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編 日本的「大陸政策」與「甲午戰爭」 一 日本明治初年的對外方針

  1867年11月9日（日本慶應三年十月十四日），江戶幕府（也稱德川幕府）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向京都的天皇朝廷呈請「奉還大政」。其奏文言稱：

  本章節來源於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

  「臣慶喜慎重考慮皇國時運之沿革，昔者王綱解紐，相家執權，保平之亂，政權移於武門，以至祖宗，更蒙寵眷。二百餘年，子孫相承。臣雖奉其職，但政刑失當者不少，以至今日之形勢，畢竟薄德所致，不堪愧懼。況且，當今外國交際日繁，朝權不出一途，則綱紀難立。改歷來之舊習，政權奉還朝廷，廣盡天下之公議，仰承聖斷，同心協力，共保皇國，必可與海外萬國並立，臣慶喜盡力於國家者，唯此而已……」[1]

  1868年1月2日（舊曆十二月八日），朝廷舉行「小御所會議」，倒幕派公卿和下級武士主張幕府將軍「辭官納地」，交出400萬石的領地，並於次日凌晨宣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內稱：

  「德川內府奉還從前委任之大政，並辭退將軍之職，今斷然准允。自癸丑以來，未曾有之國難，先帝頻年煩惱，宸襟之情，群庶所知。故而，睿慮決定王政復古，以挽回國威之基。自今而後，廢絕攝政、幕府等等，暫先設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行萬機。諸事源於神武創業之始，無晉紳、武辨、堂上、地下之別，以竭至當之公議，與天下共休戚。各當勤勉，一洗舊有驕惰之污習，以盡忠報國之誠奉公。」[2]

  至此，日本近代天皇制政權宣告成立。同年，日本改元明治，江戶改名東京。新政權的初期形態是以圍繞天皇的皇族、公卿和倒幕派武士為主體的聯合政權。也有人說是「官僚和軍人政權」。

  1月10日（舊曆十二月十六日），幕府將軍在大阪會見英、法、美、義大利和普魯士、荷蘭公使，言稱：

  「我祖宗東照公〔德川家康〕確立日本國之政體，綱舉目張，二百餘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莫不尊崇其德而浴其澤……。豈料，數名諸侯一朝帶兵，突入禁門，放逐以先帝顧命攝政為首之宮中堂上，代而引入先朝譴責之公卿人等，改變先前敕命之宗旨，不待公議，以至廢除將軍之職，余屬下之譜代諸藩，大為激憤，日夜迫余，言稱唯有舉兵以責破壞日本大法、違背余國民心暴戾之罪……」[3]

  此後，開始了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之戰」。

  2月8日（舊曆慶應四年一月十五日），新政權發布《外交布告》。內稱：

  「外國之事，先帝多年宸憂。但因幕府以往之失措，以至因循至今。然而，世態大變，誠不得已。此次朝議之上，斷然同意締結和親條約。對此，當上下一致，不生疑惑，大力充實兵備，使國威光耀海外萬國，以對答祖宗先帝之神靈。天下列藩以至士民，皆當奉戴斯旨，竭盡心力而勤勉之。」

  進而又稱：「以往幕府締結之條約中，弊害有之，當在公議種種利害之上加以改革。但外國交際之事，當以宇內公法待之，此應須知」。[4]

  這是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權的第一個外交文書。同日，新政權派遣主管外交事務的東久世通禧（1833—1912），在兵庫會見英、法、荷蘭、義大利、美國和普魯士等國家的公使時，所遞交的國書內容是：

  「日本國天皇告諸各國帝王及其臣民：前者，將軍德川慶喜請歸政權，制允之，內外政事親裁之。乃曰：從前條約，雖用大君名稱，自今而後，當換以天皇稱。各國交際之職，專命有司，各國公使，諒知斯旨」。[5]

  3月10日（舊曆二月十七日），新政府又發布《對外和親諭告》：

  「……值此王政一新，萬機仰出朝廷，各國交際直接由朝廷處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當齊心協力，共勤王事，自萬國交際以至萬機，不論繼往開來，皆可無所畏懼，詳加論諫。唯今日之急務，在於應乎時勢，開啟銳眼，脫從前之弊習，使聖德光耀萬國，置天下於富岳之安，奉慰列聖在天之神靈。舉國上下，當承奉斯旨。」[6]

  也就是說，日本近代天皇制政權建立後，其一是承認德川幕府與歐美國家締結的不平等條約，但要加以修改。這是爾後日本連續多年對外改約的第一聲；其二是要實現所謂「大力充實兵備，使國威光耀海外萬國」的政策目標。按照「明治維新」的先驅者吉田松陰（1830—1859）的說法是：「今也，德川氏已同兩虜〔俄美〕和親，不能由我絕之，我若絕之，乃是自失信義。為今日計，莫如慎守疆域，嚴行條約，以羈縻兩虜，乘間開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君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使神功未遂者得遂，豐國未果者得果。」[7]這也就是他所說的「在交易上失之於俄美，在土地上取償於滿、鮮」的「善保國之策」。[8]

  2月25日（舊曆二月三日）新政府改變職制，設立總裁局、神祗、內國、外國、軍防、會計、刑法、制度等七局。是時，幕府將軍從大阪返回江戶（東京），新舊矛盾發展為「戊辰戰爭」。

  3月21日（舊曆二月二十八日），新政府對在京都的諸侯（藩主）下達敕諭：

  「朕雖不肖，然欲繼述列聖之餘業、先帝之遺意，內以安撫列藩萬姓，外使國威光耀海外。然德川慶喜圖謀不軌，天下解體，遂及騷亂，使萬民陷入塗炭之苦。故而，朕不得已而斷然決定親征，且已布告。萬國交際之處置，於將來尤為重大。為天下萬姓，朕欲凌駕萬里波濤，身當苦難，誓振國威於海外，以對祖宗先帝之神靈。汝等列藩，當佐朕之不逮，同心協力，各盡其分，奮為國家」。[9]

  4月6日（舊曆三月十四日），新政府又發布了《安撫億兆·宣布國威宸翰》，再次宣稱：

  「朕以幼弱，猝繼大統爾來，朝夕不堪恐懼，何以對立萬國，事奉列祖焉。……中葉朝政衰微，武家專權，表面推尊朝廷，實為敬而遠之，使身為億兆之父母，全然不知赤子之情，以致億兆之君，唯有其名，是以今對朝廷之尊重，有倍於古，然朝威倍加衰微，上下相離，有如天壤之形勢，何以君臨天下焉。

  值此朝政一新之時，天下億兆，一人不得其所，皆為朕之過也。現今，朕將自身勞於筋骨，苦於心志，立於艱難之先，踏襲列祖之足跡，勤於政績，方能奉天職，而無背於億兆之君……。故而，朕與百官諸侯相誓，意欲繼承列祖偉業，不問一身艱難，親營四方，安撫汝等億兆，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置天下於富岳之安。……汝等億兆，當體認朕志，相率除去私見，採納公義，助朕之業，保全神州，以慰列聖之神靈，則生前幸甚。」[10]

  上述文告、敕諭和宸翰，突出了近代日本的皇權主義，體現了近代日本國家的特殊性，同時也表明了勢將凌駕於周邊國家之上的戰略意圖。

  「歷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戰前日本右翼團體黑龍會承認：

  「歷史給予的感化是偉大的。後人從前人的足跡中得到種種啟示。……日本人對外發展的風氣，早在遠古時代就已經有了。神代之際，素盞鳴尊和其御子共赴新羅，事見《神代記》。《出雲風土記》記載，大國主命因出雲國土狹窄而牽引韓國，以補杵築之埼。又，神武天皇之皇兄稻飯命，殖民新羅，為其國主，事載於《神武記》。……其後，又有神功皇后征伐三韓，豐臣秀吉徵伐朝鮮，有乘坐一葉扁舟凌駕萬里波濤，從支那海活躍於南洋的和寇，歷史上留下了許多有關我島嶼帝國之勇武國民航渡大海、進出大陸的雄圖。」[11]

  其中所云並非全是虛構。但日本國家覬覦朝鮮半島，並出兵入侵等等，卻不是普通日本人的「雄圖」，而是日本統治階級對外擴張、掠奪和奴役他國人民的欲望。

  近代日本天皇制政權「大力充實兵備，布國威於海外」的戰略方針，實際是日本的神國觀念及對外擴張思想的延續。此後，對鄰近國家實施侵略的「大陸政策」，逐步變成了近代日本對外關係的一條主線。

  注釋

  [1]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2頁。

  [2]《對皇族公卿之諭告》，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145—146頁。

  [3]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170—172頁。

  [4]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227—228頁。

  [5]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236頁。

  [6]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391—393頁。

  [7]見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千倉書房1937年版，第8頁。其中所謂「神功未遂者」是指古代神功天皇「征討三韓」；「豐國未果者」是指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1592、1597年）。

  [8]見菊田貞雄：《征韓論的真相及其影響》，東京日日新聞社1941年版，第17頁。

  [9]見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465頁。

  [10]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第1卷第1冊，第555—558頁。

  [11]見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上，原書房1966年版，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