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隋書·流求傳》的原始記載

  從現今保存的歷史文獻來看，有關古代琉球的記事，最早見於中國唐代貞觀十年（公元636年）成書的《隋書·流求傳》中。[8]內載：

  煬帝大業元年（公元605年），海師何蠻等人便對煬帝言稱：每到春秋兩季，「天清風靜」之時，則可「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但「亦不知幾千里」。大業三年（607年），煬帝派遣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遂與何蠻俱往琉球，因言語不通，「掠一人而返」。翌年，煬帝又令朱寬前往「慰撫」，但「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是時，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其所謂的「邪久國」，也即現今日本九州南部的屋久島。也有主張包括琉球群島者。從結果而言，朱寬等人似未達到使之順從的目的。因而，大業六年（公元610年），煬帝復遣武賁郎將陳陵、朝請大夫張鎮州（亦記作周），「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據《隋書·陳陵傳》記載，陳陵等人率卒一萬餘人，「月余而至」琉球。當初，琉人「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後來，陳陵「率眾登岸」，始有「其主歡斯渴刺兜遣兵拒戰」。於是，陳陵派遣張鎮州為先鋒，領兵迎戰「小王歡斯老模」，並斬其首級。以致「渴刺兜率眾數千」，復來「逆戰」。雙方激戰，「陵乘勝逐北」，「渴刺兜背柵而陣」，「從辰至未，苦鬥不息」。但因琉人勢寡，終被陳陵率眾破陣，遂「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人而歸」。[9]

  就上述記載而言，從陳陵率兵至琉，琉人「往往詣軍中貿易」，後至雙方廝殺格鬥，「虜男女數千人而歸」，所用的時間，至少當在數日以上。加之此前朱寬等人，兩次前往琉球，並「掠一人而返」等等，從而使當時的中國人，能夠實地觀察和了解當地的風土人情，乃至社會經濟、政治，並在《隋書·流求傳》中，留下多方面的記載。

  《隋書·流求傳》對古代琉球的記載，多達1300餘字，內含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乃至風俗、人情等等。為了便於陳述，現將有關記事大體分類如次：

  其一，對古代琉球地理方位的記載。內稱：「琉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這實際是對琉球的地理方位及其與大陸的距離，作了準確的記載。其中所說的「建安郡」，是為中國隋唐時期的地方建制，治所設在建甌，所轄範圍大體相當於現今的福建省。由是觀之，這種記載與前述陳侃所說的「流求國，在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北」完全一致。至其所謂「水行五日而至」，根據後世出使琉球者的記載，以及琉球官方學者的記述，在無風向逆轉等情況下，也完全與實際吻合。如琉球紫巾大夫、地理學者程順則，在《指南廣義》中稱：「福州五虎門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船。」[10]這「四十更船」，也即四天的時間，因為古人航海以十更為一日。若再加上從姑米山（即現今的久米島）至琉球本島那霸港的時間，仍需一日，則前後恰好是五天的時間。這說明隋唐時期的中國，對於琉球群島及中國沿海島嶼的地理位置，業已非常了解。

  其二，對琉球「王」者的記載。《隋書·流求傳》稱：「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繼而又稱，其國中「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這種情況說明，公元七世紀前後的琉球社會，業已出現或形成了某種等級分化。其中所說的「王姓歡斯」，是為後世多有記載的「按司」（發音為阿基）。據稱，「按司」是由「父親」的發音演變而來的，且與「長者」屬於同一語源。[12]而「渴刺兜」與「可老羊」，則可能是古代琉球語中「首領」（發音卡拉）的語音漢字。至於「村有鳥了帥」的記載，據日本學者考察，似為「烏了帥」之誤。而「烏了帥」乃是琉球古語「浦襲」（發音為烏拉歐索依）——村長的語音漢字。[13]由此可見，當時的琉球尚處於「村落」或稱之為「部落」的時代，因而「小王」分立，「各理一村之事」。但從中也形成了得以統率「諸洞」「小王」的「按司」，也即「按司」中的「按司」（後世記稱為「世主」）。因此，《隋書·流求傳》記稱其「國有四五帥，統諸洞」，並稱「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等等。至於所謂「洞有小王」云云，據日本學者研究，乃是由於古代琉球人相信「太陽從東洞穴出，而落入西洞穴」，所以被視為如同太陽一般的「按司」，多住於山洞之中。[14]

  其三，對琉球社會生產的記載。《隋書·流求傳》稱，「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余，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粱、禾黍、麻、豆……」。這種記載，說明當時的琉球，在農耕種植上已有很大的進步。但因「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所以在農耕生產上，又不免停滯在「刀耕火耨」的落後階段。但是，從《隋書·流求傳》的記載中，又可以得悉：當時的琉球人業已掌握了以木槽「曝海水為鹽」，以「木汁為酢，釀米麵為酒」的生產技術，而且掌握了「織斗簍皮並雜色苧及雜毛以為衣」，以及「織藤為笠」等生產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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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對琉球風俗、人情的記載。《隋書·流求傳》稱，其「男女皆以白苧繩纏發，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其形正方……。綴毛垂螺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繼而又稱：「男子拔去髭鬢，身上有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產後以火自灸，令汗出」，以及「食皆用手，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對於死者，則是「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但「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等等。這些記載反映了古代琉球社會的風俗、人情，也再次說明了當時琉球社會發展的緩慢。也即，公元七世紀前後的琉球社會，儘管業已出現了等級分化，但依然保持著人類原始社會的種種風俗和習慣。

  其五，對琉球社會及政治狀況的記述。內稱，當時的琉球「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時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箸〕，長尺余，鑽頂而殺之。輕罪用杖」。「無君臣上下之節」，也無「拜伏之禮」。但「王乘木獸，令左右輿之而行」。繼而又稱，其「國人好相爭鬥」，「兩陣相當」，必有「勇者三五人出前跳躁，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為隊帥」等等。

  如此種種，說明當時的琉球業已形成了某種社會制約，但還相當落後。至於聚食死者，乃至將髑髏送至王所等等，中國元代汪大淵在其著述的《島夷志略》中，也有台灣土著居民在「他國之人倘有所犯」之時，「則生割其肉以啖之」，並「取其頭（顱）懸（於）木竿」的記載。[15]從人類心理學的角度來考察，這種風俗可能是出於人類的自我保護意識，但也是社會生產落後的表現。此外，《隋書·流求傳》記載，當時的琉球「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鬥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為神主」。由是觀之，古代琉球人聚食死者，或將所殺之人祭其神等，又與當時的原始信仰有關。

  總之，《隋書·流求傳》為後世考察古代琉球社會，留下了最早的，也是多方面的原始記載。從這個意義上講，《隋書·流求傳》彌補了琉球歷史記載的遺闕。[16]

  注釋

  [1]陳侃：《使琉球錄》（二），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53—54頁。

  [2]《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第六，中華書局刊本，第247頁。

  [3]該鐘於琉球尚泰久王五年（1458年）鑄成。銘文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吉川弘文館1977年版，第87頁。

  [4]《中山世鑒》首卷，見伊波普猷等編：《琉球史料叢書》第五，名取書店1941年版，第8頁。

  [5]見宮城榮昌：《琉球の歷史》，第18頁。

  [6]徐葆光：《中山傳信錄》卷六，見《和刻本漢籍隨筆集》第十五集，汲古書院1977年版，第170頁。

  [7]周煌：《琉球國志略》卷四。

  [8]《隋書》卷八十一，中華書局刊本，第1823—1825頁。以下引文不另作注。

  [9]《隋書》列傳二十九，陳陵傳。

  [10]《中山傳信錄》卷一，見《和刻本漢籍隨筆集》第十五集，汲古書院1977年版，第37頁。

  [12]見大城立裕：《沖繩歷史散步》，第15—16頁。

  [13]參閱比嘉春潮：《新稿·沖繩的歷史》，第49—50頁。宮城榮昌《琉球歷史》一書中，將「村長」注音為「母拉歐撒」，更與「烏了帥」發音相近。

  [14]見大城立裕：《沖繩歷史散步》，第16頁。

  [15]見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注釋》，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7頁。

  [16]有關《隋書·琉求傳》的爭議，見拙著《琉球歷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