之功業」。[2]

  宗義達的上述建議，實際是近代日本「征韓論」的第一聲。

  1869年1月23日（舊曆十二月十一日），宗義達受命派遣樋口鐵四郎作為「大差使」，向朝鮮禮曹參辦遞交文書。內稱：

  「日本國左近衛少將平朝臣義達，奉書朝鮮國禮曹參辦公閣下：我邦皇祚聯綿，一系相承，總攬大政，二千有餘歲矣。中世以後，兵馬之權，舉委將家，外國交際並管之。至於將軍源〔德川〕家康，開府於江戶，亦歷十餘世，而昇平之久，不能無有流弊，事與時乖戾。爰我皇上登極，更張綱紀，親裁萬機，欲大修鄰好。而貴國之於我也，交誼已久矣，益篤懇款，以歸萬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誠意也。乃遣正官和平節〔樋口鐵四郎〕、都船主藤尚氏，以尋舊悃，菲薄土宜，略效遠敬，惟希照亮，肅此不備。」[3]

  對此，朝鮮方面認為書中含有「皇祖」、「皇上」字樣，且將「大人」改稱為「公」，是為「不遜」。而且所用印章與舊日不同，所以不肯受理。然而「毫無絕交之意」。[4]但此事卻成了日本政府上下鼓動「征韓」的藉口。

  就近代日本新政權的核心而言，最先將「征韓論」提到日程的，是新政府的參與木戶孝允。

  1869年1月26日（舊曆明治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木戶孝允在日記中寫道：

  「明朝岩倉公出差，下問前途之事。據此上言數件，尤為大者有二。一為確定天下之方向，派遣使節赴朝鮮，責問彼之無禮，彼若不服，則鳴其罪而攻擊其土，以大張神州之威。誠如是，則天下之陋習可以俄然一變，遠定面向海外之目標，隨而百藝器械切實相進，以至肅清窺竊於內、誹人之短、各不自省之惡弊，此對國家必有大益。」[5]

  同年2月11日（明治二年元旦），木戶又與主管軍務的副知事大村益次郎共同策劃。其在3月12日（正月三十日）的日記中寫道：「早晨參朝，連續傳聞西京〔京都〕事情，實嘆皇國人情可治之難，平生所思征韓之念，益加勃勃。故將所認致書大村。所謂征者，並非胡亂征之，乃欲推行宇內之條理也。推行其條理，即我國策也。」[6]

  木戶所謂的「國策」，也即要把征伐朝鮮作為確立日本「皇國之國體」，使之「萬世不垂」和「在東海生輝的開始。」[7]而此時此刻，尚未發生朝鮮不肯受理對馬藩國書之事。

  在此期間，日本新政府將處理朝鮮問題交由外務省管理。於是，外務省派遣佐田白茅、森山茂等人前往朝鮮釜山進行實地偵察。

  1870年3月，佐田白茅上書言稱：

  「嗚呼，其摒卻之〔指上述國書――本書注〕，是為朝鮮侮辱皇國也。皇國豈可不下皇使以問其罪乎？……君辱臣死，實乃不共戴天之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則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速下皇使一名，再選大將一名、少將三名，率領兵卒三十大隊……不出五旬而虜其國王矣」。

  「朝鮮仰正朔於清國……故天朝加兵之日，當遣使清國，說之所以伐之者，清國若是不聽而且派出援兵，則可一併清國而伐之。朝鮮有太殷〔大院〕君者，國王之實父也。丙寅之年，朝鮮與法蘭西戰爭之後，專握權柄，擅威福……厚稅斂、蓄金谷，下民莫不怨焉。一旦舉我三十大隊，蹂躪彼之巢穴，則可土崩瓦解，一夫之太殷，七擒七縱，實為容易。」

  他進而言稱：

  「以全皇國為一大城池，蝦夷、呂宋、琉球、滿清、朝鮮，皆皇國之藩屏也。蝦夷之業，既已開拓，滿清可交，朝鮮可伐，呂宋、琉球可垂手可得矣。所以朝鮮之不可不伐者大而有之。四年前法國攻朝鮮，取敗刃，懊恨無限，必定不使朝鮮長久矣。再者，魯〔俄〕國窺其動靜，美國也有攻伐之志，皆垂涎於彼之金、谷耳。皇國若失此好機會而與之於匪人，則實失我唇，我齒必寒。故而，臣痛為皇國唱撻伐也。」「伐朝鮮，富國強兵之策，不可輕易以糜財蠹國論卻之。現今，皇國實患兵之多，而不患兵之少……。一舉屠朝鮮，則不僅大練我之兵制，且可使皇威輝於海外，焉能不神速伐之。」[8]

  同樣，森山茂也在建議中聲稱：「方今維新事業就緒，而四方不得志之士，英氣鬱勃，懷嘆脾肉，竊望生變」，莫如「將彼等移植朝鮮半島，可使將來之內亂轉而向外，且可建立開拓國利於海外之基礎，實為一舉兩得之策」，「我兵一旦登陸韓國，應先占慶尚、全羅二道之富源，施永久之策，定長住之法。……誠如是，則我國幾萬無職業之士族，可得以優其生業矣。」[9]

  同年7月，日本外務大丞柳原前光在《朝鮮論稿》中寫道：

  「皇國為絕海之一大孤島，此後縱令有相應之兵備，但保全周圍環海之地於萬世，且與各國並立，皇張國威，乃是最大難事。朝鮮是北連滿洲、西接韃清之地，若使之綏服，實為保全皇國之基礎，將來經略進取萬國之根本也。若使他人領先，則國事於此休矣。況近年來，各國也探察彼地之國情，頻繁窺伺者不少。既如魯西亞者，吞食滿洲東北，其勢欲吞朝鮮，皇國豈能有一日之輕疏，更何況列聖垂念之地耶。」[10]

  在此期間，日本政府向歐美派出了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使節團，在對外改約失敗的情況下，考察了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1873年5—7月間使節團成員分批回國。

  是時，「征韓論」達到了高潮。其代表人物是留守政府的主腦西鄉隆盛和政府參議板垣退助。1872年8月，西鄉曾與外務卿副島重臣等人合謀，將陸軍中佐北村重賴、別府晉介派往朝鮮，並將外務省官員池上四郎、武市正韓派往中國東北，進行地理、風俗調查。1873年，又將陸軍少佐樺山資紀、海軍秘書兒玉利國派往台灣和中國南部從事調查，以「備有事之日」。西鄉認為：「將冀希內亂之心，轉移於外，乃是興國之遠略」，[11]在歐美列強「東漸」之際，與其坐以待斃，莫如進取朝鮮、台灣、庫頁島等地，以奠定日本對外發展的基礎。[12]

  當時追隨西鄉隆盛、力主征討朝鮮的桐野利秋，也毫不隱諱地說：「方今宇內為各國紛爭，大小強弱相互吞併，甲起乙撲，互為盛衰之勢」，「使我國與各國駢馳，獨立於宇內，唯有航渡海外，戰鬥攻伐」，「現今英法普俄各國相峙，無暇及於支那、朝鮮、滿洲，我日本宜在此時乘機跋涉於支那、朝鮮、滿洲，掠而取之，以立侵入歐洲各國之基」。[13]

  凡此種種，表明日本明治初年鼓譟「征韓論」的基本目的。一是要在經濟上解決財政困難，將「征韓」作為「富國強兵之策」；二是要在政治上轉移國內矛盾，使「竊望生變」和相互爭鬥之心轉向國外；三是在國家發展戰略上占據有利地位，以作為「將來經略進取萬國之根本」。可見，近代日本的「征韓論」不僅具有現實利益，而且更有長遠的戰略目的。

  1873年8月17日，日本政府在參議西鄉隆盛的要求下，作出了將之作為使節，以便實施「征韓」的決定。然而，同年9月回國的岩倉具視和大久保利通等人，則根據對歐美國家的考察和鑑於國內的形勢，深感應該優先治理國內問題。於是，日本政府出現了所謂「征韓派」與「內治派」之爭。

  同年10月13日，大久保利通在其意見書中強調：「凡經略國家，保守疆土和人民，不可不深謀遠慮。故而，進取退守，需見機而動，見其不可而止，有恥而忍，有義而不取，是為度其輕重，鑒其時勢而有大期也」。進而，他列舉了七條理由：（一）倘若對外構事，難保國內不發生變動；（二）對外構事必起外債，而有了外債則將「償還無術」；（三）「猝然起兵」，將使國內「萬事中止，前功盡廢」；（四）「日耗財貨、上下困頓」；（五）「今我與朝鮮交兵、鷸蚌相爭，俄必為漁父；（六）英國也將藉機以償還債務為口實，「干預我國內政」；（七）日本同各國立約，並非對等，英法對我有如屬國，而日本不以為恥，反倒「獨咎朝鮮」，是為「忍大而不忍小」。[14]

  當時的陸軍大輔山縣有朋認為：「過二、三年或許可能，如現在進行，則將引起極大之混亂。」時任海軍卿的勝海舟也稱：「海軍在戰術方面也沒有做好準備，一旦政府命令開戰，只有辭去海軍卿之職。」[15]也就是說，當時日本軍界對「征韓」沒有必勝的把握。於是在異議之下，以西鄉隆盛為首的「征韓論」未能實施。

  然而，「內治派」所反對的，並不是征伐朝鮮這一戰略目標，而是認為時機尚未成熟。「內治派」雖然強調內治，但是「並沒有捨棄侵略亞洲的意圖。」[16]所以，兩年後的1875年，以大久保利通為主導的日本政府挑起了「江華島事件」，將「征韓論」變成了入侵朝鮮的事實。

  注釋

  [1]見多田好問編修：《岩倉公實記》下卷，岩倉公舊績保存會1927年再版，第8頁。東亞同文會編、胡錫年譯：《對華回憶錄》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8頁。

  [2]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1冊，第659、666頁。

  [3]見多田好問編修：《岩倉公實記》下卷，第8頁。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2冊，第692—693頁。

  [4]參閱《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32頁。見多田好問編修：《岩倉公實記》下卷，第8頁。

  [5]見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千倉書房1937年版，第13頁。所認日期，據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年表部分，第54頁。

  [6]見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第14頁。所認日期，據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年表部分，第58頁。

  [7]見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第16頁。

  [8]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卷，第139—140頁。

  [9]見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冊，第23—24頁。

  [1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卷，第149頁。

  [11]見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千倉書房1937年版，第27—30頁。

  [12]見渡邊幾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千倉書房1938年版，第127—130頁。

  [13]見川崎三郎：《增訂西南戰史》，大和學藝圖書會社1977年版，第21—22頁。

  [14]渡邊幾治郎：《日本近世外交史》，第127—130頁。

  [15]池井優著：《三訂日本外交史概說》，慶應通訊株式會社1992年版，第55—56頁。

  [16]後藤靖：《士族叛亂研究》，青木書店1974年版，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