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風文化的創造

  公元894（寬平六）年根據菅原道真的建議，日本朝廷正式停派遣唐使。在此之前的公元842（承和九）年，已斷絕了與新羅的往來。公元920（延喜二十）年以後，渤海國也不再遣使報聘。十世紀初，唐、渤海、新羅相繼滅亡，其後繼各國雖然尋求與日本通交，但均未得到日本的積極響應。日本由此而進入了近似於鎖國的文化孤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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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日本自七八世紀以來大量吸收隋唐文化，並經由唐文化接觸到了西域、中東、近東、東歐、印度、印度支那等地的文化。這樣，唐風文化在二百多年間風靡了日本。但是，由於外來文化的攝取量過大，難免囫圇吞棗和消化不良，不利於生成日本文化的新的血肉。文化的相對孤立時代的到來，給國風文化也即日本風文化的創造提供了機運。一般把遣唐使停派（894年）到平家滅亡（1185年）的二百九十年間稱作藤原時代，這一時期的文化稱作藤原文化，而所謂藤原文化就是國風文化。國風文化切合於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日本的自然風土，是一定意義上的「純粹」的日本風文化。

  這一時期文化的日本化明顯地表現在文化的所有領域中。

  假名文字的創造在日本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義。在此之前，漢字與漢文不僅作為辦公用文字，而且在貴族的日常生活中也占有重要位置。不言而喻，使用外國文字有礙於日本人自由地表達其作為日本人的感情。從八世紀起，出現了使用漢字表音的萬葉假名，但是使用起來非常不便。九世紀時，日本人借用漢字楷書的偏旁創造出片假名，後來又把某些漢字草書加以簡化創造出平假名。假名是一種音標文字，和漢字的表意文字完全不同。假名文字的創造，表現出日本人消化吸收外來文化的能力，也表明日本人不只是簡單模仿，而且有在外來事物的基礎上創造出新質的更完美事物的能力。

  假名的創造為日本風文學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平安朝初期是漢詩、漢文的全盛時代，和歌被排擠到次要的地位。但到九世紀後半，歌壇上出現了在原業平等「六歌仙」，迎來了和歌創作的繁榮時代。他們的歌大都表現了一種漢詩所難以包容和表現的心情。905（延喜五）年奉敕編定的《古今和歌集》的完成標誌著和歌再次恢復了在詩歌創作中的主導地位。在散文方面出現了日記文學，代表性著作有紀貫之的《土佐日記》、右大將道綱母的《蜻蛉日記》、紫式部的《紫式部日記》、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記》、菅原孝標女的《更級日記》等。這些作者，除紀貫之外全系女性。她們自由地驅使著假名這種音標文字，從孤獨的心靈深處唱出了陰鬱哀婉之歌。這時出現的清少納言的《枕草子》，在日本文學史上開了隨筆文學的先河。物語文學的成就更為突出，先後出現了《竹取物語》《伊氏物語》《落漥物語》《宇津保物語》等優秀作品。尤其是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可以說是物語文學的頂峰。她以優美的文筆描寫了貴族男女的戀愛和生活，在日本文學史上地位崇隆。

  日本古代的美術，無論是技術和主題均模仿中國，唐風繪畫居優勢，但自九世紀到十世紀出現了大和繪。這種繪畫以日本風景和日本人的生活為表現對象，給人以鮮明的日本式的美感，一般以水墨畫和色彩柔和為特徵，主題多為描繪四季歲時活動的所謂「四季繪」。這些繪畫多用於裝飾屏風和拉門。在書法上也和以前的唐風書法不同，出現了以小野道風、藤原佐野、藤原行成（人稱「三跡」）為代表的所謂「和樣」書法，其作品肥潤優雅，別具一格。

  建築也趨向日本化。在寺院建築上，飛鳥、天平時代那種左右對稱的伽藍配置不再時興了，瓦頂也被絲柏皮葺頂所代替，磚石地面也改為木地板，四周也修建起迴廊，完全失去了原來寺院的中國模式和中國氣魄。現存這一時期最有名的佛教建築是宇治平等院的鳳凰堂。貴族的住宅也發生了變化，十世紀至十一世紀，平安京出現了所謂「寢殿造」式宅邸，這種建築現已不存，但從文獻和繪卷上可知，它以南向的寢殿（正殿）為中心，東西兩側則有對屋（廂房），庭院南端有水池，池邊有釣殿（水閣）。從寢殿到對屋、釣殿、中門均有廊房或走廊相連接。屋頂為絲柏皮葺成，屋下裝有高架式木質地板，室內使用屏風分割空間。人則坐於蒲團之上。拉門和屏風上有以日本風物為題材的大和繪裝點。室內家具多為漆器，使用泥金畫（所謂「蒔繪」）技法，描繪出金、銀色圖案，豪華而典雅。

  十世紀以後出現的從唐風文化到日本風文化的蛻變過程，也就是對前此數百年間大批攝入的大陸文化的總清理。在這一過程中，通過不斷的取捨、選擇、加工，終於得到了一種嶄新的文化。這種文化此後被作為日本的民族文化而長期延續並不斷豐富其內涵。要之，從七世紀到十一世紀，日本在文化上大體經歷了這樣一個周期：大量攝取——相對孤立消化吸收——生成新質。從整個日本吸收外來文化的歷史來看，七—九世紀的這個文化吸收的周期模式最鮮明和最富典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