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日本對華首次立約與出兵台灣

  自古以來，中國以發達的農業經濟、完備的封建體制和先進的文化影響著周邊國家，從而在東亞地區形成以中國為主體的「華夷秩序」。而處於這一秩序邊緣的日本，欲實現其「光耀國威於海外」的戰略目標，則必然要面臨著如何處理對華關係問題。

  1870年5月（舊曆四月），日本外務省在《對朝政策三條》的呈文中，列舉了三種對朝方案：一是斷絕與朝鮮的一切往來，「國力充實之後，再行處置」；二是遣使率兵赴朝，興師問罪，並就勢迫定條約，不然則動用干戈；三是先向中國遣使，締結條約，取得與中國「比肩同等之格」，然後迫使朝鮮就範。

  其中第三條稱：「朝鮮服從支那，唯受其正朔節度。因而先對支那派遣皇使，達成通信條約等程序，其歸途至朝鮮王京，在皇國與支那確定比肩同等之格後，朝鮮必然位低一等而用禮典……。萬一猶有不服，則再行論及和戰，遠同清國達成通信，則不易發生壬辰之役〔也即1592年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明軍援助朝鮮之事，可謂遠交近攻之理也。與朝鮮交際相比，與支那達成通信雖非急務，但從懷撫朝鮮而論，乃是最急之程序。」[1]

  同年6月24日（舊曆五月二十四日），日本外務省在答覆太政官諮詢的呈文中，再次言稱：「朝鮮乃列聖垂念之地。其後，歷經多少星霜，舊幕以來，為互通聘問之國。四五年前，與法國美國也曾開啟隙端。如若外國首著先鞭，則唇亡齒寒之不少，無論如何都要從此處著手。」

  

  進而，該項呈文就「支那問題」寫道：「近傾宇內形勢一變，今非昔比，隔海咫尺之地，無詔使往來，也非經略之遠圖。……若將印度和中國比作昔時漢土六國之勢，則可謂處於楚魏之郊，西有都兒格〔土耳其〕，東即皇國，處於三川兩周之地位，勢成宇內必爭之地。無論從國內政務抑或外交之道而言，也應予以特別注意。富強之基礎，自不待言，更不能無有宇內經略之遠圖」。[2]

  也就是說，為了染指朝鮮，日本政府需要取得與清政府的對等地位；而同中國打交道，又是為了實現其將來「宇內經略之遠圖」。

  1870年7月，日本政府決定派遣使節來華議立條約。同年9月，日本使節柳原前光一行抵達天津，向直隸總督李鴻章遞交公函。內稱：

  「方今文明之化大開，交際之道日盛……況鄰近如貴國，宜最先通情好，結和親。而唯有商舶往來，未償修交際之禮，不亦一大闕典也乎。……茲經奏准，特遣從四位外務權大丞柳原前光……，預先商議通信事宜，以為他日我公使與貴國訂立和親條約之地」。[3]

  對此，清政府擔心日本在條約中援引歐美各國對華立約條款，曾以「大信不約」為由加以拒絕。但柳原前光聲稱：「英法美諸國，強逼我國通商，我心不甘，而力難獨抗……惟念我國與中國最為鄰近，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協力……」。[4]同時又會見前任直隸總督（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言稱「當今歐洲諸國勢力，方以壓力加諸中日兩國之際，兩國迫於形勢，實有迅速同心協力之必要」等等，[5]隱瞞了來華立約的真實目的。

  清政府在柳原前光的遊說之下，終於在同年10月同意與日本政府議立條約。

  1871年6月，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達宗城為全權特使、柳原前光為副使來華，進行立約談判。李鴻章認為，日方條約方案抄襲「普魯士和美國的立約方案，事事援照西例」，[6]企圖均沾西方列強在華利益。因此，不同意按照日方要求立約。後經反覆交涉，同年9月13日，雙方簽訂了《大清國大日本修好條規》及三十三條《通商章程》。

  《大清國大日本修好條規》共計十八條，其中規定：

  「此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彌敦和誼，應與天壤共無窮。又，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第一條）。

  「兩國既已通好，自必互相關切。若有他國不公及輕藐之事，一經知照，應彼此相助，或從中善為調處，以敦友誼」（第二條）。

  「兩國政事、禁令各有異同。其政事應聽己國自主，彼此均不得代謀幹預，不得請行禁止之事，至其禁令，相互援助，各諭商民，不得誘惑當地之人稍有侵犯」（第三條）。

  「兩國開港場所，彼此各設理事官，管理本國商民。凡涉及家財產業公事訴訟事件，概由理事官裁判，各按本國律例查辦。兩國商民相互訴訟……應與地方官交涉，雙方出庭，公平判斷……。」[7]

  中日首次簽訂的修好條規和通商章程，基本上是對等的。也即沒有按照「西人成例，一體定約」，沒有寫入最惠國條款。但是含有雙邊享有領事裁判權、互相承認協定關稅等。

  然而，這一條約未能達到日本政府的最初目的。特別是有關兩國商民在開港場所，不得攜帶刀劍，違者懲辦沒收，以及西方國家的駐日公使認為第二條顯系中日結盟等等，因此1872年3月，柳原前光第三次來華，要求修改條約。對此，清政府態度堅決，日本政府未能實現改訂的目的。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西方國家認為第二條顯系中日結盟，乃是虛構。而日本政府要求准許日本國「商民」在開港場所攜帶刀劍，則是有意維繫特權。因為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武士階層擁有攜帶刀劍，乃至對農民百姓「格殺勿論」的特權。

  1873年4月，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來華交換條約批准書，30日與李鴻章交換完畢。

  是時，日本政府正準備占有琉球、征討朝鮮。因而，副島種臣完成換約使命之後，專門指派柳原前光拜訪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探聽虛實。他在致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的信中寫道：

  「關於台灣『生蕃』處理事件，本月二十日遣柳原大丞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談判。清朝大臣答稱：『吐蕃之地，為政教禁令所不及，為化外之民』。彼此再無異詞，順利結束。又問清政府，政權是否及於朝鮮。確答：『只要循守冊封貢獻例行禮節，此外，更於國政無關』。因上述奉命任務業已完成，將於來月四、五日從當地啟程〔歸朝〕」[8]

  事實證明，這是別有用心的外交手段。日本學者也稱：「1871年，副島種臣就任外務卿後，日本的對韓外交變得更為積極……。副島具有將台灣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進而將朝鮮也置於日本的勢力之下，以半月形封鎖清國，並防範俄國入侵亞洲的構想。副島自身作為全權大使前往清國（1873年），在批准日清條約的同時，目的還要解決台灣、琉球和朝鮮問題。」[9]

  副島種臣在信中所說的「台灣『生蕃』處理事件」，是指如何處理台灣土著殺害琉球漂流民問題。

  1871年12月19日（舊曆十一月八日），琉球國漂流船民在台灣土著地區被殺害。1872年4月2日（舊曆二月二十五日），福州地方官將此事報告北京，4月見諸京城報端。當時，為了要求改約而第三次來華的柳原前光，立即將此事報給日本外務省。稍後，出使琉球的鹿兒島縣吏也將此事報告給縣廳。同年8月31日（舊曆七月二十八日），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率先上書，請求「出師問罪」。當時的日本政府認為：「確定生蕃是否屬於清國版圖，實為先決問題」。[10]於是，副島種臣來華換約之際，日本天皇特別授意：「朕聞台灣島生番數次屠殺我國人民，若棄之不問，後患何極。今委爾種臣全權……前往伸理，以副朕之保民之意。」

  進而，又下達敕語：

  「清國政府若以政權之不及，不以其為所屬之地，不接受這一談判時，則當任從朕作處置。清國政府若以台灣全島為其屬地，左右推託其事，不接受有關談判時，應辯明清國政府失政情況，且論責生番無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後處置則當依任朕意」。[11]

  此種敕語，已經有違日清修好條規的精神。特別是所謂「如其不服，此後處置則當依任朕意」，更是無視中國主權。

  1873年6月21日，副島自行確認了所謂台灣土著乃是「化外之地」。於是，啟程歸國。此後，副島種臣雖因日本政府的內部之爭，未能參與入侵台灣，但其參與策劃的「征台事宜」，卻和「征韓論」一樣，通過所謂的「內治派」實施了。

  1874年1月，日本政府主要成員三條實美（太政大臣）、岩倉具視（右大臣），鑑於國內形勢和要「在海外發揚國威的意義」，一致認為「對（台灣）生藩興問罪之師，實為必要」。[12]於是，責成政府參議、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和大藏卿大隈重信負責此事的調查研究。同年2月6日，大久保利通等人提出了完整的《台灣番地處理要略》：

  第一條，台灣土番部落，乃清國政府政權不逮之地，其證據昭然於以往清國所刊行的書籍之中。特別是去年前參議副島種臣使清之際，彼朝官吏之作答，也為判然。故將之視為無主之地，道理具備。因此，報復我藩屬琉球人民被殺，乃日本帝國政府之義務，而征番之公理，亦於茲獲得主要依據。但在處分之際，應以切實完成討番撫民之役為主，以來自清國之一二議論為客。

  第二條，當向北京派遣公使，設置公使館承辦交際。清人若問及琉球之所屬與否，當準照去年出使之辭，言明琉球自古為我帝國所屬，且現今累沐皇恩之實。

  第三條，清國官吏若以琉球向本國遣使納貢為由，主張兩屬之說，當不予理睬，以不應其議論為佳。無論如何，由我帝國完全控制琉球之實權，且使之中止遣使納貢之非禮，乃是台灣處分後之目的，不可與清國政府空為辯論。

  第四條，清國政府若論及台灣處分，當確守去年之議，收集其政權判然不逮番地之證據，不為所動。若以土地連境而生議論，則當和好辦理之。倘事件至難，則應請示本邦政府。唯推託遷延時日，便是成事而不失和之機智謀略交際之術。

  第五條，土番之地，雖可視為無主之域，但與清國版圖犬牙接壤，若發生鄰境關係糾葛，當在屬於福建省之台灣港，設置一員領事，兼理淡水事務。征番之時，辦理船艦往來諸事。除上述職責而外，可使之就台灣處分之事，接應清國地方官員，以小心保護和好為長策。可任命視察清國之福島九成為領事。

  第六條，領事與征撫番地無關，而任征撫者，與應接之事無關。蓋其界限分明，以維持和好。若事涉重大，可將之傳至駐北京公使。

  第七條，福州雖為福建一大港口，但台灣處分之近路，當以台灣及淡水為要地，福州設有琉球館，當暫且置之度外，以避嫌忌為佳。

  第八條，當派遣福島九成、成富清風、吉田清貫……六人先赴台灣，入熟番之地，探察土地形勢，且懷柔綏撫土人，以便於他日處分生番諸事。

  第九條，偵察須知，應就準備從熟番之地琅嶠社寮港口登陸，預先注意當地地勢及停泊登陸便利之事。[13]

  上述九條實際是口稱「和好」而蓄意入侵台灣。就其戰略目的而言，該要略明確表示：「由我帝國完全控制琉球之實權，且使之中止遣使納貢之非禮，乃是台灣處分後之目的」；就具體的策略手段而言，則是如果清政府提出琉球的兩屬問題，「當不予理睬……不可與清國政府空為辯論」；至於外交與出兵的關係，則是所謂「領事與番地征撫無關，而任征撫者，與應接之事無關」等等，這是日本所謂「雙重外交」的原意，也是爾後日本侵華過程中屢試不鮮的「上策」。

  1874年4月4日，日本政府組織「台灣生番探險隊」，並任命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台灣番地事務總督」。4月5日，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秉承天皇旨意，對西鄉從道頒發委任狀，並下達《詔諭》:

  「今實行膺懲，意在化彼野蠻，安我良民……如抗拒不服，可加以兵威。……若是清國政府提出異議，不必理會。」此外，則是「凡與清國犬牙錯雜之處，應明定境界。」[14]

  不難看出，此時的日本政府實際已有吞併台灣之念。因此，同年4月17日《日本每日先驅報》也稱：「日本的目的，欲在台灣東部開闢居留地，永久占領。」[15]

  5月初，日軍對台灣土著居民進行圍剿和殺戮。這一事實說明，1871年中日首次立約，並沒有成為中日關係的準繩。

  5月11日和7月1日，清政府分別照會西鄉從道和駐華公使柳原前光，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出兵，並對侵台日軍予以查辦。但日本政府按照上述《要略》，拒不撤兵，而是派員與清政府進行談判。

  7月24日，柳原前光與李鴻章開始談判。此前，日本政府派員向柳原傳達《談判須知》，其內容是：

  第一，與清國委員談判番地處分，概當準照別紙要領，不得絲毫屈撓，且應致力議決，無故不得拖延立約蓋章。

  第二，談判之要領，在於獲得償金及讓與攻取之地，但不可始有欲求償金之色，是欲無取議論把柄於我。

  第三，談判逐漸涉及償金數額時，雖在要求所費之外，但不能由我提出，宜將彼之所云報告政府，以伺機決定若干。

  第四，談判若達到要領之所欲，當從速立約……。

  第五，前文條約成立，當公然通知政府，政府乃命都督撤退台地之兵……但不可預定兵員退了期限，以伺政府旨意。（中略）

  第十，當以此次機會，斷絕琉球兩屬之淵源，開啟朝鮮自新之門戶。此乃朝廷之微衷，當職者之密計也。

  第十一，據命達意，雖因談判而失兩國和好，除盡力注意外，責任不歸公使，政府自當其責，可相機處理，無需顧慮。[16]

  上述的《談判須知》表明，日本入侵台灣實可謂「一箭三雕」，既要達到「斷絕琉球兩屬之淵源」，又要達到所謂「開啟朝鮮自新之門戶」，同時還要從中國「獲得償金及讓與攻取之地」，較之此前英法對華軍事侵略更加兇險。

  經過反覆論爭，中日雙方最終於1874年10月31日（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簽署了《北京會議專條》和《會議憑證》。

  《北京會議專條》的內容是：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便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

  《會議憑證》的內容是：

  「台番一事，現在業經英國威大臣同兩國議明，並本日互立辦法文據。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中國先准給撫恤銀十萬兩。又日本退兵，在台灣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准給費銀四十萬兩，亦經議定。准於日本國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國全行退兵；中國全數付給，均不得衍期。日本國兵未經全數退盡之時，中國銀兩亦不全數付給。立此為據，彼此各執一紙存照」。[17]

  據此，日本政府基本上實現了出兵台灣的戰略意圖。但是，此時的琉球王國還不是日本的沖繩縣。近代的中日關係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開始的。然而，這對於近代日本「光耀國威於海外」的總體目標而言，又僅僅是個開始。

  中日《會議憑證》中所談到的「英國威大臣」是指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其人在中日交涉中袒護日本，所謂「保民義舉」之詞，也是大久保利通求助於威妥瑪所致。這說明近代日本政府自推進其東亞戰略之日起，便具有攀附強援的特徵。

  注釋

  [1]見芝原拓自等編：《近代日本思想大系12對外觀》，岩波書店1988年版，第14頁。

  [2]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3卷，第190—192頁。

  [3]《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第77卷，第36—37頁。

  [4]《李文忠公全書》，第17卷，第54頁。

  [5]東亞同文會編：《對華回憶錄》中譯本，第29頁。

  [6]《同治朝籌辦夷務始末》卷82，第1—3頁、第6頁。

  [7]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第45—46頁。

  [8]東亞同文會編：《對華回憶錄》中譯本，第36頁。

  [9]池井優：《三訂日本外交史概說》，第54頁。

  [10]東亞同文會編：《對華回憶錄》中譯本，第38頁。

  [11]見下村富士男編：《明治文化資料叢書》第四卷外交篇，開明堂1962年版，第24—25頁。

  [12]東亞同文會編：《對華回憶錄》中譯本，第38頁。

  [13]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第54—55頁。

  [14]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七卷，第19—20頁。

  [15]見東亞同文會編：《對華回憶錄》中譯本，第46頁。

  [16]多田好問編：《岩倉公實記》下，第179—180頁。

  [17]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第55—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