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國專家的聘用

  當日本決定要大規模吸收西方先進文化時，首先感到的是力不從心，它沒有足夠的專門人才去引進和應用西方的各種制度、技術和學問。1871（明治四）年8至9月，當時的所謂立法府左院提出，歐洲的文物制度以至一切實務並制度細目，無把握之處甚多，當今與萬國交際，若有不妥則有失體統。歐洲學問各有專門，一人難以兼通，為備諮詢顧問，可酌雇洋人五六名。[8]隨著引進範圍的不斷擴大，雇用的外國專家也越來越多。

  外國專家有官雇（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雇）和私雇（民間企事業所雇）兩種（詳情見表4-1和表4-2）。官雇的最盛期是1870（明治三）年至1890（明治二十三）年的二十年間。從職業來看，主要是教師和技術人員（包括工程師和技工）。前者受僱於文部省，後者受僱於工部省。從國籍來看，以來自英、法、美、德者居多。據估計，明治年間官雇外國專家的總人數在三千人左右。[9]外國專家的待遇是很高的，當時太政大臣（相當於現在的總理大臣）三條實美的月薪為八百日元，而一英籍專家月薪達兩千日元，為太政大臣月薪的兩倍半。至於和一般日本公務人員的薪水相比，更是天壤之別，如1883（明治十六）年地方教員的工資多在10日元以下，最少者僅1元左右。在某些機關和單位中，外國專家的費用所占經費比例很高，如1874（明治七）年工部省各局支給外國技師的工資為766888日元，占該省總經費2271866日元的33. 7%。又如1877（明治十）年7月至次年6月的會計年度內，東京大學支給外籍教師的薪水為98279日元，占該大學總經費282035日元的三分之一強。儘管當時日本的財政是很困難的，但為了吸引西方人才到窮鄉僻壤的日本來工作，也不得不作出極大的經濟上的犧牲。

  表4-1 官雇外國專家總數（職業別）（單位：人）

  續表

  

  資料來源：梅溪昇《お雇い外國人①概說》，鹿島研究所出版社，1968年，第52頁。

  表4-2 私雇外國專家總數（職業別）（單位：人）

  續表

  資料來源：梅溪昇《お雇い外國人①概說》，鹿島研究所出版社，1968年，第53頁。

  外國專家的雇用，一般委託公使館或可靠的外國人推薦，這樣可以聘請到有真才實學的人。不通過這樣的途徑，則往往把一些無能者延入。如大學南校就混進一些沒有專業修養的店員、造啤酒者、藥劑師、農民、船員、馬戲團演員等，致使該校被在日外國人譏諷為「流浪漢收容所」[10]。為了糾正這些偏差，政府特制定「雇用外國人須知」等，從嚴掌握。

  雇入外國專家時要簽訂合同書，一般說，對受僱者的要求是相當嚴格的，如規定不許姦淫、打架、留宿外人、經商等等。另外，作為國家政策，不許雇用傳教士。

  由於幕末以來攘夷風潮流行，故對外國專家均採取保護措施，如配備專門的警衛人員等。

  對於外國專家尤其是有地位的高級專家，除給予高額工資以外，還給予一定的榮譽和獎勵，如對於新來者由宮內省安排天皇接見，賜以勉勵敕語。對於因病辭職或解聘回國者，也由天皇接見並加以慰勞。在元旦參賀或其他重要慶典時，也邀請外國專家參加。另外，若有臨時性的諮詢或委託事項，則給以特別的報酬。對忠於職守有立功表現者，一般在合同期滿時要給獎金或實物獎賞，個別還有授予勳章者。

  一般說，外國專家都能忠於職守，熱心工作。如一位叫艾雅頓的教師，合同期滿回國時，直到去新橋車站前還在指導學生作試驗。還有的外籍教師不但熱心教知識，還教導學生不要為一己私利，而要為國強民富貢獻力量。當然，也有少數專家如大阪造幣寮的首長肯特，因瞧不起日本人並虐待職工而被解僱。

  那麼，外國專家在日本的近代化中究竟起了什麼樣的歷史作用呢？我們知道，日本是為追求「富國強兵」的目的而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模特進行近代化的。它要移植包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內的各種制度以及學問和技術。而要使這全套的為日本人所不熟悉的東西儘快在日本「複製」出來，便不得不首先依靠精通它們的西方專家。換言之，西方專家是被日本看作「活的機器」而「購入」的。或者也可以說，西方專家是作為培育日本近代化的「保姆」而被日本政府雇用的。雖說對於政府的此項政策有些人頗多責難（如三宅雪嶺等），但客觀地說，沒有他們，明治初年日本近代化還難以舉步，至少說舉步之後也不會那麼迅速。德富蘇峰在論及此事時曾說：「使現在的日本開動起來的是兩千名外國人」，語氣或有誇張，但不無道理。

  事實證明，這是一項成功的經驗，以工業技術人才的培養為例，工學寮工學校（工部大學校）和東京大學理學部工學科，自1879（明治十二）年到1885（明治十八）年的七年間共培養出畢業生四百一十一名，多數可以充當技術領導人，而這一數目已與明治初年以來工部省所聘的外國專家的總數相距不遠。余如聘請外國技師一度達到二十名的大阪造幣局，1889（明治二十二）年解聘了最後一名專家，完全由日本技術人員挑起全部造幣工作。一般說，明治三十年代是日本教授取代外國教授登上講壇的歷史性時期。如在東京大學醫學部工作二十五年之久的德國醫學專家艾爾溫·貝爾茨（Erwin B?lz），於1901（明治三十四）年11月在為他舉行的在東大執教二十五周年的祝賀會上，發表了告別演說。他感慨地說：「這是我和帝國大學的銀婚紀念，但大為不同的是，今後我和帝國大學不再能親密相處，而是要永遠分別。當然，這不是以三行半[11]的殘酷形式而是以圓滿的協商的方式進行的。但是，這對於醫學部來說，相當於是他的成人式。」[12]這樣，我們看到，日本在移植歐美先進產業技術時，雖然起初不得不完全依靠西方技術人員，但在短短的十五到二十年內，就培養出了自己的人才，達到了技術上的自立，這可以說是日本經濟近代化尤其是工業近代化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使用外國專家時，日本政府儘量重視充分發揮他們的專長，也聽取他們的意見，但卻始終掌握著決定政策的主導權，保持了日本的獨立自主。

  外國專家對日本的文化發展還作出了一些始料不及的貢獻。英國人戈蘭德於1872（明治五）年作為大阪造幣寮聘請的技師來日，他在工作之餘，著手研究大阪附近的古墳，並進行了發掘。他前後在日十七年，研究古墳的範圍涉及整個日本，回國後出版《日本的支石墓和古墳》（1897年）、《日本的支石墓及其建造者》（1899年）兩書，奠定了日本考古學的基礎，為此後日本考古學的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美國人戈里菲斯於1870（明治三）年來日，先後在福井藩和東京大學前身南校執教，收集了很多史料，回國後出版了《皇國》（1876年）、《伯理》（1887年）、《日本國民的進化》（1907年）、《天皇制度與人格》（1915年）等著作，他在《皇國》中率先指出，應把《古事記》和《日本書記》中敘述的神話和歷史區別開來，成為以近代史學方法研究日本古代史的開拓者。他在《天皇：制度與人格》中，高度評價了天皇制度和天皇崇拜作為近代日本發展的原動力的作用，但同時又指出，明治憲法體制中包含著危險的因素，並警告說天皇崇拜有可能被軍國主義或其他勢力利用。美國人茵克1874（明治七）年被聘為弘前的東奧義塾教師，他不僅向日本人傳授理化、數學、博物學等知識，還將西紅柿、龍鬚菜、萵苣、捲心菜、醋栗等西方蔬菜和果物引入日本，特別是他第一個把蘋果引進弘前，成為後來青森縣首屈一指的特產。

  不過，外國專家的雇用也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比如，由於不同部門聘用了不同國籍的專家，便產生了很多方面的不協調。明治初年以來，陸軍先是聘用法國教官，後來又聘用德國教官，而海軍則聘用英國教官，這造成了陸海軍之間門戶對立和長期矛盾，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陸海軍崩潰為止。陸軍中親德派較多，海軍中親英派較多，彼此明爭暗鬥，影響深遠。由於技術上的母國不同，以致連螺絲的規格都很難統一。又如，日本近代化過程中所使用的學術和技術都是由外國專家作媒介自歐美傳入，並且獲得成功。這就使日本國民中崇拜外國文化，看重舶來品的觀念非常強烈，形成所謂「利用外國成果第一主義」和「舶來主義」的傾向，以致今天技術水準已趕上外國的日本產業界，仍然存在著依賴外國技術的心理。正如日本學者東畑精一所指出的那樣，「日本產業界每年所支付的龐大的技術引進費用就是變相地雇用外國專家」的做法。就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也存在著很強的「舶來主義」和「利用外國成果第一主義」的傾向，為了使自己的論文加重分量常常引用歐美的研究成果和概念，而日本人自己獨創的理論體系和概念卻比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