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派遣官員壓迫琉球就範

  1875年7月10日，在大久保利通的直接操縱下，內務大丞松田道之、內務六等出仕伊地知貞馨等，與池城親方等人一道抵達琉球那霸。這是因為同年3至5月間，儘管大久保利通多次對池城親方等人「諭以廟議所在」，但是池城等人始終堅持不受。用松田道之的話說，「（池城等人）意見固陋，苦情百端，卿〔大久保〕雖費數日，最終仍是聲謂不歸藩告諸藩王，不能決定答覆」。因而，「莫如將官吏派至彼地，直接向藩王傳達，且辯論說諭」。[8]

  7月14日，松田道之向琉球王代理今歸仁王子尚弼、攝政伊江王子尚健、三司官浦添親方、池城親方、富川親方等，宣讀日本政府五六月間作出的決定，也即：今後禁止隔年向中國朝貢、派遣使節，或清帝即位時派遣慶賀使之例行規定；今後藩王更替時，禁止接受中國冊封；琉球應奉行明治年號，年中禮儀概當遵照布告行事；為調查實施刑法定律，當派遣二三名承擔者進京；廢止福州琉球館；在琉球設置鎮台分營；以及要求琉球王進京謝恩，按照另紙規定，實行藩制改革等。[9]但是，琉球方面並未從命，而是「直接表示了不奉命之意」。[10]根據松田道之出使琉球的記載，在其抵達那霸以後，琉球攝政、三司官等，確實與其進行過反覆交涉，而交涉的重點，又正是不肯斷絕與中國的關係。

  8月5日，琉球王尚泰特意致書松田道之，內稱「關於太政大臣三條公及閣下所諭示的禁止本藩隔年向清國進貢，或清國皇帝即位之時，派遣慶賀使，以及今後不得接受清國冊封，藩內奉行明治年號，年中禮儀遵行布告，且改革藩制等等，業已知悉，與諸官評議之後，茲懇請如左：

  一、本藩往昔政體禮儀不備，諸多不便，故而從屬皇國與中國，承蒙兩國指導，漸成政體。藩內所用物件，也從兩國籌辦。此外，經常蒙受兩國仁惠撫恤，皇國與中國之厚恩，罄竹難書，兩國實為父母之國，舉藩上下，莫不仰奉。深願萬世不替，以勵忠誠。今後不得向中國進貢，不得派遣慶賀使節，禁止向中國請求冊封，必然棄絕父子之道，忘卻中國累世之厚恩，失卻信義，實乃心痛。請諒察前情之實，准允向中國進貢、派遣慶賀使節，以及接受中國冊封等，一如既往。

  又，從屬皇國管轄之地鹿兒島縣之事，以往對中國隱匿，懇請對中國說明，採取明確處置，願對兩國奉公，永久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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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藩之事，有如前述，因從屬皇國與中國，故而懇請對皇國使用皇曆，對中國使用中國曆法，年中禮儀按照兩國格式。至於祝賀新年、紀元節、天長節等，當按布告實施。其他懇請一如既往。

  三、關於職制之事，乃是應乎國情、順乎民心而定，自古從無變易。現今政府雖直接管轄，但謂國體、政體永久不變，藩內一同聞知，難得之安寧。而謂藩制改革，則小邦人心迷亂，每事不周……。請與內地有別，一如既往。[11]

  同日，琉球攝政伊江王子、三司官浦添親方、池城親方和富川親方等，也聯名申訴與中國不可斷絕關係，以及無意改革藩政的理由。於是，松田道之則再次召集琉球攝政、三司官等五十餘人，「歷述世界形勢」，並要求他們作嚮導，直接面見琉球王尚泰，但無一人答應。[12]

  8月8日，松田道之致書琉球王尚泰及攝政、三司官。內稱「（前略）從前我政府默許兩屬之國體，系因時勢所致，幸無重大障礙。現今皇政一新，成萬機親裁之世，萬國交際益加密切之時，從達到獨立國之宗旨而言，准照世界條理、萬國公法，其權利不備，則國不為國。爾藩為我國之版圖，若臣事他邦，成兩屬之體，則是國家權利不能確立之最，不從速改之，則無以對答世界輿論，是不獨我政府之缺乏典章，且關係爾藩之存亡，豈可不戒？是乃有此番通知下達之一大目的也。今閣下所陳，乃是不問此等條理，唯是因襲舊格，不欲就範新規，終究屬於自私之苦情。而且，就琉球地理、人種、風俗、語言，以及受到我政府保護而論，原本也為我國之版圖，成所謂地理上之管轄。將之詢於世界公論，孰能謂之不屬管轄、不在版圖之內？

  「至於清國，地理、人種、風俗、語言等等，一概與之無緣，唯是中古之際，爾國主自行應乎詔諭，受彼冊封，但未曾受彼政府之保護，似是政令管轄，而無其實。將之詢於世界公論，誰人謂之版圖？必謂其實無管轄之權。故而，清國若謂琉球系自身管轄，只能對爾藩言之，對我政府不能言之，對世界不能言之。因中古明主之詔諭，並未斷絕我之管轄，又未得到我之許諾，唯是琉球國主以濫自應諭為幸，與之結成私義。准照世界條理，更無可取之名分。我征伐生番之役，彼視為義舉，向我政府支付爾藩遇難遺族金額，若是清國可向世界公開表明琉球為自身管轄，何不自行處置牡丹社，保護爾藩人民？又為何向我政府支付爾藩遇難遺族金額，而不自行向爾藩支付？且又為何將我征伐生番之役視為義舉？琉球不受清國管轄之條理，歷歷在目，我政府於征伐生番之役，與清國談判之結局，也可明證矣。由是觀之，清國於爾藩之情意、名分早已廢絕。爾藩言清國之情意，乃一己之私情耳（中略）。

  「我政府若是不斷絕爾藩臣事清國諸事，則失去所謂地理上之管轄權利，也即損失天皇陛下之權利。其對世界之關係，意義沉重而且廣大，與爾藩對清國之情義相較，孰輕孰重？唯是主張自私之苦情，不問此中條理，見識謬矣。尤其是所謂向清國言明爾藩屬我政府之事，更為最大之荒謬，對我政府失敬之甚。爾藩為我之版圖，萬國皆知，最近征伐生番之役，我政府對清國也有明確表示，何需依照閣下之漫言而告諸彼耶？勿復出此不敬之言」。

  繼而，松田道之又稱：「爾藩國體、政體永久不變之命令，未曾有之。既或以明治六年外務省官員依照外務卿副島種臣之命，給爾藩官員信中所揭之事，也與閣下所論宗旨不同。信中之意，乃是藩制不可輕易變更之意。而現今下達之通知，原本也非變革藩制，而是實施屬於藩制之職制，有此藩制則不可無有此種職制。國家之政體，原本繫於時勢沿革，基於國家經營之便，不可不變者，不可永世墨守陳規……。爾藩亦然，故而，唯有從速遵旨奉行」云云。[13]

  松田的上述說教中，所謂「尓藩為我之版圖」，琉球王「濫自應諭」，與中國「結成私義」，以及所謂琉球地理、人種、風俗、語言概與中國「無緣」，「清國於尓藩之情意、名分早已廢絕」等等，准照琉球社會發展史，實屬無稽之談。但其內中必欲廢絕琉球社稷、切斷中琉歷史關係之心，卻亦「歷歷在目」。

  然而，松田道之的威嚴示諭，並沒有改變琉球王國的意願。8月10日，松田道之在給大久保利通的報告中談道：琉球對設置鎮台分營，派遣人員進京，調查實施日本刑法定律等事，可以遵照奉行，但「有關清國諸事，則不僅不願從命，而且在其請願之意中，不合條理者甚多。為此，下官在會晤席間，陳述不能聽許之旨，且列舉條理、名分反覆論辯……。又於8日向藩王、藩吏，遞交第28、第29號文書，督責其條理大義，並要求19日午前，作出決定性答覆。其能否從命，此後之方向猶難預料，藩情頗為困難」。隨後，他還談道：「倘若該藩擁有兵力，人民強悍之時，難保不反我國政府。幸而藩無兵力、人民柔弱純樸，條理勢力無敵於我。故有關清國之事，既或再行數百次懇切議論，也決難心服，唯有依照條理，堅持不動，莫如威嚴論辯，使之威服……」[14]由此可見，日本政府占有琉球之念並未放鬆，而琉球對日本政府的強行意旨，也沒有放棄抗爭。

  8月20日，琉球攝政、三司官等，在要求延期作出答覆的情況下，又同松田道之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涉。其間，除了繼續申訴不肯斷絕中琉關係的理由之外，還針對松田道之所謂琉球「為皇國之版圖」，「成所謂地理上之管轄」的說法，言稱「本藩地處皇國與中國中間，地理氣脈與兩國連續，人種、風俗也與兩國相似，語言無有變化，交通頻仍，難謂因與皇國相似而歸結為一定之何方」。進而又稱「本藩自弘化至文久年間〔1844—1863年〕，外國船隻頻繁渡來，要求和好交易，小邦難於應付。尤其英、法、美國之人，相繼逗留，藩中憂慮至極。但經向中國申訴，與渡來長官示意相談，而歸於平安無事，是有確實保護」。再者，「本藩進貢之規則，載於明清會典，各國一同明了知之。前述逗留之英、法、美國人，也依照中國之示諭辦理。而且，本藩往昔交通皇國、中國、朝鮮、暹羅、爪哇國之前，何方也不服從。由於中古明主詔諭，開始進貢。是時，中國業已斷絕皇國之管轄，無有得到皇國許諾之條理，也無濫自以應諭為幸，結成私義之事，不可視為無有可循之名義」。此外，「征伐台灣，系由皇國處置者，故而撫恤銀兩也當如是向皇國交接。且生存者也受到中國之格外保護，在送達本藩的咨文中，有向台灣府糾詰、儆懲強暴，以示懷柔之意。又，征伐台灣以後，中國對本藩沒有任何指令，貢使進京、受納文表貢物，對藩王、使者賜物及接待等等，一如先例，親切相待，且發來皇帝殂落之白詔、新帝即位之紅詔，先規無所更替，是以不可謂為清國對本藩之情義名分業已廢絕」等等。[15]

  上述情況表明，日本政府旨在斷絕中琉關係的籌劃，並沒有得到琉球王國的認同。因此，松田道之在拒絕聽取琉方意願的同時，則開始採取所謂「使之威服」的手段。據《琉球見聞錄》記載，其「怒聲喝叱，極度苛責，宛如對待三尺兒童。眾官吏因被松田斥責，夜不能寢，晝不能息。每日從早到晚進行協議，心急如火，肝膽皆裂，食不能咽」，以致「精神睏倦，身體疲憊，如醉如狂，面色鐵青，唯有嘆息」。[16]然而，琉球官員並沒有因此而放棄保持中琉關係的意願，並繼續要求直接向東京申訴。時至9月中旬，松田道之終於不得不同意琉球派遣三司官池城親方等人前往東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