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甲午戰爭前夕的日本是軍事封建的資本主義

  中日甲午戰爭前夕的日本，究竟處於什麼社會發展階段，直接關係到甲午戰爭的性質。為此，本文試首先進行一些力所能及的闡釋。

  世界歷史的發展表明，十九世紀以來，亞洲各國普遍面臨著兩種選擇：要麼是被迫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變封建社會為資本主義；要麼是被迫淪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識為轉移的。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由於1840年「鴉片戰爭」的失敗，開始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狀態。而當時同樣面臨著民族危機的日本，從1868年開始卻發生了逐步改變社會性質的「明治維新」。

  那麼，日本是怎樣步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又有哪些特徵呢？

  中外學界公認，1868年日本明治新政權的建立，是日本走上近代化的起點。但是，以天皇為首的明治政權的建立，並不是日本資產階級革命的標誌或結果，而是當時以「西南強藩」（如九州的薩摩藩、長州藩）出身的下級封建武士和部分宮廷貴族為主導的，利用日本內外交困的形勢，取代德川幕府的政治統治。這一點對日本近代社會的影響很大，以致成為後來日本資本主義受到「混濁」和「歪曲」的主要原因。[8]

  比如，明治初年，可以稱作是新政權施政綱領的《五條誓文》中，雖有「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但它並不是基於資產階級的「主權在民」，而不過是「興列侯會議……」的變種。又如其中的「求知識於世界」云云，縱有求新的味道，但落腳點仍是「大振皇基」。[9]至於明治初年連續頒布的內外文告，除了有意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成分而外，也多是突出或強調「朕即國家」的觀念，要求各藩及其臣民「佐朕之不逮，同心協力，各盡其分」。[10]或朕欲繼承「列祖偉業」、「親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等等。[11]此外，施於民眾的「五榜告示」，更是首先強調「為人者應正五倫之道」。他如禁止民眾結黨、「強評」等等，[12]也與舊幕時代無異。時至1889年，日本政府頒布的《大日本帝國憲法》，仍是貫徹「君權神授」的所謂「不磨大典」。按照當年伊藤博文的說法，起草憲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皇室「獨」為國家的「機軸」。[13]因此，憲法宣布：

  「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始之」（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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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第三條）；

  「天皇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第四條）；

  「天皇由帝國議會協贊行使立法權」（笫五條）；

  「天皇召集帝國議會、命令其開會、閉會和休會，以及解散眾議院」（第七條）；

  「天皇統帥陸海軍」（第十一條）；

  「天皇宣戰、講和及締結各種條約」（第十三條）

  ……[14]

  如此等等，以非常的大法明確了非常的權利。一部偌大的日本憲法，儼然是天皇的無限權利法。可見，明治政權下的日本，封建色彩極濃、極重。從這個意義上講，日本學者多將天皇制政權視為「絕對主義王權」，並非言過其實。

  與此同時，明治政權又把軍國主義作為基本國策之一。1880—1893年間，日本政府為擴充陸海軍的軍費開支及其在歷年歲出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如下：[15]

  特別是1885年以後，日本的軍費開支始終多達歷年歲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因此，日本又是一個典型的軍事國家。

  然而，明治政權下的日本，又確實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這個過程，是從1871—1873年間，以政府主要成員外出考察歐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和物質文明開始的。1871年11月，日本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倉具視、參議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為首的大規模的「使節團」。「使節團」原訂有兩項基本任務：一是試想對歐美列強修改幕府末年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二是「採摘」歐美各國現行的「諸種方法」。天皇在「勅令」中要求隨行人員「親自觀察本省緊要事務目前在文明最盛的國家內實施的情況，究其方法以施於內地」。[16]後來，「使節團」在修改條約無望的情況下，便專門考察歐美各國的社會制度和物質文明。他們跋山涉水、遠渡重洋，「冒寒暑、究遠邇」。從美國開始，順次走遍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普魯士、俄國、丹麥、瑞典、義大利、奧地利、瑞士等十二個國家，歷時長達一年半之久。

  這次出訪，在日本的歷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的。它不僅人數多、規模大，出動了當時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員，而且對日本的近代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一，通過這次出訪，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員切身地了解到什麼是歐美的社會制度以及物質文明。「使節團」的成員每到一地，不僅「跋涉於窮鄉僻壤，採訪于田野農牧」，而且「觀察城市工藝、了解市場貿易」，[17]實可謂歷盡艱辛、無所不至、無所不訪。從而獲得了前所未見、前所未聞的新知識。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各國以煤鐵致富的實況，以及面積不如日本九州的比利時的「營業之力」，更使這些目擊西方社會的日本人感到瞠目和驚嘆。以致木戶孝允言稱：「我國今日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國今日的開化，不是真正的開化」。[18]這種深刻的思想變化，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員產生了急起直追的強烈願望。其二，這次出訪，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員找到了日本應該仿效的目標。使團回國後，僅是各省派出的「理事官」的報告便多達四十一冊，而整個使團的報告，更是洋洋萬言、匯集為一百卷的《特命全權大使美歐回覽實記》。其中不僅詳細記載了西方各國的政治、社會、經濟，而且詳細記載了各國的軍事、文化、教育，乃至風俗人情、社會福利和宗教信仰等等，從而為日本政府後來的施政方針提供了依據。其三，這次出訪，使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員選擇了「內治」為先的戰略方針，壓抑了以士族代表西鄉隆盛為主的「征韓派」，[19]並重新組合了以大久保利通為核心的權力結構。此後，資本主義的「殖產興業」「文明開化」「振興貿易」等等，才切實地盛行起來，從而使「明治日本的起步真正進入了軌道」。[20]

  然而，由於日本國內政治上的特徵，加上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的國際形勢，又不准許日本按照一般資本主義發展的常規行事，以及日本內外政策的需要等等，因而又造成了日本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徵：

  一，政府自上而下地扶植和保護資本主義的成長，並與特權「政商」相勾結，使日本較早地出現了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占據優勢的「財閥」勢力。由於日本的資本主義經濟，自始就是在天皇制政權的扶植和保護下成長起來的。這就是所謂的「自上而下地發展資本主義」。從1873年大久保利通提出「殖產興業」，中經「振興海外貿易」以及頒布《官營工礦企業處理概則》等等，都帶有以國家政權的力量來扶植和保護特權私人資本成長的性質。如1880年日本政府頒布的《官營工礦企業處理概則》。這項經濟政策，實際等於將國家興辦的工礦企業（除軍事工業外），無償地或廉價地轉讓給私人資本。其中，如阿仁銅礦，政府開發投資為一百六十餘萬日元，1885年處理時尚有二十五萬日元的生產設備和八萬日元以上的庫存物資。但是，和政府關係密切的「政商」古河市兵衛，當時卻僅僅支付了一萬日元的現金，而其餘的則是作價二十四萬日元、以無息的優惠條件分十年償還。又如小坂銀礦，政府開發投資為五十四萬日元以上，但也僅僅以二十萬日元的生產設備和七萬日元的庫存物資作價售給了久原莊三郎。再如長崎造船廠，政府投資六十二萬日元，出售時（1887年）雖然定價五十四萬日元，但三菱後來實際只是交付了九萬日元的現款。而政府投資三十一萬日元的富岡絲廠，1893年時也僅以十二萬元的代價賣給了三井。[21]

  凡此種種，壯大了私人資本的實力，促進了商業高利貸資本向產業資本的轉化。據統計，1889年日本所得收入最高的一百零四戶中，除了原有的舊藩主、舊公卿之外，就是上述政府經濟政策的受益者。[22]此外，也正是由於天皇制政權的扶植和保護，日本較早地出現了與政府關係密切，乃至溶為一體的所謂「財閥」，即壟斷資本集團。其中，如三菱集團便是很能說明問題的一例。1873年，岩崎彌太郎創辦「三菱商會」時，家當不過是舊土佐藩的幾條舊船，但因在1874年為日本政府出兵台灣效力，所以格外得到天皇制政權的青睞。1875年，日本政府將所屬的13隻船無償地轉給了三菱，並從1875—1883年，連續支付補助金、貸款和船費，合計在八百萬日元以上，而其中有三百九十萬是無償的。這不僅奠定了三菱財閥的基礎，而且使三菱與日本政府的軍政戰略達到了一致性。

  二，軍事工業占據優勢。日本政府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的方針下，首先著力經營的，就是從舊幕府和各藩接管的兵工廠，並將軍事工業作為產業的「核心」。在處理官辦礦企業中，純粹的軍事工業保留不動。因此，日本的軍事工業無論在規模和發展速度上，都遠遠地超過一般民營企業。據1892年統計，十四家官辦工廠擁有動力二千四百一十八馬力，平均每家占有一百七十二點七馬力，而同年日本總數二千九百一十七家工廠，包括人力、水力在內，平均卻只擁有一馬力。[23]又如1889—1907年間，民營工廠工人増長速度為二點九倍，而同期內陸軍工廠則增長二十一倍，海軍工廠增長十一倍。[24]

  這些情況表明，日本資本主義自始就帶有軍事性。軍事工業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占據優勢，是日本政府推行軍國主義和對外侵略政策的重要基礎。從整體上說，日本資本主義經濟是後進的，但其槍炮彈藥的生產卻是先進的。

  三，近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農村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並存。本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發展，應取代封建的生產關係。但是，日本卻保留並擴大了農村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究其原因，首先在於明治政權的建立，並不是一個階級取代另一個階級，而幕府末期的日本，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也沒有達到不突破封建的生產關係便不能發展的程度。所謂的私人資本，基本上停滯在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階段。這一點也就先天地決定了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特別是明治政權本身，更是以最大的地主集團——皇室為核心的。因此，儘管這個政權可以被迫地採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發展本國的近代工業，但卻不能不維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

  比如1873年開始推行的「地租改革」，[25]雖然在將實物地租改為按土地價格徵收貨幣地稅上，具有強行資本原始積累的作用，但是這項改革並不限制地主對佃農的實物剝削。而小農「不但依然被課以封建性的重稅，並且由於現金地稅制的結果，又使他們的生產物從屬於貨幣價格，受商業資本的無恥剝削」。[26]以致廣大的貧僱農不得不繼續為自己的生存而鬥爭。與此同時，日本全國的佃耕地卻從1873年占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一點三，逐步上升為占1892年耕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以上。[27]

  在此期間，明治政權又極力從政治上維護和擴大新興地主的勢力。如1878年實施的《府縣會規則》，其中便明文規定：平均擁有一點五八町步（面積單位、每町步為九十九點一五公畝）以上的土地所有者，才能被選為府縣會議員。至1890年，日本政府又規定：「大地主得以互選町村應選議員定額的三分之一」。[28]這就是說，只有地主階級才能當選為地方議員，而他們又可以不經過有限制的選舉就保有三分之一的席位。因此，從1890年召開第一屆帝國議會開始，三百名議員中就有一百二十九人為「農業者」。此後，地主階級的代表一直占據議會的半數左右。此外，由於貴族院也有半數是大地主，以致「帶有土臭的地主與舊公卿、大名，以及散發著銅臭的新興財閥資本家相併列，成了天皇制國家統治階級的一翼」。[29]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實際正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要求。農村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城鄉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相互結托、並存，兩者共同構成了日本天皇制政權的經濟基礎和社會支柱。

  此外，還可以舉出日本資本主義的一些特徵，如工業發展的「跛行性」、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並存，乃至工場手工業的大量存在、工人勞動條件極為惡劣，並深受封建意識的束縛等等。

  到中日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基本上確立了以軍事工業和民間輕工業為主體的近代工業國家的基礎。1892年，雇用二十名工人以上的工廠，已占據全部工廠總數的一半。1893年，日本工礦企業和水陸運輸業資本，合計占各行業總資本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此外，長期作為政府財政主要來源的地稅，也從1873年占據全部稅收的百分之九十八點四逐步下降到只占1894年稅收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二。[30]

  總之，中日甲午戰爭前夕的日本，是個軍事封建的資本主義社會。這也就從根本上決定了1894年甲午戰爭的性質，即軍事封建的資本主義日本，在國際列強以亞洲為侵略重點的形勢下，對業已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國和朝鮮的侵略戰爭。

  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說，在認識近代日本的軍事性上是妥當的，但在全面判定甲午戰爭的性質上則有所不足；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說，則過高地估計了甲午戰爭前夕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水平。因為甲午戰爭的勝利才是日本向帝國主義階段轉化的又一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