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琉球分島及中日改約擬稿

  1880年6月29日，宍戶璣被任命為全權辦理公使。8月18日總署大臣沈桂芬、景廉、王文韶等赴日本公使館，就琉球問題再次正式交涉。其間，宍戶言稱：「琉球島之議，連年未結，今欲商求善後辦法」，並表示「該島乃舊為我國征服之地，處辦該島在我國份內，非他國所干涉者，故而我國無可奉告，當先聽貴國意見而後議之」。對此，沈桂芬言稱「我國辦法在於保存琉球，別無其他意見」。宍戶又稱：「倘如閣下所云，貴國認為可以，而我國則不得體面，安能謂之辦法」。王文韶稱：「彼此固非利用琉球，唯願不虧各自體面。該島在貴國掌中，辦法也當由貴國提出為其所也」。[52]但此次會晤，雙方都沒有明確具體辦法。

  時隔數日，宍戶於8月24日前往總署衙門，會晤沈桂芬、王文韶、崇禮等，言稱：「貴大臣等強我提出辦法，今試陳之。此辦法在於酌兩國之情，以商議之，非欲無復更動」。隨後出示《節略》。[53]內中以「惟兩國之交應益加親厚，而兩國與各國立約條款，應益求改良」為前導，陳述了日方的要求，也即「敝歷明治四年貴歷同治十年兩國所立之約，允至經十年始行重修，今候屆期，猶間一年，而敝國與各國之約，皆以均沾為例……所以我外務大臣委本大臣要與貴王大臣會商，酌加條約也。貴國允各國商民以內地通商之利，而敝國商民獨不得被其惠，最非善鄰之交所宜有……今兩國互派使臣，駐紮國京，交誼已非前日比，而仍存嫌疑之跡，遺疏外之形，此豈永遠和好之本意乎哉。且若貴歷光緒三年，貴國新開宜昌、蕪湖、溫州、北道四處口岸，隨時照會前來，使敝國得於通商章程指定口岸之外，均沾其利。此以見貴國親厚之意，不有一毫偏擠之處。本大臣深盼貴國大臣推廣此意，酌加條約，泯偏薄之跡，總歸於彼此均沾。則敝國亦可以琉球南宮古、八重山兩島，定為貴國所屬，以劃兩國疆域。兩島與台灣相接近，實為東洋之門戶，海道之形勝。以此相讓，即所以表明敝國之好意無他也。」

  進而《節略》又稱：「琉球置縣以來，經理休養，漸就成緒。今遽割其一部，於敝國之情，在所甚難，第貴國王大臣公平秉心，以便於民人，則敝國勉行此難事，以明親好，亦所不辭也。蓋琉球案依兩國條約始得收局，而兩國之交得球案收局，可以加厚於永遠。轉圜善後，惟有此一法而已……惟貴王大臣識高慮遠，顧全大局，必有所從容妥協矣。」

  這一《節略》表明了日本政府重新開議的目的和要求，也即通過中日修改舊約，使日本獲得「均沾」各國在華權益。至其「以琉球南宮古、八重山兩島，定為貴國所屬，以劃兩國疆域」，則不過是肢解琉球王國，以換取欲得之利。爾後，雙方反覆八次交涉。10月21日，按照日方方案議定了如下約稿：[54]

  《琉球條約擬稿》

  大清國大日本國以專重和好，故將琉球一案所有從前議論，置而不提。

  大清國大日本國共同商議，除沖繩島以北屬大日本國管理之外，其宮古、八重山二島屬大清國管轄，以清兩國疆界，各聽其治，彼此永遠不相干預。

  大清國大日本國現議酌加兩國條約，以表真誠和好之意。茲大清國欽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勛二等宍戶璣）各憑所奉上諭，便宜辦理，定立專條，畫押鈴印為據。現今條約應由兩國御筆批准，於三個月限內，在大清國都中互換（光緒七年五月、明治十四年二月），交割兩島之次月，開辦加約事宜。

  《加約擬稿》

  大清國大日本國辛未年（1871年）所訂條約，允宜永遠信守。惟以其內條款有須一二變通，是以大清國欽命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大日本國欽差全權大臣勛二等宍戶，各遵所奉諭旨，公同商議，酌加條款。所有議定各條，開列於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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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款 兩國所有與各通商國己定條約內載予通商人民便益各事，兩國人民亦莫不同獲其美。嗣後兩國與各國加有別項利益之處，兩國人民亦均沾其惠，不得較各國有彼厚此薄之偏。但此國與他國立有如何施立專章，彼國若欲援他國之益，使其人民同沾，亦應於所議專章一體遵守，其系另有相酌條款才予特優者，兩國如欲均沾，當遵守其相酌條款。

  第二款 辛未年兩國所定修好條規及通商章程各條款，與此次增加條款有礙者，當照此次增加條項施行。現今所立加約，應由兩國御筆批准，於三個月限內，在大清國都中互換。

  《憑單擬稿》

  兩國通商事宜有與他通商各國隨時變通之處，彼此預為言明。嗣後，此國有將與他各國現行條約內管理商民、查辦犯案各款及海關稅則更行酌改，候與他各國訂定後，再行彼此酌議。因此預立憑單，畫押為據。

  《附單稿》

  大清國應派員以（光緒七年正月、明治十四年二月）到八重山島地方，與大日本國所派官弁，各呈示憑據，將宮古、八重山群島土地人民，一併交受。

  宮古、八重山群島民人，在交付之際，大日本國官弁應先期加意戒飭曉諭，使其安分，以免紛擾。既交付之後，兩界民人各遵其國法例，不互相干犯。

  10月28日（九月二十五日），恭親王等上奏，對約稿作了如下說明。[55]

  臣等查日本廢球一事，臣衙門與出使大臣何如璋等先後照會，其使臣並外務卿反覆爭論，迄無端緒。本年六月，始據其外務照復臣衙門，將商辦事宜任之宍戶璣等語。今宍戶璣請以二島屬中國。南洋大臣劉坤一謂：以南二島重立琉球，伸延一線之祀，庶不負存亡繼絕初心，且可留為後圖。北洋大臣李鴻章謂：南部兩島交還，已割琉球之半，此事中國原非因以為利，應還球王駐守，就此定論或不至於俄人外，再樹一敵，若球王不復，南島枯瘠，不足自存，中國設官置防，徒增後累等語。持論各有所見，而皆以存球祀為重，與臣衙門爭論此事本意相同。雖兩島地方荒瘠，要可借為存球根本。況揆諸現在時勢，中國若拒日本太甚，日本必結俄益深。此舉既以存球，並以防俄，未始非計……

  繼而又稱：

  至宍戶璣請加一體均沾之條，臣等查閱各國約內，俱有此項明文。當時李鴻章與日本訂立修好條規，力持此條未允，辦理頗費苦心。其後，日本使臣屢以為言，臣衙門均經照約駁復。轉瞬修約屆期，必來嘵瀆。今因琉球一案，遂舉其蓄意多年者，請為加約……臣等揣其情形，若仍照前堅執不允，球案必無從辦結。惟日本條規，逐條皆從兩面立論，今雖稍予通融，仍應預防流弊，且既一體沾受其益，必須一體遵守其章，將來辦理庶歸一律。至此條特為了結球案，允准應候二島定期交割以後開辦。以上各節，皆為最要關鍵。臣等與宍戶璣往返辯論，始定為加約第一第二兩款。宍戶璣初議以該國現與西洋各國商議增加關稅、管轄商民兩事，美國已經應允，請一併加入條約……日本既與各國商議，中國豈能獨不與聞。因與宍戶璣議明另立憑單，聲明候日本與各國訂立後，再行彼此酌議，無庸併入加約。以上均系有關商務之事，臣等分別緩急，如一體均沾一條，其勢不能不允者則允之。如加關稅、管轄商民兩事，其勢尚可從緩者則緩之。凡此皆為顧全大局，聯絡日本起見。

  恭親王等人的奏摺，講述了中日議定前述約稿的背景，也即意在「可借為存球根本」，並擔心日本「結俄益深」。至於同意日本加條改約，也系出於「了結球案」。但日講起居注官、右春坊右庶子陳寶琛認為：「倭案不宜遽結，倭約不宜輕許，勿墜狡謀而開流弊」。因為「中國受其實害，而琉球並不能有其虛名」，「案一結則琉球宗社斬矣，約一改則中國之堤防潰矣。俄以一伊犁餌吾改約，日本又以一荒島餌吾改約，是我結倭歡以防俄而重受其紿，倭乘俄釁，挾我以坐享其利也」。[56]左春坊左庶子張之洞也稱：「臣愚以為，此時宜酌允商務，以餌貪求，姑懸球案，以觀事變，並與立不得助俄之約。俄事既定，然後與之理論，感之以推廣商務之仁，折之以興滅繼絕之義……嚴修海防，靜以待之……庶免倉卒定約，日後追悔。」[57]

  上述情況說明：清政府內部對議立約稿之事尚有異議。為此，軍機處命令李鴻章：「將此事應否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奏辦理，並此外有無善全之策，切實指陳，迅速具奏。」[58]11月11日（光緒六年十月初九日），李鴻章回奏：

  聞日本公使宍戶現屢在總理衙門催結琉球案，明知中俄之約未定，意在乘此機會圖占便宜。愚臣以為琉球初廢之時，中國以體統攸關，不能不亟與理論。今則俄事方殷，中國之力暫難兼顧。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則大受其損，拒之則多樹一敵，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為相宜……臣接奉寄諭，始知已成之局，未便更動。而陳寶琛、張之洞等又各有陳奏，正籌思善全之策，適接出使大臣何如璋來書，並抄所寄總理衙門兩函，力陳利益均沾及內地通商之弊，語多切實，復稱詢訪球王，謂如宮古、八重山小島，另立王子，不止吾家不願，闔國臣民亦斷斷不服。南島地瘠產微，向隸中山，政令由其土人自主，今欲舉以畀球，而球人反不敢受，我之辦法亦窮等語。臣思中國以存琉球宗社為重，本非利其土地，今得南島以封球，而球人不願，勢不能不派員管理，既蹈義始利終之嫌，不免為日人分謗。且以有用之兵餉，守此甌脫不毛之土，勞費正是無窮，而道里遼遠，音問隔絕，實覺孤危可慮。若憚其勞費而棄之不守，適墜日人狡謀，且恐西人踞之，經營墾闢，扼我太平洋咽喉，亦非中國之利。是即使不議改約，而僅分我以南島，猶恐進退兩難，致貽後悔。今彼乃議改前約，倘能竟釋球王，畀以中南兩島，復為一國，其利害尚足相抵，或可勉強允許。如其不然，則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並失我內地之利，臣竊有所不取也。

  隨後，李鴻章針對總署「原慮日本與俄要結，不得不揆時度勢」，以及「慮及日本於內地運貨，蓄意已久，轉瞬修約屆期，彼必力請均沾之益，或祗修約不提球案，恐並此南島而失之」，進一步談道：

  蓋日本近日之勢，僅能以長崎借俄屯駐兵船，購給煤、米。彼蓋貪俄之利、畏俄之強，似非中國力所能禁也。豈惟日本一國，即英、德諸邦及日斯巴尼亞[西班牙]、葡萄牙各國，皆將伺俄人有事，調派兵船，名為保護商人，實未嘗不思藉機漁利。是俄事能了與否，實關全局。俄事了，則日本與各國皆戢其戒心，俄事未了，則日本與各國將萌其詭計。與其多讓於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則我既失之於倭，而又將失之於俄。何如稍讓於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懾倭……中國自強之圖，無論俄事能否速了，均不容一日稍懈……數年之後，船械齊集，聲威既壯，縱不必跨海遠征，而末始無其具，日本囂張之氣當為稍平。即各國輕侮之端，或亦可漸弭……臣愚以為，南島得失無關利害，兩國修約須彼此互商，斷無一國能獨行其志者。日本必欲得均沾之益，倘被亦有大益於中國者以相抵，未嘗不可允行。若有施無極，壹意貪求，此又當內外合力堅持勿允者也。臣再三籌度，除管理商民，更改稅則兩條，尚未訂定，應候後日酌議外，其球案條約及加約，曾聲明由御筆批准，於三個月限內互換。竊謂限滿之時，準不準之權，仍在朝廷。此時似宜用支展之法，專聽俄事消息，以分緩急。候三月限滿，倘俄議未成，而和局可以預定，彼來催問換約，或與商展限，或再交廷議。若俄事於三個月內，即已議結，擬請旨明指其不能批准之由，宣示該使，即如微臣之執奏，言路之諫諍，與彼之不能釋放球王，有乖中國本意，皆可正言告之者。臣料倭人未必遽敢決裂，即欲決裂亦尚無大患……臣不敢因朝廷議准在先，曲為回護，亦不敢務為過高之論，致礙施行。若照以上辦法，總理衙門似尚無甚難之處。

  基於以上情況，清政府對前述約稿沒有急速議定。後來，李鴻章對竹添進一郎說：「約定是我之所破。」[59]此話或許過分，但1880年7月之後，清政府派遣曾紀澤出使俄國，中俄關係有所緩和之後，鑑於李鴻章等人的意見，對議定約稿採取了謹慎態度則屬事實。1880年11月17日，總署派遣葉毓桐向宍戶璣遞交照會，內稱：「（前略）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琉球一案各折片，著交南北洋大臣等妥議具奏，候覆奏到日，再降諭旨……相應恭錄照會貴大臣可也。」20日，宍戶赴總署責問沈桂芬，並於23日備文照會，內稱「詎圖卒然中沮，本大臣不堪惋異」。[60]12月27日宍戶再次照會總署，言稱「自貴王大臣前約畫押訂約，業經二月有餘矣，理不容再稽，本大臣須期十日有所咨回」。[61]

  1881年1月3日，總署復文，內稱根據上諭徵求南北洋大臣意見是為慎重，「並非強行拖延」。但是，宍戶認為「需要南北洋大臣之妥議，即為使事不成之徵。誠然，外國也采議院之議，或有延期批准之事。但兩國秉權大臣既已協議，以其大臣全權畫押為據，自然無需他人參與。如南北大臣妥議，則可謂秉權大臣關權，是等同以無權欺有權之另一方使臣，卑職難以甘受其愚弄」。[62]1月17日宍戶又向總署發出照會：「貴國果自棄前議，而非本大臣絕於貴國也。」[63]隨後於20日離開北京歸國。至此，中日有關琉球問題的交涉儘管前有格蘭特調停，後有擬訂約稿，但最終未能了結。清政府認為：「日本使臣宍戶璣覺所欲難遂，即謂由我自棄前議，悻悻而歸，詞意決絕。」[64]而按照日本東亞同文會的說法，則是「不久，朝鮮事件繼起，中日之間關於朝鮮問題交涉頻繁，琉球事件有被置之度外之勢，終至明治二十七、二十八年（1894、1895年）發生中日戰爭，一切都按現實解決了」。[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