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大陸政策」的形成

  1878年12月，日本進行「劃時代意義」的軍事改革，廢除陸軍省參謀局，設立參謀本部。本部長由「敕任」將官擔任。參謀本部統轄各地的參謀將校和監軍，策劃軍政機要，主管邊防、征討之策。在軍令方面，參謀本部不受陸軍卿和太政大臣的管轄，直接隸屬於天皇。

  1879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陸軍組織條例》，進一步明確：「凡是有關軍令之事項，由參謀本部長負責上奏和策劃，經天皇親自裁決後，由陸軍卿執行之。」[1]

  也就是說，除了日本天皇之外，任何機構都無權對參謀本部下達命令。反之，天皇則可依靠參謀本部長的輔佐，下達各種軍事命令。日本參謀本部的設立，意味著日本形成了以武力推行對外政策的權力機構。

  參謀本部下設管東局和管西局，管東局除了詳細調查、編制日本國內東部地區的地理、地勢之外，則是兼及庫頁島、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等地。管西局的任務是調查、編制從朝鮮至中國沿海的地理地勢，以備「有事之日」。[2]不言而喻，日本參謀本部的設立，意味著日本已經開始把戰略目標轉向中國大陸。

  隨後，1879年10月，日本政府修改《徵兵令》。根據新訂條例，日本陸軍編為四種兵役：一是常備軍，由二十歲的壯丁抽籤編成，服役三年；二是預備軍，即常備軍服役三年後，繼續編為服役三年的預備軍，但日常可在原籍從事生業；三是後備軍，即預備役結束後再保留四年的服役期；四是國民軍，由全國十七歲至四十歲的男子充之。[3]

  這種徵兵令的實施，等於把日本全國青壯年完全編入了軍事體制之中。近代日本在對外侵略擴張的同時，在國內實施了典型的軍國主義政策。

  1879年和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派遣的軍官和「中國語研究生」，通過在中國各地的調查了解，匯總為六冊的《鄰邦兵備略》和《支那地誌》。在此期間，管西局長桂太郎中佐和該局主要成員小川又次少佐（後接任管西局長），也在中國內地進行偵察活動。桂太郎歸國後，立即向首任本部長山縣有朋，提交了題為《對清作戰策》的調查報告。其內容是主張派遣三個師團占領大連灣並襲擊福州，然後「一舉攻克北京，迫訂城下之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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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年11月30日，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在上述調查的基礎上，向天皇上奏《進呈鄰邦兵備略表》，其中言稱：

  「方今萬國對峙，各劃疆域而自守，非強兵則不能獨立……。〔歐洲〕各國兵制，皆應其人口，常備之多者七十分之一，少者也不下百分之一。又，戰時兵員，多者十五分之一，少者也二十分之一，豈有計較內外國債，顧及歲入歲出不能相抵之暇焉」？

  隨後，他又言稱，中國的兵制改革，「與咸豐、同治之清國不可同日而語。清國百萬之兵，與其人口四億兩千五百萬人口相比較，只相當於四百二十分之一。若是仿效歐洲之徵兵法，平時招募百分之一，則可得四百二十五萬人，戰時抽取百分之二，則可得八百五十萬人。清國若確實如同近日之狀況，駸駸改革兵制的話，終將橫行萬國，豈止稱雄東洋焉？」

  基於上述判斷，山縣認為：「鄰國兵備之強，一則可喜，一則可懼。若以之作為亞細亞東方之強援，固然可喜；若與之開啟釁隙，也不可不懼。若使鄰邦疲憊衰微，成為歐洲各國之誘餌，唇齒之勢，我亦受其壓迫，莫如相互東方對峙，永保和好之美。」然而，山縣隨後又稱：「鄰邦之兵備愈堅，本邦之兵備亦不可疏忽。……西鄰若得其強，則將介於我與朝鮮之間，猶如春秋鄭衛之晉楚。列國權謀相傾之時，難保無有假路於虞而伐虢之變。」[5]

  山縣有朋的上述奏摺，固然有日清兩國「莫如相互東方對峙，永保和好之美」的說法，但其內心則是針對當時中國清政府的兵制改革，而要求強化軍備。其奏摺中特別談道：

  「以陛下之聖武，克拔數百年來之盤根，懲治頑民，縱有國內小丑之蜂起，也立地剿滅，稍就小康。然而，此皆國內小事，非與他國抗衡之大事。在此期間，有台灣朝鮮等事件，若是破裂，其禍難測，幸而歸於和好。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不可以彼之一時而類此之一時，安能以目前之小康而不察今後之大事焉？」[6]

  其所謂「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以及「難保無有假道於虞而伐虢之變」，實際是借古喻今，意在針對中國。

  及至1882年8月，也即因朝鮮的「壬午兵變」，日清兩國軍隊在朝鮮出現對峙的時候，轉任日本參事院議長的山縣，更是要求針對「直接附近的外患」，擴大日本的陸海軍。他在有關意見中明確談道：

  「現今歐洲各國，與我相互隔離，痛癢之感並不急迫……。然而，察我鄰邦近來之勢，駸駸勃興，有決不可輕視疏忽者，豈能不可不思焉？故而，……某曾進呈鄰邦兵備略，傍及此事，以陳區區微衷。近來，擔任此事者日夜勤勉，邊備就緒。抑，我之欲以其力相較者，不在與我痛癢之感並不急迫之國，而在於直接附近之處。況且目前處於燃眉之急焉！」

  「現今，我邦若是不恢復尚武之遺風，不擴張陸海軍，以我帝國為一大鐵艦而力展四方，以剛毅勇敢之精神而運轉的話，那麼，我曾藐視的直接附近之外患，必將乘我之弊。坐而至極，我帝國復與誰共同維持獨立，又與誰共同談論富強？」[7]

  顯而易見，在山縣有朋的心目中，已經在準備對中國一戰。而且，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引導日本國家走向擴軍備戰。

  在此期間，日本有影響的思想家福澤諭吉，也極力鼓動「等待時機不如創造時機，……若日本不著手朝鮮，只有傾刻落入他人之手」的戰爭觀，並主張儘快進行資本輸出和實業擴張，甚至提出應由他國借入資本轉手使用等等。[8]

  同年12月，日本天皇召集地方官吏，下達擴充陸海軍以及為此而增加稅收的敕令。當時，日本政府參照英國式的海軍，制定了加緊建造擁有五艘大艦、八艘中型艦、七艘小型艦和十二艘水雷炮艦的八年擴張計劃。據統計，1881年至1887年間，日本國家歲出總額所增無幾，但軍費開支卻成倍增長。1881年軍事開支1185萬日元，而1887年則達到2223萬日元。[9]同期內海軍經費則急劇增加了200%。[10]右大臣岩倉具視認為，動用非常收稅法，將「導致人民怨恨」，但是「不足深慮」。[11]也就是說，日本政府在推行軍國主義政策上，並不考慮本國人民的貧困與怨恨。

  在此期間，日本政府還特意從德國聘請了梅克爾（Meckel）少校，將軍事編制改為德國式，並設置了預定作戰作為軍團長的「監軍」。此外，為了使旅團能在戰時作為基本作戰單位，還制訂整頓了旅團條例，除了由戰列隊和補充隊組成的常備軍外，設有與戰列隊同樣數量的後備軍。可動員的陸軍兵力猛然增加為原來的二倍半。日本海軍也以擊沉中國北洋艦隊主力艦為目標，決定建造所謂松島級的「三景艦」，並發行海軍公債，租借朝鮮絕影島，設置煤炭儲存所等等。為了適應在中國南海和黃海作戰，則在吳和佐世保兩地（分別在廣島和長崎縣境內，現今仍為重要軍港）設置了鎮守府。

  此時，日本社會一度風靡的自由民權論，為極端的國家主義或日本主義所代替。如1884年8月29—30日，清法戰爭之際，東京橫浜《每日新聞》則連續發表題為「支那之敗北乃是日本之幸」的文章。其中縱有擔心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成分，但文章的主旨，卻是「為了日本的利益，不可不期待清國早日敗北，以結束戰局。」[12]

  同樣，日本民權運動的指導者杉田定一（1851—1929），在同年年底所寫的《游清余感》中也稱：

  「西人來茲〔東亞〕，試欲爭利稱霸，吾輩同胞，在此必爭之地，是坐而為其肉乎，還是進而共為膳上之客？」他明確表示：「或有論者曰，支那為輔車之國，宜親之，不可敵視。是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若不乘此時機，中原之鹿，一旦落入白人掌中……，舊日之支那，則將變成新成之歐州。時至此時，儘管垂涎百尺，也固不可及……准照開化理論，鑑於優勝劣敗之實際，也不可不著手於支那也。不知其然，徒說自由、徒談權利，也只能是說自由、談權利之口，反而不自由、無權利也。」[13]

  此後，日本國內基本上停止了爭取自由民權的鬥爭，輿論轉向擁護政府的立場。同年12月，日本政府為了實現其侵略政策，又趁中法戰爭之機，在朝鮮策劃了上述旨在控制朝鮮的「甲申政變」。是時，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自由黨雖然已宣布解散，但其機關報《自由新聞》卻依然發表社論，公然主張「苟是日本男兒，就要磨汝刀劍，充汝糧囊，隨時準備將我之赫赫武力顯示於宇內。」[14]

  稍後，1885年3月，對日本社會具有影響的福澤諭吉則發表《脫亞論》，更是認為：「不出數年〔支那與朝鮮〕即將亡國，其國土將為世界文明各國所分割」。我國「莫如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家共進退……唯有按照西洋人對待之法處置之。」[15]

  當時，日本的改進黨也不甘落後，其代表人物尾崎行雄、犬養毅等人，也提出了「干涉朝鮮內政，務必加以並略」的意見，並且公然聲稱，若是因此而同中國發生戰爭，正是「吾等為了國家所最希望者。」[16]躍躍欲試，溢於言表。

  這些極端的國家主義滋生於日本社會，反過來又影響社會，從而與歷史的沉積——日本乃是神國、理應統治世界的觀念相結合，進一步為「大陸政策」的形成準備了思想條件。

  是時，日本參謀本部不僅積極進行兵要地誌和戰史研究，而且從對外作戰的角度，派遣武官對中國大陸、西伯利亞、東南亞等地進行廣泛的軍事調查。時任管西局長的小川又次，兩次秘密在中國大陸進行偵察，並在聽取諜報人員的匯報後，於1887年2月完成了《征討清國策案》。其內容分為「彼我形勢」「作戰計劃」和「善後處置」三篇。

  其中「彼我形勢」中寫道：

  「欲維持我帝國之獨立，伸張國威，進而巍然立於萬國之間，以保持安寧，則不可不攻擊支那，不可不將現今之清國，分割為若干小邦。何以知之，彼我之形勢是也……試看英國之於印度如何，則可明矣。英國保持富強，要在不可無此印度。也即我當掠取土地於支那，以之為附屬防禦物，或以之為印度也，更何況彼我之間有終究不能兩立之形勢。彼清國雖是衰老腐朽，但亦為世界之大國……。近來，陸海兩軍適值漸次改良之勢……苟其實力稍備，對我國之感情又當如何？實為不堪杞憂。若使自尊自大之彼，實力達到於此，則必然於即令與之無關之邦國，亦弄其腕力，更何況曾使其失敗受辱，僅為彼之十分之一之我國耶？台灣之舉，深深印入清人腦中，又如琉球館，現今尚在福州，清國依然扶持之。再者，朝鮮事件反招清人蔑視，朝鮮人抱怨。由是觀之，清國終究不是保持唇齒之國。是為戰略論者不可不深以為意者。最當留意者，適值時運，故而當乘其尚在幼稚，折其四肢，傷其身體，使之不能活動，始可保持我國之安寧，維持亞細亞之大勢也。」

  「自明治維新以來，〔我國〕常常研討進取之術略，首先征討台灣，繼而干涉朝鮮，處分琉球等，皆斷然以同清國交戰之決心而決然行之，實為應繼續之國策。」

  上述的「彼我形勢」，實際是認為日本要和英國一樣保持富強，則必須將當時的中國分割為若干個小邦，「折其四肢，掠其土地」，以之為附屬物，而且要以「斷然」開戰的決心而行之。至於所依據的理由，則是中國清代政府的「漸次改良之勢」。

  隨後，該策案在「作戰計劃」中寫道：

  「欲使清國乞降於陣前，最上策之手段，是以我之海軍擊破彼之海軍，攻陷北京，擒獲清帝。而易奏其功者，是以攻擊北京之時，堵截擊破來援京畿之敵，最為緊要。故而，為達到此種目的，派遣遠征軍之總數，當為八個師團。」

  進而「善後處置」部分則稱：

  「若達到戰爭目的，締結條約，應將自山海關至西長城以南之直隸山西兩省、河南黃河北岸、山東全省、江蘇省黃河故道寶應湖、鎮江府大湖、浙江省杭州府、紹興府、寧波府東北之地，以及第三項所列地區，劃歸為本邦版圖，將東三省及內興安嶺以東、長城以北之地，分與清朝，使滿洲獨立，在支那本部迎明代後裔，建立王國，割與揚子江以南之地，以為我之保護國，鎮撫民心。更以揚子江以北、黃河以南之地，另立一王國，以為我屬。於西藏、青海天山南路，立達賴喇嘛，於內外蒙古、甘肅省准葛爾之地，選其酋長或人傑，使其成為我可監視各部之長……。」

  上述所謂「第三項所列地區」，是指「即使在任何情況下，於簽訂戰勝條約時，也必須將下列六個要衝之地劃歸本邦版圖：其一，盛京蓋州以南之旅順半島；其二，山東登州府管轄之地；其三，浙江舟山群島；其四，澎湖群島；其五，台灣全島；其六，揚子江沿岸左右十里。」[17]

  如此種種，用心險惡。實可謂欲置當時的中國於死地而後快。

  《征討清國策案》的出籠，意味著日本最高軍事機構業已形成了分割中國的戰略方案。這是「甲午戰爭」之後，日本政府對清政府要求割地、賠款的藍圖，也是爾後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製造偽滿洲國的藍圖。1894年開始的「甲午戰爭」實際上是按照這個戰略方案進行的。

  在此期間，日本海軍也從對清作戰的角度，提出和擬定了種種方案。如同年12月30日，海軍少佐櫻井規矩之左右在《征清方策》中主張：「我軍前沿部隊，當擊破敵之北洋艦隊及旅順軍港，以大連灣以西即金州半島，作為我軍攻擊北京之第一根據地」。1888年4月20日，海軍「浪速」號艦長海軍大佐磯邊包義，在題為《對策》的意見書中主張：「應陸海軍並進，攻陷旅順口之後，進攻北京……。向旅順口推進，海陸夾擊，占據大連灣，以之作為我陸海軍基地，進行攻擊北京的準備。」[18]

  這些說明：日本陸海軍在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上，已經做了充分的準備。

  1888年1月，時任監軍的山縣有朋進一步向政府當局提出了長篇《軍事意見書》。內含「東洋形勢」「我國兵備現狀」和「外交上兵力之必要」等三個部分。

  其「東洋形勢」中寫道：

  「蓋我國之政略，在於使朝鮮完全與支那脫離關係，成為自主獨立之邦國，以免歐洲強國藉故占有朝鮮之憂。該國之位置，足以控制東洋形勢，特別是強國掠而有之，將對我國直接不利。故而，我國先行向京城派遣公使，使歐美各國承認其自主獨立，並盡力與之締結條約……。然而，支那政府對外表示朝鮮自主自治，但暗中卻待之如附庸國，特別是干涉其內政。因此，日支兩國之政略，動轍難免衝突。」

  「明治十八年〔1885年——當是1884年〕有京城事變，依據天津之條約，雖然維持和好，且規定了相互對朝鮮國之關係，但爾後支那政府日益加深干涉朝鮮內政。支那政府若趁勢違反天津條約各款，我國不能默然置之。回想起來，京城事變之際，我國政府雖以和平主義了結事局，但當時若非勢不得已，豈能沒有對支那宣戰之廟議焉？再如琉球之處分，我國雖已認為完全了結，但支那政府依然對之保持異議。由是觀之，日支兩國歷來之紛爭，尚不可謂之已解。故而，支那若是改革兵制，至其軍備整頓之日，難保對我不顯示大國之威。」

  「現今支那派遣壯年士官留學歐洲，又頻頻興辦武備學校，購求兵器軍艦，一則駸駸改革兵制，一則駸駸擴張軍備。如在東洋掀起波瀾者，豈止英俄焉？是以，東洋之事日益紛紜錯綜，有不是常道所能整頓者。我國之軍備若不充實，焉能排除萬難，安然立于波瀾之中？」

  山縣有朋的最後結論是：

  「無論從東洋之形勢、我國〔軍備〕現狀及外交政略之任何一點來觀察思考，完成軍備都是我國最大急務。如要伸張我國國權，保護我國國利，使我國國威光耀海外，受萬邦尊重，除了兵力之外，有何可恃？是乃有朋敢於有此建議之所以也。」[19]

  同年5月，日本政府再次進行軍制改革，新訂了師團、旅團條例，把原有的「鎮台制」改為利於對大陸作戰的師團制。

  1889年2月，日本政府頒布《大日本帝國憲法》，明確規定「天皇統帥陸海軍」，把統帥軍隊的大權從國務中獨立出來，以便於軍隊的調度和指揮。

  1889年12月，山縣有朋受命組閣，擔任政府總理大臣。1890年3月，其在《外交政略論》中，更加清楚地寫道：

  「竊以為，……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曰守衛主權線，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護利益線，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何謂主權線？

  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與鄰國接觸之勢，與我主權線之安危密切相關之區域是也。大凡為國，不可沒有主權線，也不可沒有利益線，而外交及軍備之要訣，則專以此二線為基礎也。方今立於列國之際，要維持國家之獨立，僅僅守衛主權線，業已不足，必須進而防護利益線，不可不經常立於有利之地位。而如何防護利益線焉？也即各國之所為，如有對我不利者，我當有責任排除之，在不得已時，則以強力來達到我國之意志。」

  山縣進而言稱：

  「我邦利益線之焦點，實在朝鮮。西伯利亞鐵路已進至中央亞細亞，不出數年，及其竣工，發自俄都，十數日則可飲馬黑龍江。吾人不可忘記，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鮮多事之時，也不可忘記，朝鮮多事之時，即是東亞發生一大變動之機。而維持朝鮮之獨立，有何等保障？此事豈非正是對我國利益線有急劇衝擊之感者乎？」[20]

  1890年12月6日，山縣有朋在國會上發表《施政方針》，內中再次重申：

  「大凡為國，不能保護主權線和利益線，則不能為國。方今立於列國之間，維持一國之獨立，僅僅守衛主權線已決非充分，必須亦保護利益線。」[21]

  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但是，把擁有獨立主權的朝鮮王國，作為需要日本「保護」的利益線，無論在國際法上，還是在鄰國關係上，都不是什麼「自衛之道」，而是侵略之道。

  山縣有朋的《施政方針》，表明近代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成型。它意味著日本政府為了奪取朝鮮，針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已經勢在必行。

  此外，從山縣所說的「西伯利亞鐵路完成之日，即是朝鮮多事之時」而言，1894年日本政府所發動「甲午戰爭」，可謂又是一場搶在沙皇俄國之前的侵略戰爭。

  總之，「大陸政策」形成後的日本，對鄰近國家的關係，已經進入了奪取朝鮮，並覬覦東亞大陸的歷史階段。其手段則是山縣有朋所說的「以強力來達到我國之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