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治日本與西方近代文化（下） 一、近代科學的創立

  日本科學史家村上陽一郎，在談到日本人對待科學的態度時斷言：「日本人不正直。」[1]這裡所說的「不正直」不具有道德觀念上的價值判斷意義，而是說，就人與自然的交接關係而論，日本人與西方人完全相反，他們從心底里不願與自然對立，而寧願融入自然，領略自然。比如對於四季的冷暖變化，寧可忍受而不願使用取暖或製冷設備。儘管如此，他們卻又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泰然自若地吸收外來的關於人與自然的交接方式（科學）和通過這種方式而駕馭自然的方法（技術）。確實，這種總能曲意對待有實用價值的外來之物的態度，使日本人獲得了極大的實惠。

  日本自德川時代就不斷吸收西方近代科學，已如前述。進入明治時代後，通過聘請外國專家、興辦學校、派遣留學生等手段，更大規模地吸收和利用西方科學技術，以期軍事、工業等領域的迅速近代化。

  明治時代的自然科學研究，除數學稍有例外，幾乎全部都是在外國專家的指導下開始起步的。[2]

  數學：江戶時代關孝和發明的和算雖走向衰落，但它為西方近代數學的吸收培養了一定的消化能力。數學領域未聘入外國專家，主要經由日本人自己之手引進和發展起來。留學於英國劍橋大學的菊池大麓1877（明治十）年回國後在東京大學主講數學，寫出《初等幾何學教科書》，發表了不少精闢論文，奠定了近代數學的基礎。他還創立數學學會，致力於數學的提倡和普及。另一位著名數學家藤澤利喜太郎，1883（明治十六）年留學德國，回國後對於高等解析幾何、一般函數論、特別函數論等進行教學和研究。他的學生坂井英太郎、最藤斧三郎等對於橢圓函數乘法等的研究也很有成就。

  物理：1877（明治十）年東京大學創立，聘請美國專家門登霍爾（Thomas Corwin Mendenhall）來校指導物理學研究，他在重力測定和地球密度測定等方面多有建樹，他還擔任該大學氣象台台長，指導氣象觀測。另一位著名專家是英國人尤因（James Alfred Ewing），他以研究磁帶現象而聞名。門登霍爾和尤因的研究方向可以說是明治時代物理學研究的指針。由尤因指導的田中館愛桔，最初即從事日本全國的重力和地磁要素的測定，明治二十年代他又趁濃尾地區地震的機會測定地磁力的變化。長岡半太郎、本多光太郎也都對磁作了持續的研究。而且，他們的業績受到世界學術界的重視，如長岡半太郎關於鎳線偏極的發現、岩石的彈性常數和原子構造論的研究而在1912（明治四十五）年被倫敦物理學會推選為名譽會員。本多光太郎關於磁石與鋼鐵的研究也為人所稱道。

  化學：1874（明治七）年招聘英國專家阿特金森（Robert William Atkinson）講授分析化學、有機化學、理論化學、工藝化學和冶金學等課程，另一位英國專家戴弗斯（Edward Divers）則致力於無機化學的研究。阿特金森在釀造化學方面頗有建樹，其著作《日本釀造編》頗負盛名。他對於日本化學界的先驅平賀義美、高松豐吉、中澤岩太、石藤豐太、吉田彥六郎等均有指導和影響。曾在英國留學的櫻井錠二和在美國留學的松井直吉也都是他的門下弟子。戴弗斯於1886（明治十九）年成為化學教授，並奠定了無機化學的基礎。垪和為昌是他的後繼者。高峰讓吉、清水鐵吉、下瀨雅允、松井直吉等也都在不同的方面做出了科學貢獻。

  地質學：最早在日本從事地質學活動的是美國專家萊曼（Benjamin Smith Lyman），他曾在北海道進行地質調查。而使日本地質學走上軌道的則是德國專家納烏曼（Edmund Naunyn），地質調查所就是根據他的建議成立的。繼納烏曼之後，布拉溫斯（Ddvid Brauns）受聘來日指導東京大學的地質學教學和研究，並寫出了《東京近傍地質編》和《概測常北地質編》等著作。此後，日本學者小藤文次郎、橫山又次郎、菊地安等逐漸成長起來，對日本地質學的發展多有貢獻。1879（明治十二）年，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為會長創立了東京地學協會，開展了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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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明治初年首先在日本傳播近代醫學的是英國醫生威爾斯（William Wills）。接著，德國軍醫繆勒（Leopold Müller）、霍夫曼（Theodor Eduard）等受邀來日，指導日本的醫科學生。這些學生中的田口和美、石黑忠惪、長谷川泰、長與專齋、三宅秀等都是早期醫學界的佼佼者。日本醫學受益於德國專家倍爾茨者尤多。倍爾茨於1876（明治九）年來日，被聘為東京醫學校教員，後繼續執教於東京帝國大學，精於內科和產科，對寄生蟲病頗有研究。他在日二十九年，作為臨床專家獲得日本朝野人士的極大信賴。日本學者小金井良精，佐佐木政吉、青山胤通、高木兼寬、緒方正規等也為醫學的進步作了極大的努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北里柴三郎，他於1885（明治十八）年留學德國，獲得了發現血清療法、培養結核菌及破傷風菌成功等重大醫學研究成果。於1892（明治二十五）年回國後創辦傳染病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長，並發現了鼠疫細菌。此後，日本學者志賀潔（留德）發現赤痢桿菌，高峰讓吉（留英）分離出荷爾蒙，鈴木梅太郎發現維生素Z等，都是對世界醫學的重大貢獻。

  博物學：所謂博物學是當時對動物、植物、礦物、地質等學科知識的總稱。在大學中首先設置了生物學，後來，植物學、本草學、動物學先後從博物學中獨立出來。在植物學的確立上，伊藤圭介、矢田部良吉起了很傑出的作用。伊藤圭介是幕末來日的德國博物學家西保爾德（Siebold）的弟子，著有《泰西本草名疏》《日本博物圖說》等書，他可以說是從本草學過渡到真正的近代博物學的橋樑。矢田部良吉則構築了植物標本的基礎。美國學者摩爾斯（Edward Morse）對日本近代動物學科的創立貢獻很大，他於1877（明治十）年來日，在東京大學教授動物學。他幫助建立了東京生物學會。此外，由於他發現和發掘了大森貝冢，對日本近代考古學的確立也有開創性貢獻。摩爾斯在移植達爾文進化論方面也卓有成績，他不僅在大學的課堂上講授，還嘗試在東京街頭作通俗學術演講，《動物進化論》一書就是他的學生石川千代松根據他的通俗演講整理而成。繼摩爾斯之後來日的美國專家惠特曼（Charlesotis Whitman），指導日本人開始用顯微鏡進行研究工作。

  明治二十年代以後，日本的動物學和植物學都有較快的發展，植物學方面，白井光太郎、牧野富太郎、伊藤篤太郎、池野成一郎、平瀨作五郎等一大批日本學者都有輝煌的研究成果出現，如白井的著作《日本博物學年表》、牧野的植物學「記述」和「分類」方法、伊藤的博物學的原形質研究、池野的蘇鐵精蟲發現和平瀨的銀杏精蟲發現等都是彪炳科學史冊的業績。動物學方面也蔚為可觀，其中重要的可以舉出箕作佳吉的發生學研究，飯島魁的寄生蟲學研究、岸上鐮吉的水產動物研究、丘淺次郎的進化論研究和佐佐木忠次郎的昆蟲學研究等。

  及至明治三十年代以後，日本的自然科學研究已羽毛豐滿，逐步脫離了外國專家的傳授和指導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