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兩度瀛山採藥歸——20世紀初頭嚴修考察日本教育述略

  何以把赴日考察教育比喻為「瀛山採藥」

  20世紀初頭，1902年8月至11月和1904年5月至8月，嚴修曾兩次赴日考察教育，關於此事，他在詩作中曾這樣寫道[3]：

  其一

  無恙扶桑海上帆，神山畢竟地非凡。

  歸袋滿載長生藥，好佐熊丸壽阿咸。

  其二

  兩度瀛山採藥歸，漁竿初志竟乖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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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漸高位騰官謗，可有微長適時機？

  推轂徒貽知己累，濫竽敢恃賞音稀。

  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前懺昨非。

  以上兩首詩的「其一」寫於1902年首次赴日考察期間，是寫給其侄兒嚴智惺[4]賀其二十歲生日的。「其二」寫於1909年學部左侍郎任上，是詩人《五十述懷》四首中的一首。兩詩中諸多含義於此不論，但說一點，即，在提及赴日考察教育時，他用了「瀛山採藥」的典故以為比喻。我們知道，近代國人游日，在賦詩作文時，或出於修辭上的考慮，常把日本稱做「東瀛」或「瀛洲」「扶桑」的，這樣，從字面或辭的色彩上看雖然更具美感，但終究不過是「日本」這一地名的換個說法而已。而嚴修在詩中的用法卻有微妙的不同，即他突出了「瀛山採藥」的「事實」，表明赴日是為了「求藥」。或者說，在他的思想深處赴日「求藥」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

  有如所知，1840年的鴉片戰爭使老大的清帝國受了重創，但它並沒有意識到需要做出一些重大的改變，以適應新的世界形勢和潮流，倒是東鄰的日本敏感地從中看破玄機，起而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文化，進行維新變革運動。三十年後，這個長期崇拜與吸收中國文化的「蕞爾小國」居然也像西方列強一樣，在甲午戰爭中，一舉打敗清帝國並迫使其割地賠款，訂立城下之盟。隨之而來的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京津，「兩宮」西逃，使大清帝國幾乎國將不國。世事至此，大凡有頭腦的人都明白，不做出較大的改變已屬不可能，「變法」「興學」乃成口號。

  此時的嚴修因奏設經濟特科，開罪於自己的座師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於貴州學政任滿後，在京已無實事可干，乃於1898年回到故里天津。是年冬，在宅設立家館，聘請北洋水師學堂畢業的張伯苓為塾師，教授子侄5人並陶孟和，半日讀經書，半日學西學（如英文、數學、理化等）。1900年義和團起，在天津反洋教，殺洋人並株及「二毛子」（指洋教徒或與洋人關係密切者）。嚴修因主張經濟特科被愚昧的團民目為「康黨」，甚而指為「二毛子」，幸得鄰里力保方免於難。接踵而來的是八國聯軍天津陷城並實施占領，嚴家未及逃走，乃杜門避難，親友趨而附之者數十家，幸以張伯苓擅英語，應付洋兵，得以保全。庚子事變中，嚴修飽嘗國破家危的痛苦，也看清了大清帝國的沉疴日重，不求藥於外則必然不保，而學官出身的他，很自然地認定非「興學」不足以救中國。[5]這一思想在他先後出任直隸省學校司督辦和學部侍郎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如1904年11月他在致金少泉信中說：「處今之世，而望有一線之生機，舍學問無他術矣。」[6]這裡所說的「學問」，泛指新式教育和學問。又如1907年7月致吳子修信中說：「弟學殖荒落，任重力綿，每念立憲根基，繫於教育，以全國土地之廣，人民之眾，而州縣小學設者寥寥，欲圖普及，不知從何著手。彷徨中夜，刻不自安。」[7]在這裡他不僅視教育為「立憲根基」，還以推動中國教育之發展為己任。從政府方面說，經過「庚子之變」，頑固如慈禧也不得不改弦更張，表示要「變法」，推行新政。「戊戌政變」中已被停止的經濟特科也於1901年6月重開。9月更下詔各省設立學堂。可見到嚴修赴日的1902年，創辦新式學校在政策層面上已無問題，重要的是如何付諸實施。而當時的日本國民教育已相當發達，它是亞洲後進國家中引進西方教育最成功的國家，並積累有豐富的相關經驗。中國的士大夫也已普遍認識到，向日本學習發展新式教育將事半而功倍，嚴修正是在這些認識前提之下，踏上赴日考察教育的征途。

  1902年8月10日，嚴修乘日輪「立神丸」赴日。他面對大海，豪情滿懷地吟詠道：

  海上風吹一葉舟，

  酒酣長嘯按吳鉤。

  壯懷易盡吾衰矣，

  尚欲乘槎向鬥牛。[8]

  字裡行間充滿壯懷激烈之慨，顯示出他此行的使命感和抱負：要盡一己之力為國「採藥」。

  一上船就進入角色

  在嚴修的心目中，興辦新式教育之於中國，簡直如救水火，時不我待。首次訪日時，在他上船的第三天（8月12日），便與船上的事務員福士德太郎筆談教育與東西方文化。第四天（8月13日），則與同船的日本早稻田大學教授青柳篤恆談論師範教育。船過馬關時，上來一位14歲的日本學童，他也上前與之攀談。這天，他還在船上結識了一位叫松永祐的人，想必是他的態度異常誠懇，以致松永為他書寫了從小學到大學的「日本學校課程大略」。8月16日，他記錄了唐秀豐（時任駐長崎領事館翻譯）所談弘文學院學費及王應珍（時任駐神戶領事館翻譯）所談神戶華僑學校學生及教員人數等情況。[9]

  除了教育之外，舉凡一切新知識，他都注意學習，即使語言不通，也未能影響他的情緒。如他詳細記錄了日船「立神丸」上船長、輪機長、舵手甚至服務員、木工等人員名單，還從船員口中了解到日船「立神丸」和「相模丸」的排水量。他通過與木工、船員的筆談，了解到中日木工同行報酬的懸殊，並多有感慨。船泊馬關附近加煤時，他打聽到日本苦工一日的工資幾何。船過淡路島時，可能是出於他的請求，輪機手渡部以粉筆為他圖示了姬路至神戶諸城市。船到終點神戶港時，則了解了該港進口中國貨和出口日本貨的情況、外國在此設立領事館情況、華僑情況以及收回治外法權情況，等等。[10]他就是這樣一上船就一刻不停地開始了考察活動。

  如何考察——聽取教育家的意見

  嚴修是個有能力有魄力的人，同時也是個很謙遜的人。儘管他已任過貴州學政，主管一省文教，且第二次赴日時也已出任直隸省學校司督辦，但他一踏上赴日的輪船後就不恥下問，抵日後更以小學生姿態出現，虛心求教，表現出謙謙君子的形象。他對新式教育畢竟陌生，所以對於如何考察為好，非常願意聽取日本教育家的意見。

  1902年9月10日，嚴修訪問了通過吳汝綸介紹認識的巌谷孫藏。巌谷為京都大學教授，著名法學家，又被聘為京師大學堂仕學館總教習。巌谷認為，考察時「宜求詳，不宜貪多」，學校中好的、一般的、差的，都應看一些，町村私立的更應一看。這種意見顯然是非常中肯和切合實際的。接著，他又訪問了曾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的伊澤修二。伊澤除了對巌谷的意見「深以為然」外，還具體地為其選擇了「適中者」的東京府尋常師範學校、「最精者」的富士見小學校和類似於村塾的渡邊小學校。從嚴修兩次考察實踐來看，他基本上是按照「宜詳不宜多」的意見行事的，不過由於他的勤奮，考察的學校在絕對數量上也還是不少的，尤其是1904年第二次赴日時，曾十一次前往東京高等師範附屬小學校考察，更是詳中求詳。應當說，由於考察方法得當，獲得了較大的收穫。

  考察的一般情況

  嚴修首次考察日本，時在1902年8月15日—10月28日，歷時74天。同時，率長子嚴智崇、次子嚴智怡前往日本求學。此次考察為自費。

  嚴修第二次考察日本，時在1904年5月30日—8月11日，歷時73天。張伯苓偕同考察。此時，嚴修已出任直隸省學校司督辦，系奉直隸總督袁世凱之命考察，故為公費。

  兩次共考察各級各類學校（包括幼稚園）43所。從學校類別看，有男校，也有女校；有普通學校，也有師範學校，職業和實業學校，還有音樂、美術、體育學校；有公立學校，也有私立學校；有平民學校，也有貴族學校。自不待言，這些學校多數是供日本學生學習的，但也有專供中國留學生學習的，或專供華僑子弟學習的。還有從事特殊教育的盲啞學校等。總之，各種學校都在嚴修和張伯苓考察的視野之內。

  從地域上看，考察的對象校大都在東京，但其他城市如大阪、橫濱也所在多有。

  那麼，這些考察的對象校是如何確定的呢？研究可知，1902年第一次考察時對象校的選擇比較被動和隨意。大體說有如下幾種情況：

  （一）日本教育家推薦。如前所述，伊澤修二曾推薦了東京府尋常師範學校、富士見小學校和渡邊小學校等。

  （二）日本外務省招待參觀。1902年在嚴修訪問東京過程中，9月17日突有外務省知照，外務省負責接待嚴修和雙壽（湖北學務處委員）參觀校名單。

  （三）故知新交輾轉介紹。我們在日記中看到，嚴修在大阪訪問清水谷學校時，曾向校方「投齋藤介紹書」[11]。而在會見警視廳第三部部長山根正次時，「投平賀、井上兩君信」[12]，此後，山根正次即為嚴修一行導遊，訪問了富士見小學校、體操學校以及警視廳、印刷局等處。嚴修在船上認識的早稻田大學教授青柳篤恆則介紹他訪問了該校，並結識了前後兩任校長大隈重信與高田早苗。

  1904年嚴修第二次考察時，情況則大有改變。首先，考察學校的數目大為減少，如1902年共考察學校（包括幼稚園）31所，而1904年則僅為12所。其中考察量最大的小學，由1902年的7所減為1904年的2所。但考察的次數卻由1902年的7次上升為1904年的12次。而這12次中，竟有11次是集中在同一所學校。可見第二次考察是異乎尋常地集中和深入。無怪乎後來嚴修在談到這兩次訪日時說，「第一次可雲漫遊，第二次可謂考察」[13]。

  考察的一般形式是，在日本友人或中國留學生的嚮導下訪問某校，該校負責人往往會出面接待，介紹學校簡況（包括學校簡史、師生人數、經費、學費、課程或專業設置、學制等），然後導觀校舍、課堂、圖書館或標本室等設施，或者觀摩教學，旁聽課程，參觀成績展覽、實習車間、樂隊排練、歌舞表演、遊戲體操、講演比賽、寫字畫圖、裁剪縫紉、烹飪操作，甚或人體解剖。有時還參加父兄懇談會（家長會）和畢業典禮等活動。

  由於嚴修和張伯苓不甚精通日語，所以訪問時都有翻譯同行。第一次訪日時，任譯員的主要是嚴修的長子嚴智崇，日友清水芳吉（大阪清語學校校長）、和田純以及在日留學生黎淵等。第二次訪日時，主要譯員除嚴智崇之外，還有一位留學生高曠生——日記中雖不曾明說，但從一些記載可以看出，高似是嚴修聘請的半專職的譯員。

  每參觀一所學校，他都要努力地攝取和記憶所見所聞，然後加以整理寫入日記。他對某些課堂教學記述之精詳令人吃驚。筆者估計，他可能在參觀過程中心摹手追隨時作筆記，也可能令隨行的兒子在旁記錄，然後自己再歸納整理成文。如果當日行程太促，他會在次日或數日內補記。我們可以看到，他有時清晨四點半或五點半起床補寫日記。[14]兩次東遊期間，他的日記一天也不曾間斷過。

  考察的重點：小學教育與教育行政

  雖然嚴修認為他1902年那次游日只是「漫遊」，但從日程上可以看出，他的主要精力還是花費在教育方面，只不過在學校的考察上略有全面鋪開之感，缺乏事前的周密思考。但在1904年第二次赴日考察時，卻表現出鮮明的自覺性。一望可知，他把考察的重點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小學教育與教育行政。

  關於小學教育。中國剛試辦新式教育，必然是從最基礎的小學教育抓起，故而嚴修對日本小學教育的考察著力最多。1904年游日時，嚴修只考察過兩所小學，這就是東京高等師範附屬小學校（包括它的一、二、三部）和東京府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而且後者只去過一次，而前者卻去過十一次。

  嚴修和張伯苓不但觀摩了小學的大部分課堂教學（包括習字、讀書、作文、算術、手工、圖畫、唱歌等），還出席觀看了學生的課外活動——學藝會以及家長會，並聽取了教科書編纂法，參觀了博物室。這樣，他們基本上了解了日本小學的教學和一些重要的課外活動情況。

  關於教育行政。我們知道，嚴修在1904年4月赴日時，已就任了直隸省學校司督辦（相當於省教育廳長）。他雖出任過貴州學政，但畢竟缺乏興辦和管理新式教育以及領導和推行教育改革的經驗。為彌補這一缺陷，第二次赴日時，從6月20日—7月9日，他與張伯苓曾先後十二次訪問日本文部省，會晤過文部大臣久保田讓及次官松浦鎮次郎等人。可能是根據他的請求，文部省參事官松本[15]特意為他和張伯苓開了一個專題講座，分十次為嚴張二人講解了文部省建制、地方各級相關機構、各級各類學校的學生、教員、校舍等內容。當然，這些都是從教育行政的角度論述的。

  嚴修借赴日考察之機，主動去日本文部省聽講座，學習與掌握作為一名教育官員應具備的知識，實為難能可貴之舉，表現出他從事教育制度改革的高度自覺和使命感，這對於他後來主持學部的日常工作，推動全國的教育改革有著相當積極的影響。

  除小學教育和教育行政為1904年東遊考察的兩大重點外，工業學校的教育實踐也被放在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東遊日記中可以看到，嚴修與張伯苓曾前後五次往訪高等工業學校，兩次與校長手島精一晤談，仔細地參觀了課堂教學和實習工場，還了解了該校經費情況，出席觀禮了該校畢業典禮。嚴修為什麼對工業學校有如此濃厚的興趣呢？原來在1903年他與毛慶蕃（實君）在天津創辦了工藝學堂，並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謀求該校的充實和提高。故嚴修到東京後，一方面多次去高等工業學校考察，尋求辦學經驗，另一方面則力勸即將從該校應用化學科畢業的王守善（稚虹）[16]來天津工藝學堂任教。但王本人已答應廣東方面的邀請，擬往廣東辦工廠，而不願來天津做教員，雖經嚴修多次勸請並未見允，所謂「意在粵而不在津也」[17]。後來王守善與嚴修同船回國，每日聚談，可能是嚴修的誠意最後感動了王，上海分手一個多月後的8月29日，嚴修《甲辰日記》中出現了這樣的記載：「到工藝學堂晤□綠、稚虹」，也就是說，王守善的身影終於出現在天津工藝學堂里了。這樣，嚴修此次考察高等工業學校兼聘畢業留學生來津工作的努力初見成效。

  對教育界與學界名流的訪問

  除了訪問和考察學校之外，嚴修還十分重視對教育界和學界名流的訪問，聽取他們所發表的種種意見和看法。這些人物中有：

  井上哲次郎。1904年7月14日，嚴修往訪著名哲學家、東京大學教授井上哲次郎。井上談到德川時代日本教育的歷史地位稱，「日本教育得力在德川最後三百年，既重儒學又發明武士道，不遺餘力，近三十年，復采西洋之所長，故益覺完全」[19]。看來他認為，在德川三百年發展教育的基礎上，又經過明治維新後三十年來引進西方教育才形成了目前「益覺完全」的教育現狀，從學術上看，這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觀點。他們還談到明治維新的推動者以及宗教諸問題。

  田尻稻次郎。1904年7月14日，嚴修訪問了曾任東京大學教授、貴族院議員和會計檢查院長的田尻稻次郎，聽他「論日本明治初年學制大略」等問題。[20]

  戶水寬人。1904年7月27日，嚴修訪問了東京大學教授、著名法學家戶水寬人，聽他「論中學校科目宜備而程度不必過高」的辦學見解。[21]

  梅謙次郎。1904年7月30日，嚴修訪問了法政大學校長、熱心於幫助中國留學生的著名法學家梅謙次郎，他們作了簡短的晤談後，嚴修聽他講解民法。[22]

  穗積八束。1904年7月31日，嚴修訪問了東京大學教授、貴族院議員、著名法學家穗積八束，聽他「談日本昔年立法律學校之大概」，並得到了他的贈書。穗積給嚴修的印象是「有道氣，莊而和」[23]。

  宮島誠一郎。1904年8月2日，嚴修訪問了著名漢學家、貴族院議員宮島誠一郎，席間「論及球案及三韓事」，主人還出示了當年與駐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以及後任公使黎庶昌等人的筆談字跡。[24]

  伊澤修二。由於根津一的介紹，嚴修於1902年9月12日結識了曾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東京音樂學校校長的伊澤修二，並於九十月間六次與其會晤，1904年訪日期間亦與伊澤會晤五次。伊澤通漢語，是與嚴修過從最密的日本教育家。二人談論較多的話題是教育、音樂及合作編書等。[25]

  辻新次。經伊澤修二介紹，1904年7月26日，嚴修訪問了曾任文部次官的帝國教育會會長辻新次。辻表示願意接納200名中國青年來此留學。[26]

  鐮田榮吉。1904年10月10日，嚴修隨吳摯甫參觀慶應義塾，塾長鐮田榮吉接待並導觀，所談不詳。

  嘉納治五郎。1904年6月至8月間，嚴修多次與嘉納治五郎晤談。嘉納時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又創辦專門接收中國留學生的弘文學院，也是最熱心向嚴修介紹教育工作經驗的日本教育家。他先後談到過「建設小學校之大意」,「小學、中學並舉，不必候小學校畢業再立中學」,「師範學堂先立尋常者……師範學堂中可附設教員養成所及補習所之類」,「外國語學校當立，然必選本國之文也，通者入之」,「留學日本者除速成外必須在本國預備日語五年」,「視學最要，教科書最要」。[27]嘉納的這些經驗之談多屬教育行政中的規律和要領，對嚴修以後所從事的教育指導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嚴修還訪問過文部大臣久保田讓、文相秘書官松浦鎮次郎、第一高等學校校長狩野亨吉、女子大學校長成瀨仁藏、樞密顧問官兼華族女學校校長細川潤次郎、實踐女學校校長下田歌子、東京美術學校校長正木直彥等教育界人士，所談自然不外教育。

  遴選與聘請日本教習

  1904年嚴修訪日還負有遴選與聘請日本教習的任務。當他在東京的訪問日程即將結束時，有志於來華執教者接踵出沒於他在貴臨館的寓所，如8月4日這一天就有四人前來應聘。

  與兩次訪日所聘教習相關的日本人士共有十一人，以下略述之。

  門田鍈一郎。1902年嚴修首次訪日時就有一位門田鍈一郎者隨他來華，其後便常在嚴修日記中出現。他任教的單位應是天津民立第一小學堂、教養局和普通學社（嚴修創辦的師資培訓單位——武注），所教課程為衛生學、體操、日語等。[28] 1904年2月轉往北京，任職單位不詳。

  三角鍚子。1904年8月2日日記載，「伊藤伊吉君所介紹之三角鍚子女史來訪，談約兩小時。三角君曾畢業於高等女子師範學校，繼為師範學校教習，今在芝區高等女學校為教頭（日本中小學的教務主任——武注），與小川銀次郎同事。科學猶深於理化。父母俱老終身不嫁。兩弟在工科大學皆有聲譽，學為眾冠，得力於姊教為多。明年兩弟卒業，三角君一身無繫戀，擬赴吾國助興女學雲」[29]。按，三角鍚子（1872—1921）是明治和大正年間著名的女子教育家，曾任教於東京女學館、橫濱女學校和東京高等女學校，晚年還創辦了常盤松女學校。遺憾的是，她最終未能來華任教。

  小川銀次郎。1904年8月1日日記載，「伊藤伊吉君所介紹之文學士小川銀次郎〔芝區三田盯四丁目二十九番〕來訪。初至時曠生未起，兩人以筆談，計談三小時之久。君以明治二十四年大學畢業，曾為仙台第二高等學校教習，繼而辭職來東京，於各私立學校為教授及管理財政。又於芝區私立淨土宗教大學院教西國史及最近世界史。又於芝區私立高等女學校為幹事。又在海軍大學校教近世世界外交史，其學蓋深於歷史，其持論謂私立學校勝於官立。頗有意至吾國襄助私立學校雲。漢文極通暢」[30]。小川銀次郎和他的同事三角鍚子一樣，最後也未能獲聘。

  木崎盛政。1904年7月25日日記載，「木崎盛政君精測繪輿地之學，曾在參謀本部，今為政教圖閣之主幹。是日持伊澤君名刺為介來訪，攜所著地圖若干種」[31]。以後也未見木崎來華。

  伊藤允美。1904年7月27日日記載，「晚飯後，伊澤君所介紹之伊藤允美來談，先索紙筆書挨拶（日語，寒暄之辭——武注）語，漢文頗條暢，旋囑智怡傳譯。大意謂志在學漢文語，擬赴吾國而不得機緣，懇余為之留意，且言北村、牧野田（在華日本人士——武注）皆其摯友。余言欲赴清必須俟有相當適宜之事項，否則如岩村、大野（在津日本人士——武注）諸君殊困難，且君抱上等學問，在本國何患無所事鬱郁居異國耶。容吾歸後留意代謀之。伊藤文學士也，[明治]三十四年大學畢業，曾在帝國圖書館司書，現在泰東同文局為局員，學清語」[32]。伊藤允美後果來華當教習，但不在直隸，而是去了廣州的兩廣優級師範學堂。[33]

  岩間德也。據1904年7月28日和7月31日日記載，根津一曾向嚴修推薦上海同文書院畢業的岩間德也，謂「可渡清襄贊學務」，嚴修與岩間也曾一度晤談，[34]但其後未見來華。

  山松鶴吉。1904年8月6日日記載，「渡邊所介紹□人來。一為山松鶴吉[原籍三重縣一志郡川合村]，現為滋賀縣師範學校教諭[教育學]主事，著有《實用教育學》（贈余書二部，一即此書，一即前所購《小學校事稿》也）」。又載，「渡邊言，山松鶴吉學問極優，惟性情是否躁急尚需考察。又言，如欲訂山松為保定東文單級教習，薪水必須照中谷、關本之數」。[35]不過這位山松先生最後也未成行。

  芝本為一良。芝本系渡邊龍聖所介紹，據1904年8月5日日記載，芝本為一良「現在東京府立第三高等女學校教國語，曾在和歌（山）師範學校教手工，著有《手工教育論》。又自創畫圓規尺，贈餘一支」。嚴修雖與之晤談，但對他能否應聘並無把握。[36]不過從嚴修《甲辰日記》九月十二日條中終於看到了這樣的記載「關本、中谷偕新到之教習兒崎、芝本來見」可知，1904年秋，芝本終於到了保定就任直隸師範學堂的教習。[37]

  永井勇助。永井為渡邊龍聖介紹，1904年8月6日嚴修日記是這樣記載的：永井勇助「博物教習也，深目（稍有野氣）[三十四年卒業]」[38]。不久他即出任直隸師範學堂教習。[39]

  關於音樂教習的遴選最有意思。1904年8月5日的日記是這樣記載的：「音樂教習，渡邊意中有三人，最上者多田梅雄（明治二十五年卒業，現為音樂學校教授）。次為吉田信太（二十八年卒業，現為廣島高等師範學校助教）。次為鈴木米次郎（二十一年卒業，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助教兼教諭）。多田風琴、鋼琴皆長，餘二人則風琴勝。渡邊雲。」次日日記又載，「多田梅雄，音樂教習也，口吃」。因為多田口吃，嚴修和渡邊在遴選上便產生了歧見，「渡邊盛稱多田梅雄之耳音，而余嫌其口吃不便於教人。余意屬鈴木米次郎，渡邊謂其耳音弗善」[40]。最後的結局是，按照嚴修的意見，聘請了鈴木米次郎為師範學堂教習。[41]

  上述有志來華做教習的日本人士共十一人，但最終成功應聘的只有三分之一，即四人。應該說，遴選是嚴格的。

  在前來應聘的十一人中，門田鍈一郎是1902年嚴修訪日時，毛遂自薦並由嚴修自聘的。其他十人則是1904年訪日時經熟人推薦的，其中三角錫子、小川銀次郎是伊藤伊吉（嚴修長子和次子在東京的房東——武注）推薦的。木崎盛政、伊藤允美是伊澤修二推薦的。岩間德也是根津一推薦的。而其餘六人即山松鶴吉、芝本為一良、永井勇助、多田梅雄、吉田信太和鈴木米次郎都是渡邊龍聖推薦的。渡邊龍聖是袁世凱聘請的直隸總督府學務顧問，又是直隸師範學堂的總教習。從最後的結果看，人選的三人均出自他的推薦（儘管伊藤伊吉推薦的三角鍚子、小川銀次郎也是很強，甚至更有名氣的人選，但均未能獲聘），說明嚴修還是很尊重渡邊意見的。但是，在嚴與渡邊之間產生意見分歧時，嚴修又把握著最後的決定權。

  游日感觸（一）:「神山畢竟地非凡」

  日本是先進國，中國是後進國，在20世紀初，二者之間的差距是相當顯著的。作為後進國的國民，嚴修看到了日本從物質層面到精神層面的優越之處，並在東遊日記中有著較為客觀的反映。

  1902年嚴修首次訪日時，上船伊始，他接觸到日輪「立神丸」上的兩位乘務人員，頗使他感到意外。一是事務員福士德太郎，雖非大學畢業，居然能和他頭頭是道地筆談東西方文化。當時正是日俄戰爭的醞釀期，此人很注意向嚴修宣傳俄人「冥頑粗野不知禮者多」，揭露「泰西之蓄意吞噬黃種人云雲」。嚴修想，福士德太郎的地位只不過相當於中國的招商局船買辦的副手而已，「而留心世務，言之成理如此」。另一位是船上的木工岩城。其人雖為木工，也能與嚴修筆談，議論中日兩國木工工錢的貴賤。「岩城識字頗多，且通淺近算法，吾津木工蓋不多見。價之貴賤仍視其巧拙為差耳。欲富國者蓋可忽乎哉」[42]。大概是看慣了灰頭灰臉胼手胝足的中國木匠，想不到還有這樣一種有文士味的木工。這些人都是輪船上的一般工作人員，其素養如此，令嚴修刮目相看。

  嚴修赴日考察，同時要購買教具。1904年7月26日，他去橫濱參觀了西川風琴製造所並定購風琴兩架。他對在那裡的所見所聞感觸頗深，作了詳細的記載：「鈴木君約赴橫濱觀風琴製造所。……該所臨河，主人曰西川氏，少時能制三弦，聞西樂而美之，乃學制風琴之法。又因制西琴，為通西樂乃學西樂，且學且制。始明治十年，至今二十餘年矣，遂為日本全國業此者之巨擘，西人無不知有西川某者。其子某又往美洲學之，三年而歸。該所所僱工匠大都聽西川父子之指揮。ピアノ（鋼琴）之內容買諸西洋而自裝納，オルガン（風琴）則皆自製。不但不藉資於西洋，且所制者恆運往西洋銷售。鈴木君雲，西川君，日本一奇人也。信然。」[43]嚴修捕捉到的這個西川父子創立與發展鋼琴與風琴製造的故事，可以說就是日本近代發展新式工業的一個典型，學諸西洋而又返銷到西洋。其實，戰後的很多產業，如引人注目的家電業也仍是這一模式的進一步發展罷了。嚴修對於西川父子的好學與自強精神雖並無字面上的嘖嘖稱讚，但在字裡行間卻洋溢著對這種精神的嚮往與感佩。

  嚴修在歸國前夕，於1904年7月22日前往日光，遊覽了奉祀江戶幕府第一代將軍德川家康的東照宮。嚴修日記中載雲，「案內記中所云華表、五重塔、石燈籠、三代將軍手植之槙、御廄、鳥居、鐘鼓樓、朝鮮鍾、陽明門、唐門、拜殿、本殿、奧院等皆一一周覽。……某殿之古有貯寶物室，所藏皆家康生平用物，自輿服、刀劍、雜佩，乃至樂器，無一不備。所見有牙笏及編鐘等，皆華制也。奧院特藏家康生平文札……老樹皆數百年前舊物，五人僅可合抱」。看到這些歷經滄桑的文物保存得如此之好，嚴修不禁稱讚道：「日人保守之善亦足稱矣！」[45]日本歷史上沒有遭到過外族的成功入侵（二戰時美軍的占領除外），也沒有像我國那種典型意義的接連不斷的「易姓革命」，並且不盛行因政治原因而損毀先代舊物，加之日本人多有「歷史癖」，所以古物都能得到較好的保存。根據筆者旅日一年半的實際生活體驗來看，嚴修對日本人的這一稱讚可以說是十分公允和準確的。

  還有一件不大的事應該一提。嚴修1902年首次訪日時，經堺市一寺院，見僧眾誦經頓有所悟。他在日記中作了這樣的記述：「過一寺，有僧眾踽步諷經。講學問不必廢辭章，講教化不必廢僧道——吾觀於日本而有所悟。所謂不廢者待其自廢也，自廢者其勢順，雖遲無大損，因本已立也。人強廢之，其勢逆，欲速反害。並其大者急者亦因好。所持此義，俟質高明。」[46]讀到這裡，不能不佩服日記主人的觀察力和感悟力，他又從「僧眾踽步諷經」這件小事解讀了日本文化的另一種特性，這就是日本文化的包容性：新與舊可以兼容。他進而感悟到，處理過時的事物不必採取「人強廢之」的激烈手段，而應因勢利導「待其自廢」，這樣對於革除那些具有主導意義的舊事物的「大者急者」將更為有利。

  東遊日記中記載的某些事物，今日看來也許平淡無奇，但在當時卻使嚴修及其一行心靈震顫。此事發生在1904年6月29日嚴修一行參觀東京高師附小時：「〈又〉觀高等各女生舞蹈，往來變換節之音樂，真運動之妙法！曠生大感動至泣下，蓋為吾國女子悲也。」[47]說的是，在參觀東京高師附屬小學時，嚴修的年輕譯員高曠生，看到日本女學生在音樂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觸景生情，想必是念及自己的女同胞還在纏足閉居，不禁悲從中來，淚灑當場。嚴修細心地觀察並記錄了這一事實，想必也是心有同感吧，何況他在1902年就開辦了嚴氏女塾，寫了《放足歌》，此次東京之行回國後，一口氣又參與創立了女子師範學堂、高等女學堂及官立女子小學堂等女校。

  嚴修在考察過程中也注意到日本人的一些優良作風，並在日記中時有所記。如說「搬夫為客運行李，謹而敏，無喧競者」。「日本罕有爭者，譬如途間此人誤傷彼人，此人急惶恐謝過，彼人遜謝相酹。」旅館女使「穩慎勤敏，事事有紀律，不煩絮語也」。日光之「米屋旅館精潔之至，女中（女僕，女服務員之謂——武注）皆恂謹」。列車上「給仕（乘務員——武注）極謙和殷懇」。他特別稱讚實踐女學學生為來賓打扇是日本女性獨到的禮貌：「旁立數生為客揮扇，余謂曠生此日本所獨，東西婦女殆不屑為。」又贊日本婦女勤勞，一分鐘都不肯浪費：去幼稚園「接送幼童之女僕，皆聚待於一室，兩行對坐而操女工，其不肯須臾廢時如此！」[48]

  總之，嚴修參觀過不少的日本工廠、政府機關、監獄、博物館、軍營等，也去過不少銀行、商店、餐館、旅館、民家和觀光地等處，對那裡的工作效率、服務態度、清潔衛生等都留有深刻的印象。但如上所述，他更多地注意到日本人在文化、教育和國民素質等方面的長處。作為學官和教育家的他，自然知道這些都和國民教育的發展息息相關。當他在記游詩中說「神山畢竟地非凡」時，無疑是對日本先進的一面深為讚嘆和嘉許。

  游日感觸（二）:「恨來天地莫能載」

  但是，作為日本侵略擴張受害國的國民，嚴修在日本還有另一方面的感觸，這便是由所見所聞而引起的對侵略者的滿腔憤慨之情。

  嚴修初到東京，遊覽所至，經常看到日本侵略者大肆鼓譟其在甲午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場面。如1902年9月14日游淺草時所見，「十二重樓下數重，列西洋鏡（我鄉叫西洋景或洋片，筆者幼時嘗見——武注）甚多，其中寫真之景多半台澎一帶山水之勝與官署之形，否則與吾國戰爭之場也。皆該國人得意之舉。熊慕蘧曾言，彼國之教童子也，必先告以日清之戰，日之何以勝，清之何以挫，故人人腦筋皆刻入此事，自幼已然。余遊覽才數處，琴平寺有北清戰爭圖，而淺草園又有之，十二重樓則有照相鏡矣。大凡繁勝之區，無不以此為點綴。傷哉，吾國之人其何以為心乎！」[49]讀了這段文字，不難想見嚴修在異國街頭目睹此情此景時的悲憤之情。

  1902年10月26日嚴修游馬關，路過引接寺，寺前立牌有字曰「清國請和大使李鴻章旅館」，嚴修遂不入其門。他於該日寫下如下詩句：

  莫過引接寺，

  莫登春帆樓，

  恨來天地莫能載，

  藐爾東海焉容收！[50]

  這裡是日本強迫中國簽下割地賠款條約的傷心地，嚴修觸景生恨，且其恨之大雖天地莫能載，雖東海不容收！

  作為被侵略民族的知識分子，嚴修對於本國的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有著高度的自覺和敏感。有一件事可以為證。

  我們在東遊日記中能夠看到，1904年嚴修、張伯苓一行在日考察時，最熱情給予協助的日本團體是東亞同文會，該會的會長、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接見過嚴修，該會的副會長長岡護美在家宴請過嚴修，還為嚴修介紹了學術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如井上哲次郎、田尻稻次郎、山川健次郎等，至於該會的幹事長根津一給予的具體幫助更多。我們知道，東亞同文會雖口頭上主張「日清同盟」「保全中國領土」，但骨子裡無非是想排斥俄國等西方列強，謀求日本在華的壟斷地位。嚴修對此看來也是心中有數的。

  1904年8月5日，嚴修向長岡護美辭行，長岡的言談使他頗感不快，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訪長岡子爵，送所屬書之詩幅並辭行。長岡絮言東三省後來事刺刺不休，余漫應之而已。又言同文書院事，余謂約束宜嚴。」[51]我們知道，此時日俄戰爭正在進行，兩國為搶奪中國東北領土和權益而進行殊死搏鬥。因日記所記簡略，我們無由得知那天「長岡絮言東三省後來事」具體內容如何，但想來無非是日本的「盜理」，這對憂國日深、民族自尊心很強的嚴修來說，當然是令人不快的。他對於東亞同文會在中國設立的同文書院，也只表示了一個「約束宜嚴」的意見，看來是反感多於好感。

  前文曾提及，嚴修1902年游日時，上船後曾與「立神丸」的船員福士德太郎筆談東西方文化。在筆談中福士對「泰西之蓄意吞噬黃種人」表示了極大的義憤。嚴修對此的回應則是當日寫下的一首律詩：

  百萬星球地居一，

  四分且讓水三分。

  棕黃黑白總同種，

  南北東西何足雲。

  儒墨卮言原破碎，

  佛耶界說更呶紛。

  生存物競有時定，

  至竟終須合大群。

  在此詩之後，他又寫下了一段跋語：「昨日福士筆談，憤西人之虐黃種，戲作此示之。雖是戲言，將來必出於此，特今日非所宣言耳。」我們知道，當時的日本出現了一種「興亞論」的主義，甲午之戰後更是廣為宣傳，其中心內容為，以日本為盟主，「扶助」中朝，對抗西方的入侵，振興亞洲。顯而易見，這位船員的見解來自於「興亞論」。嚴修不僅沒有附和這種「套近乎」的意見，而且反其意提出了自己陽春白雪式的見解：我們所居的地球是很小的，地球上的居民雖有棕、黃、黑、白不同膚色之分，但同為人類，只是分居於東西南北罷了。雖持有不同的學說，信仰不同的宗教，現在還進行著不斷的爭奪，但終有一天會會合到一起的。不難看出，嚴修的這種觀點，上承中國古賢關於「世界大同」的美好願望，但又不止於此：他強調地球甚小，人類須得合作，並最終走上「合群」。這豈非和方今之世人類智慧新出的關於「地球村」的觀念略有相通之處？由此可見，嚴修思想境界之高不是一般士大夫可比的。至於「興亞論」那樣的欺人之談，他根本不屑一顧，只能作為揶揄的對象。

  從日記中可以看到，嚴修悲憤所指是日本國家的政策和行為，而對於普通的日本人，尤其是那些熱情幫助考察的日本人士則滿懷友好之情乃至心存感激。

  結語

  20世紀初頭，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進一步深刻化，引進和興辦西方新式教育已成為救亡圖存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如何將這一目標付諸實踐，國內並無現成經驗。這時，嚴修以極高的自覺和巨大的熱情兩度前往日本考察教育。由於採取了正確的考察方法，廣泛聽取了日本教育界和學界的經驗之談，遂使考察活動卓有收穫。而這些收穫又屢屢為他在天津和直隸省的辦學和教育改革實踐所證實。1905年12月，當他走上學部的指導崗位後，這些收穫和經驗更進而具有全國性意義。就南開學校而言，這兩次考察無疑是南開「前史」的重要一頁。

  原載於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編《日本研究論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