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唐文化百花苑與唐風文化

  遣唐使時代，日本對於唐文化，尤其是盛唐文化進行了大規模的吸收，以下試略述之。

  教育：奈良和平安時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學內容，不少是照搬唐制。根據「學令」規定，在京城設大學寮。大學寮由大學頭領導，其副手為大學助。下有博士、助教等教職員（其身份均為國家官員）。學生定員四百人，但另有算學生等數十人。招收年齡在十三至十六歲的五位以上貴族子弟入學。

  教科書為中國儒家經典。《孝經》《論語》為公共必修課，任何在校學生均須修讀。《禮記》《左傳》（以上為「大經」）、《毛詩》《周禮》《儀禮》（以上為「中經」）、《周易》《尚書》（以上為「小經」），則可選修。但最低限度，須通大、小經各一，或中經二。每年七月進行年終考試，在大學頭和大學助的主持下考核一年的學習內容，一般是提問「大義」八條，能答六條以上者得「上」，答四條以上者得「中」，答三條以下者得「下」。

  大學寮的學生凡通二經以上願意為官者，首先要參加校方舉行的一種推薦考試，考試及格，由校方推薦給太政官，再受式部省的「登庸試」。登庸試按其內容分為四科：（1）秀才科——考生須作「方略策」文章兩題（如《為何周之聖多而殷之賢少》），其最優秀者可授正八位上。（2）明經科——由《孝經》《論語》等各經中出題，考核對各經內容、意義的掌握和理解程度，其最優秀者可授正八位下。（3）進士科——考生須作「時務策」文章兩題（如《杜絕盜賊之術》），並背誦《文選》《爾雅》十處。其最優秀者可授從八位下。（4）明法科——提問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授大初位上。算生只在大學寮受試，合格者授大初位下。

  到平安時代，大學寮有所改革。正式設有四道：明經道、紀傳道、明法道、算道。另外，音、書兩道雖設有博士，但沒有專攻的學生（只有音道曾在817年招收四名音生），因而形不成獨立的「科系」。以下為大學寮各道師生編制一覽表。

  表2-4 大學寮各道師生編制一覽

  此表采自《図說日本文化史大系》4，第197頁。

  地方上設國學，原則上一國一學，但由於師資等條件較差，不像大學寮那樣正規。

  皇室和貴族家庭用以教授兒童的幼學書，也都是唐所使用的《千字文》、《蒙求》（唐李翰撰）及唐詩人《李嶠百廿詠》等。[9]

  

  透過以上對當時日本教育狀況的簡要敘述。大概不難看出唐代教育對日本教育的深刻影響。不過，卻不要產生日本原封不動地接受了唐科舉制度的誤會。日本的門閥政治根深蒂固，高官必出於權門，其子弟根本不屑於去什麼大學寮苦讀聖賢。大學寮的優秀畢業生，「登庸試」及第才不過敘個正八位甚而大初位（最低官階），通過這樣的階梯根本爬不上去。所以日本的大學寮遠不如唐的國子監興旺和「實用」,「登庸試」授位更不過是自唐百花園中採擷來聊以顯示雅致的一朵小花而已。

  文學：通過這一時期的頻繁交往，唐文學也被移植到日本，並獲得了蓬勃的發展。其中影響最大的要算唐詩。上至天皇，下至一般貴族，競起效尤，以欣賞和寫作漢詩為時尚，而把和歌排擠到較為次要的位置上去。日本人創作的第一部漢詩集是751（天平勝寶三）年編集的《懷風藻》，共收了六十四位作者的一百一十七首詩。主要作者是大津皇子、藤原不比等父子、丹墀廣成、淡海三船、石上宅嗣等人。其內容主要表現宮廷的飲宴、儀禮等公事性活動，為天皇歌功頌德，因而很多作品不過是韻文化的標語口號而已。這種內容一方面固然是作者要投主上之所好，另一方面大概也是因為初學乍練還不能表現比較複雜和微妙的感情。嚴格地說，都還只是一種習作。作者中有不少同時也是《萬葉集》和歌的作者，他們在那塊天地里，個人之情可以縱橫馳騁，而在漢詩領域中卻只能搞「公式化」和「概念化」。這主要是「不熟」，因而難以「生巧」。平安初期的嵯峨天皇（809—823年在位）是一位唐文化修養很高的天皇，根據他的敕命編了《凌雲集》和《文華秀麗集》兩部漢詩集。前者收入了二十四位作者的九十一首詩；後者收入了二十八位作者的一百四十八首詩。827（天長四）年，又據淳仁天皇的敕命編出了《經國集》。收入了一百七十八位作者的漢詩文九百六十八篇。七言詩代替了《懷風藻》的五言詩，占據統治地位。也就在這時，白居易詩歌對日本詩壇的影響，如異軍突起，抒發真情實感的優秀作品開始出現，如菅原道真的名作《路遇白頭翁》：

  路遇白頭翁，白頭如雪面猶紅。

  自說行年九十八，無妻無子獨身窮。

  三間茅屋南山下，不商不農雲霧中。

  屋裡資財一柏櫃，櫃中有物一竹籠。……

  僅此幾句讀過，就使人很自然地想到白居易的《賣炭翁》。醍醐天皇（897—930年在位）曾在自己一首詩的注中說：「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其後的兼明親王也說過：「我朝詞人才子以《白氏文集》為規摹。」白詩在一個異國的影響之大，幾乎到了不可想像的程度。[10]

  唐朝其他很多詩人的作品也都成為日本詩人模仿的對象。如張志和的《漁歌子》詞，仿填者甚眾。嵯峨天皇的《雜言漁歌》（收在《經國集》中）就是其中之一。有一首是：

  寒江春曉片雲晴，

  兩岸花飛夜更明。

  鱸魚膾，蓴菜羹，

  餐罷酣歌帶月行。

  仿到這種地步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唐詩對於和歌的創作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唐詩的意境和美學意識逐步被吸收到和歌創作中去。九世紀末編纂的《新撰萬葉集》突出地體現了唐詩與和歌的相互交融。其中的每一首和歌都要配一首漢詩，也就是說，以兩種不同的文學形式去表現同一種意境和同一個主題。這種文學現象之獨特，大概在世界文學史上也不可多見。

  唐詩中的佳句所提供的意境和美感，常常觸發歌人們的創作靈感，並成為他們進行和歌創作的出發點。如白居易「月照平砂夏夜霜」的詩句，被菅原道真攝了神韻，演變而為和歌。張文成《遊仙窟》[11]中的「今宵莫閉戶，夢裡向渠邊」等句也被大伴家持再創作為和歌。

  從理論上研究漢詩文的著作也出現了，如空海的《文鏡秘府論》。該書根據沈約的四聲八病說和唐人的詩論，對唐詩格律作了深入系統的研究。它在指導日本詩人把握唐詩的形式和技巧上，無疑起了相當的促進作用。

  優秀的漢文學家和私人詩文集多所湧現。如空海的《性靈集》、都良香的《都氏文集》、島田忠臣的《田氏家集》、菅原父子三代的《菅家文草》和《菅家後草》、紀長谷雄的《紀家集》等。

  中日友好運動的著名活動家中島健藏先生說過：「唐詩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自己國家的古典。」唐代文學對日本文學影響之深遠可見一斑。

  樂舞：唐代是中國音樂的繁榮期，既有日本音樂家來唐學習，又有唐音樂家東渡執教。日本的雅樂，在大和時代以三韓樂為中心，進入奈良時代後即轉而以唐樂為中心了。702（大寶二）年，日本朝廷設立了「雅樂寮」，作為掌管宮廷樂舞的機構和教習樂舞的學校。當時傳入日本的唐樂有五調。即壹越調、平調、雙調、黃鐘調和般涉調。曲目有《秦王破陣樂》《萬歲樂》《五常樂》《太平樂》《甘州樂》《春鶯囀》《傾杯樂》《越天樂》《團亂轉》《喜春樂》《劍器》《王昭君》《夜半樂》《何滿子》《六胡州》《如意娘》《天長久》《採桑老》《崇明樂》《聖明樂》《武媚娘》《泛龍舟》《還城樂》等一百多種。這些曲目中，有些是器樂曲，有些是舞樂曲，有些是在樂器的演奏中加入唱詞的，叫作「詠歌」。舞者邊舞邊唱，大多是用漢語原文演唱。如日本的《仁智要錄》一書中就記載有《五常樂》的漢語唱詞，而《續教訓抄》《體源抄》中也分別記載有《甘州樂》《泛龍舟》《還城樂》的漢語唱詞。[12]古樂譜也有保存下來的，如京都陽明文庫現存有五弦琵琶譜一卷。正倉院也存有天平十九年抄寫的琵琶譜一頁。它們所用的符號與記譜方法和敦煌發現的唐樂譜極相似。

  樂和舞經常是合二而一的。作於十二世紀的《信西古樂圖》等書保存了不少流傳到日本的唐舞蹈，其中的部分舞蹈幸而還保存到今天。如《蘭陵王》，蘭陵王名高長恭，其事出《北齊書》。據說他雖然作戰勇猛，但卻長得像女人，不足以懾敵，便做了可怕的假面具，每於衝鋒陷陣時戴上，使敵人望而生畏，屢建奇功。時人為頌揚他的戰功，編成歌舞，名《蘭陵王入陣曲》，流傳到唐代，並東傳日本。其面具為尖鼻，環眼，吊下頜，如張巨口，頭頂上有飛龍裝飾。其伴奏樂器有鼓、笛、拍板等。據學者研究，日本所傳《蘭陵王》舞樂的服飾、道具、樂器都與我國唐段安節所著《樂府雜錄》中的有關記載近似。[13]又如《萬歲樂》，據唐杜佑《通典》,「《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八哥，冠作鳥形」。現在日本流傳下來的《萬歲樂》，舞者四人，也戴鳥冠，其舞姿態，如鳥翔集，翩翻往復，進退中節，[14]和《通典》所記也大體相符。

  在正倉院還保存有當時的舞蹈服裝和道具，如唐古樂《破陣樂》襖子、《破陣樂》大刀、唐古樂《羅陵王》（即《蘭陵王》）接腰、唐中樂《三台》襖子、唐散樂《渾脫》半臂等。

  大批樂器在這時傳往日本，主要有琴、瑟、箏、曲項琵琶、五弦琵琶、阮咸、尺八、篳篥、笙、排簫（比竹）、竽、方響、鼓等。其中一部分還保存了下來，珍藏在正倉院。

  唐代的音樂理論隨著《樂書要錄》等著作的東傳和音樂家的交流，也傳入日本。日本雅樂採用了唐樂宮、商、角、徵、羽五聲音階，加上變徵、變宮成為七聲音階。八度音程內設十二個音，與我國的十二律相對應。起初，十二律名稱是沿用我國的律名，如黃鐘、大呂等，平安朝以後才改稱日本律名。此外，唐代大曲的序、破、急等形式也為日本雅樂所吸收。

  唐樂對日本的作曲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如嵯峨天皇和仁明天皇都雅好唐樂，嵯峨天皇不僅喜琴、箏、琵琶、笛，也能作曲。傳說《鳥向樂》是他所作。仁明天皇則不僅經常作為吹笛能手參加雅樂演奏，還模仿唐樂作曲，創作了《長生樂》《西王樂》《夏引樂》《夏草井》等樂曲。這樣，在天皇和宮廷的提倡下，平安時代創作樂曲之風甚盛，並湧現出如大戶清上、大戶真繩、三島武藏和邇部太田麻呂、犬上是成、常世乙魚等一大批有才華的音樂家。[15]對日本民族音樂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書法：書法是使用漢字國家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唐代，我國傳統的書法藝術大放異彩，東傳日本，也結出了累累碩果。

  晉代書法家王羲之父子的作品，是我國書法藝術史上的里程碑，但也只是到了唐代，才隨著過海船東傳日本。據《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鑒真東渡時曾帶有「王右軍真跡行書一帖、小王真跡三帖」，另有其他雜體書五十帖。留學生和留學僧也帶回不少碑帖和真跡，如最澄帶回的就有十七種，其中包括王羲之父子、歐陽詢、褚遂良等名家作品的拓本。顯然，這些作品的傳入，引起了日本學習書法的熱潮。由現存的一些奈良時代的戶籍文書和寫經來看，當時的水平已很可觀。從風格上看，歐體影響很大。然而，日本書法藝術達到新的高峰還是平安初期「能書三筆」的出現。

  所謂「能書三筆」是指空海、桔逸勢和嵯峨天皇，前兩人還都是留過唐的。

  空海精於書，在唐是聞名的。傳說他在長安時，曾從著名書法家韓方明學習，[16]有「五筆和尚」之稱。日本《高野物語》還有記載說，唐宮廷的牆壁上有王羲之的墨跡，但以牆皮損壞致使墨跡有缺，因聞空海精王羲之書法，便請他補寫，而經他補後，竟和原書一模一樣。東晉的王羲之不可能為唐宮殿題留墨寶，這故事不過是要說明空海書法之妙堪與書聖媲美。嵯峨天皇也曾寫詩讚他說：「絕妙藝能不可測，二王沒後此僧生。」空海的字強韌雄勁，變化自如，博採晉唐諸名家之長。他兼通諸體，尤精草書。留傳下來的作品有《風信帖》《灌頂記》《金剛經開題》《大日經開題》《三十帖策子》《上狸毛筆表》《真言七祖贊》《聾瞽指歸》等。他的作品也被收入我國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編的《戲鴻堂法帖》。

  桔逸勢在留唐期間才名甚高，人稱「桔秀才」。據傳他曾向柳宗元學習過書法，但柳宗元歷來以詩文著稱，並未留傳下筆跡，而桔逸勢的墨寶在日本也未多見。《伊都內親王願文》據傳為他的作品，但並無確鑿證據。因而，桔逸勢直到如今仍是一位名氣很大，但卻「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書法家。

  嵯峨天皇可以說是崇拜唐文化的平安貴族的代表人物，他的書法修養更在漢詩、唐樂之上。《日本紀略》中稱讚他的書法「一點一畫，有體有勢，珠連星列，爛然滿目」。空海《性靈集》有《奉為桓武皇帝講太上御書金字法華達櫬》一文，更贊之為「鸞鳳翔碧落而含象，龍螭游蒼海以孕義」。當然，他貴為天子，臣下必得頌揚，但在書法上他確實是受之無大愧的。他的字受歐體影響較大，其中又稍含日本情趣。留傳下來的作品有《李嶠百詠》（殘卷）、《光定戒牒》等。

  除「三筆」之外，留唐高僧最澄也是名家，故有人主張應加上他而為「四筆」。最澄的作品溫雅而富清韻。留傳下來的有《久隔帖》《天台法華年分緣起》《羯磨金剛目錄》《將來目錄》等。

  工藝美術：由於學習了唐工藝的先進技術和設計，奈良時代的日本工藝呈現飛躍發展之勢。很多手工藝品（家具、食器、文具、樂器、佛具、武器、武具、遊戲用品、衣服、服飾品等），製作相當精良。在構圖和設計方面，由於多半原封不動地採納中國的設計，所以不少工藝品甚至無法確定是唐制還是日制。

  優秀工藝品主要是在官營的製作所中製作的。據《令義解》，大藏省的典鑄司、宮內省的鍛冶司負責銅鐵器物的鑄造和鍛造，宮內省的宮陶司負責木器製作，大藏省的漆部司負責漆器製作，中務省的縫殿寮和宮內省的內染司負責染織，中務省的圖書寮負責筆、墨、紙等文具製作，而中務省的畫工司則負責各種繪畫。金銀平脫、螺鈿、木畫都是自唐傳來的新技藝，用金銀、貝殼、瑇瑁等材料以粘貼、鑲嵌、磨光等技術，在器物（多為木器）上製作出鮮亮、別致、優美的花紋圖案，如正倉院所存金銀平脫琴、銀平脫漆胡瓶、木畫紫檀雙六局、螺鈿紫檀阮咸、螺鈿紫檀五弦琵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具有很高的工藝水平。

  陶工藝也有長足進步。正倉院存有缽、皿、瓶、塔等多種彩釉陶器，以前一直以為系唐製品，但經過仔細的比較研究，發現它們和唐三彩比起來，質地不是那麼細膩，釉面也不那麼流麗，可能是日本的仿唐三彩製品。

  染織工藝也有長足發展。奈良時代最高級的織物是錦，錦又有「經錦」和「緯錦」兩種。把色絲使用於經線上，織出花紋圖案，就是經錦。此法較古老，頂多只能織出三色。唐代發明了緯錦，即把色絲使用於緯線上，不僅織機的構造簡單，操作方便，而且能織出八色的大型花紋圖案。日本從唐學習了這種最先進的緯錦織法，並廣為傳布，如於和銅年間向伊勢、尾張、駿河、近江、丹波、伯耆、播磨、備前、安藝、阿波、贊岐等六道二十一國，派出了技術專家——挑文師，教民學習先進技術以促進錦、綾等生產的發展。正倉院保存的鳳紋錦扶手，在紫地上以白、綠、紅織出鳳凰圖案，是極其精美的織錦作品。染色方面也從唐學習了﨟纈、夾纈和纐纈等染色技術。﨟纈即蠟染，以臘塗布上防染，作出種種花紋圖案。正倉院的﨟纈屏風是代表性作品。在褐色底上，顯現出白色的羊、猴和樹葉，下端有「天平勝寶三年十月」字樣。夾纈是一種雕版印染，即將相同的花樣透雕於兩板上，然後將淺色織物緊緊地夾於兩板之間，再向透雕處灌注染料。這樣，未雕空部分所夾處即可防染，由而得到花紋圖案。正倉院的鹿草樹夾纈屏風是代表作，畫面中為一樹，樹下有雙鹿，體態健美，相向而立。此外還有纐纈，或叫絞染，也是一種能染出精美圖案的染色技術。刺繡工藝也很發達，正倉院的花鳥紋刺繡幡是代表作。在紫綾上繡出花草和孔雀，孔雀單腳獨立，昂首開屏，形象十分生動。在技術上，根據不同的需要，使用了平繡或鎖繡。

  繪畫：這一時期日本的繪畫也受到唐繪畫的極大影響。中國人物、山水畫的傳入，刺激了日本「唐繪」（即中國風格的繪畫）的發達。保存下來的作品雖然不多。但從一些文字資料中可以看到中國畫的強烈影響，如《經國集》中收有嵯峨天皇與三位廷臣詠清涼殿畫山水圖的唱和詩。看了這些詩，山水圖的畫面歷歷在目：重巒疊嶂，斷崖葛藤；山下有水，漁者垂釣，鳥飛其上；林中有屋，松下有仙，雲間飛鶴。完全是中國人想像中的神仙世界。都良香的《都氏文集》中收有他贊白樂天及其肖像畫詩，島田忠臣的《田氏家集》中也有題竹林七賢圖詩。顯然，這些都是中國風味的人物畫。日本的佛教畫也強烈地體現著唐代的畫風。如奈良法隆寺金堂內的壁畫，在四個最大的壁畫上畫著四個天界的景象，即釋迦佛天界、阿彌陀佛天界、彌勒佛天界和藥師佛天界。在每一天界的中央是主佛法座，周圍則畫有眾菩薩及四天王。上面畫有寶蓋，寶蓋左右各有一個飛天。這樣的題材和構圖與敦煌壁畫如出一轍。專家們認為，法隆寺壁畫反映了初唐的藝術風格。不幸的是，這一藝術瑰寶在1949年整修時毀於火災。現存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法華堂根本曼荼羅》（原為奈良東大寺收藏品），大約是八世紀後期的日本作品。繪畫表現釋迦牟尼在山中說法的情形，但畫中的山石樹木都顯示出強烈的中國風格，以至於美術館把它列入中國繪畫。奈良藥師寺的吉祥天女圖和正倉院的鳥毛立女屏風，「論其技巧，若與張萱、周昉所畫唐代的仕女對看，細緻豐腴，色彩柔和，正像一母所生的姊妹」[17]。醍醐寺報恩院所藏《繪因果經》，系描繪佛本生的故事。上半繪畫，下半有文，二者互相參照。繪畫中的人物、樹木、岩石的畫法，以及寫經的書法，都表現出唐朝的藝術風格。此外，高野山圓珍的「赤不動尊」、圓城寺空光的「黃不動尊」、和歌山的「五大力吼象」等，使用強烈的色調與凹凸的畫法，表現其威猛懾人的精神力量，實為中晚唐的佛畫作風。另，弘法大師回國時所攜金剛智、善無畏、大廣智、一行、惠果等真言五祖像，為供奉丹青（宮廷畫師）李真等所繪。李真是與周昉齊名的肖像畫家，唐鄭符曾在評論二人的畫時說，「李真周昉優劣難」，即分不出高下來。真言五祖像用筆細勁，嚴謹而傳神，是唐代人物畫的代表作品。這些肖像畫影響很大，在長時期內成為日本肖像畫的楷模。現珍藏於京都教王護國寺，被定為日本「國寶」。

  總之，中國繪畫影響之所及，使飛鳥、奈良到平安時代前期的日本畫壇，唐繪派占了優勢。直到遣唐使停派以後，唐繪派有了演變，大和繪（日本風格的繪畫）才逐漸發展起來。

  史學：唐朝的修史事業極為繁昌，影響日本朝廷也把它作為「邦家之經緯、王化之鴻基」來從事。元明天皇（707—751年在位）時，太安萬侶奉詔將稗田阿禮口誦的「帝紀」與「舊辭」加以整理，編寫成《古事記》三卷。但此書與其說是史書，不如說是以神話傳說為主要內容的文學作品。日本第一部正史是720（養老四）年舍人親王、太安萬侶等奉詔撰成的《日本書記》。該書共三十卷，另有系圖一卷不傳。在此後的大約二百年內，又根據天皇的詔敕，先後修成五部正史：797年由菅野真道、秋篠安人、中科巨都雄等撰成的《續日本紀》（四十卷），840年由藤原冬嗣、藤原緒嗣等撰成的《日本後紀》（四十卷），869年由藤原良房、藤原良相、伴善男、春澄善繩等撰成的《續日本後紀》（二十卷），879年由藤原基經、菅原是善等撰成的《文德天皇實錄》（十卷），901年由藤原時平、菅原道真、大藏善行等撰成的《三代實錄》（五十卷）。加上《日本書記》共為六部，統稱《六國史》。這些史書都採用了編年體，而且是以漢文寫成。編者們在撰寫過程中曾廣泛地參閱了當時中國的史書，如《日本書紀》的編者顯然熟讀了《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梁書》《隋書》等。其中參考、模仿《漢書》的地方最多，有時甚至原文照搬。如《日本書紀·欽明紀》二年三月原注「帝王本紀，多有古字」云云，就來自《漢書》卷一百顏師古的敘例。在文字的潤色方面，則對於《文選》和歐陽詢等所撰類書《藝文類聚》的精彩語句多有借用。如《日本書紀·顯宗紀》中關於讓位的一些文字就來自《藝文類聚》的有關部分，而《雄略紀》中的狩獵、赤駿馬和稚媛等記敘文字則顯然來自《文選》的《西京賦》、《赭白馬賦》和情賦類。關於內典方面，可以看出，參考得最多的是義淨譯的《金光明最勝王經》。[18]此外如《文德天皇實錄》，則極有可能是受韓愈編撰《順宗實錄》的影響而寫作的，因而可以說，《六國史》的編纂和唐史學等有著不解之緣。

  曆法：也許是由於天文、數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較差，日本只限於單純使用移植來的唐歷，而未能做到參照唐歷造出自己的新曆來。據《日本書紀》,554（欽明天皇十五）年，百濟向日本朝廷「貢」了一名歷博士國固德王保孫。602（推古十）年百濟僧觀勒又貢了「曆本及天文地理書」。朝廷派了專人向觀勒學習曆法。不言而喻，所貢的都是中國曆，極有可能是南朝宋的元嘉歷。690（持統天皇四）年正式開始使用元嘉歷。[19] 697（文武天皇元）年又實行儀鳳歷（即麟德歷）。[20] 735（天平七）年吉備真備自唐回國，帶回《大衍曆經》一卷、《大衍曆立成》十二卷，並將其貢獻朝廷，開始實行。780（寶龜十一）年自唐歸來的遣唐准判官羽栗翼又帶回五紀曆。857（天安一）年五紀曆與太衍歷並用。859（貞觀元）年渤海遣日使烏孝慎又將長慶宣明歷帶入日本，贈送日本朝廷。861（貞觀三）年長慶宣明歷被頒布實行，並一直沿用到江戶時代，前後使用一千多年之久。總之，唐制了什麼新曆，日本即原封不動地加以採用。

  醫藥：日本在吸收先進的中國文化時，醫藥學也是備受重視的。留學生中有不少人是專學醫的，著名的如惠日（也叫藥師惠日或醫惠日）、菅原梶成等。惠日原留隋學醫，唐建國後繼續留學，623年歸國，他不僅精於醫術，還因熟悉大陸情況被派作遣唐使。菅原梶成入唐請益，後來當了針博士和侍醫（太醫），已如所述。唐方面也有像鑒真那樣醫術高明的人赴日，直接傳授中醫中藥知識和技術。大批醫藥典籍如《素問》《張仲景方》《黃帝針經》《神農本草》《諸病源候論》《古今錄驗方》《千金方》《新修本草》等傳入日本。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修本草》，它是世界上第一部以政府的名義和力量編寫並頒行的國家藥典。此書頒行後，不久傳入日本。據《續日本紀》延慶六年五月戊戌條載：「典藥寮言：蘇敬注《新修本草》與陶隱居集注《本草》相檢，增一百餘條，亦今採用草藥，既合敬說，請行用之。許焉。」《延嘉式部式》規定：凡醫生皆讀蘇敬《新修本草》。這說明，日本政府也把它作為最權威的藥典而加以採用。此書後來在國內亡佚，而在日本卻有天平抄本的摩寫本流傳。清光緒年間，傅雲龍在日本影刻《唐卷子本新修本草十卷補輯一卷》，才使我國讀者重見此書。這不能不歸功於當年唐日間的文化交流。僅從唐末民間商船的貨運也可知中藥輸日數量不小，正倉院中至今還保存著當年輸入日本的中藥。正是在醫藥學發展的基礎上，日本醫家參照中國醫藥學經典，於808年編成《大同類聚方》一百卷。後來，日本名醫丹波康賴編著的《醫心方》三十卷，也是參考、吸收了隋唐醫書八十餘家而成。此外，日本的醫學教育制度也主要是模仿唐的有關制度。在宮內省設典藥寮，寮內設醫博士、針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各一人，充當教師，而學生則有：醫生四十人、針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人、咒禁生六人。另置藥園師二人、藥園生六人，學習和從事藥材的培植與加工炮製。關於教科書，多為中國醫藥經典，如醫生用《甲乙經》《脈經》《本草》《小品方》《集驗方》等；針生用《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脈決》《偃側圖》《赤烏神針經》等。醫生要用兩年時間讀教科書，然後再分修體療（內科）、創腫（外科）、少小（兒科）和耳目口齒四科。要求學生在四至七年內學成。

  建築：日本在長時期內沒有固定的首府，只在大和平原上搬來搬去。大概是受了唐的影響，708（和銅元）年2月，元明天皇下詔，決定在平城建設新都。詔書說：「昔殷王五遷，受中興之號。周后三定，致太平之稱。方今平城之地，四禽葉圖，三山作鎮，龜筮並從，宜建都邑。」[21]一位大陸移民的後裔、出身於東漢氏的坂上忍熊被委任為造平城京司的大匠（相當於現在的總工程師），領導新都的設計和施工。新建成的平城京和長安城極為相似：兩者都呈方形，宮城的位置都在城中軸線的北首，皇宮北面均有御用園林，長安的叫西內苑，平城京的叫松林苑。城的東南角均有池，長安的叫曲江池，平城京的叫五德池；宮城的南門都叫朱雀門，門前幹道都叫朱雀（門）大街（路）；都設有東、西市；街道都是棋盤式；等等。不過，平城京比長安城小得多，大致是長安城的四分之一。793年建成的新都平安京也仍然是以長安為樣板建造的。

  住宅建築也有向唐學習的趨勢，如724（神龜元）年太政官上奏，為了顯示京城的壯麗，凡五位以上官員的府邸和殷實庶民的住房都要把原來的板屋草舍翻蓋成瓦舍，並塗以赤白之色。[22]至於寺院建築則更是受唐影響極大。

  體育娛樂：由於唐日交往頻繁，不但唐的不少文體項目傳往日本，而且還能偶爾看到雙方進行比賽的記載。

  打球——也叫擊鞠或擊球。比賽時，雙方運動員騎在馬上，以曲杖擊球（毛制），以打入自方進攻的球門為勝，是一種極其勇猛豪邁的運動。但也有「步打球」，即以徒步代騎馬。這項運動起源於吐蕃，唐代極為盛行。平安時代傳入日本後，成為日本貴族和平民都喜愛的運動項目。平民為物質條件所限，往往採用「步打球」。據載，渤海赴日大使王文矩擅長此道，天皇特地為客使組織了比賽。當時在日本還流行自唐傳來的《打球樂》舞，舞者手持球杖作種種藝術化了的擊球動作。可以想見該項運動在日本流傳之盛。

  蹴球——也叫蹴鞠，是一種足球運動，唐代傳入日本。賽時分為兩隊，相對而踢。當然，也有其他踢法。大化改新的發動者中大兄和中臣鐮足，就是「儻遇於蹴鞠之庭」，在球場上結識的。球以鹿皮製成，踢時要穿皮鞋，多在貴族中流行。平安後期，規則更系統化，日本特色也更濃。

  投壺——春秋時期就很盛行，是文人學士們愛好的運動性遊戲。隋唐時代，投壺配上音樂，成為宮廷禮樂，名為「驍壺樂」「投壺樂」。投壺傳入日本，為日本貴族所喜愛。當時使用過的壺和矢，到今天還能在正倉院看到。

  圍棋——是中國的古老運動項目，傳入日本後很受歡迎，奈良、平安時代極盛。在來唐的學問僧中，弁正因棋藝高超頗得唐玄宗的賞識。《杜陽雜編》中還記述一個故事，說日本王子來唐，善下棋，與唐第一國手顧師言對弈，顧經過好一陣努力才險勝他。

  雙六——是一種室內遊戲，起源於印度，奈良時代經唐傳入日本，在貴族中間流行。遊戲時二人對坐，以骰子在竹筒內搖盪後倒出，再根據骰子的點數，走動雙六盤（類似於棋盤）上的「駒石」，先走入對方的陣內者為勝。

  射禮——是一種按照一定儀式進行射箭比賽的軍事體育活動，唐代傳入日本，[23]並逐漸制度化。按《雜令》規定，「凡大射者，正月中旬，親王以下、初位以上皆射之」。屆時，天皇親臨觀看，成績優異者要賜祿嘉獎。《新唐書·東夷列傳》還記載有日本人到中國表演射箭的事情：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55年），日本「使者與蝦夷人偕朝。蝦夷人亦居海島中，其使者須長四尺許，珥箭於首，令人載瓠立數十步，射無不中」。蝦夷就是北海道的阿依努族，男人多長須，善射，來者大概是戰爭中的俘虜，特被帶到中國表演射藝的。

  衣食風俗：在與唐的交往中，日本貴族十分艷羨唐的生活方式，越是上層社會，好唐之風越盛，衣食風俗無不輸入。

  719（養老三）年正月遣唐押使多治比縣守回國後入朝，「皆著唐國所授朝服」[24]。2月，天皇下詔向唐學習，進行全國性的服裝改革：「初令天下百姓右襟。職事主典以上把笏，其五位以上牙笏。散位亦聽把笏，六位以下木笏。」[25] 818（弘仁九）年，嵯峨天皇下詔要求「朝會之禮，常服之制，跪拜之等，不論男女，一準唐儀」[26]。奈良時代的天皇禮服為冕冠和袞龍衣，合稱「袞冕」。冕冠與中國的皇冠相同，上有長方形冕板，板端垂有十二旒五色珠玉。袞龍衣為紅地、繡有龍圖案。女帝則不用冕冠而用寶冠，童帝則用日形冠。

  男官朝服為文羅幞頭、位襖、半臂、白袴、金裝腰帶、金裝橫刀、烏皮履、笏等。穿戴起來，和中國官員沒有大差。武官和女子禮服也都有定製。

  髮型也為之一變。以前男子風行「美豆良」式。即長發由頭頂正中分向兩邊，然後在耳旁束扎。683（天武天皇十一）年，在廷臣中實行新髮型，即像唐人一樣，向頭頂略後梳成髮髻。在執行公務時，必須戴冠或幞頭。關於女子，也在683年、705年兩次下令依唐式結髮。宮中皆遵此制，而民間往往並不照辦。

  中國的食物文化，如食品和烹調技術也傳入日本，豐富了日本人的生活。在一些重要場合，常舉辦唐式宴會。如803（延曆二十二）年3月，桓武天皇在為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麿餞行時，「設宴之事一依漢法」[27]。又據《類聚國史》載，813（弘仁四）年9月24日，嵯峨天皇在清涼殿設宴招待皇太弟（後之淳仁天皇），「具物用漢法」，不僅吃的是中國飯菜，連用的餐具也是唐物或唐式的。

  茶在奈良時代可能已由留學生、僧帶回種植，但正式見於記載是815（弘仁六）年。此年4月，嵯峨天皇行幸近江國滋賀韓埼，在梵釋寺停留，大僧都永忠親自煎茶奉獻。天皇飲用後大概很滿意，六月便令畿內、近江、丹波、播磨等國植茶，每年進獻。[28]此後，吃茶之風大盛。由詩作中可知，有些公卿還在自己的宅院中種植茶樹。當時的詞彙中有所謂「茶研」「茶碾子」，因而茶葉可能是碾成粉末煮著喝的——就像現在茶道的喝法。

  日本在一年內有一大套例行的節日和活動，即所謂「年中行事」，大多是在這一時期由唐傳入的。如過元旦要插門松、喝屠蘇酒、吃年糕。二月上丁日要行釋奠禮祭孔。三月上巳日行曲水宴，臨清流賦詩。四月八日行灌佛會、放生會（買魚、鳥放生）。五月五日過端午節。七月七日過乞巧節。七月十五日盂蘭盆會，祭亡靈。九月九日過重陽節。此外，立春的前一天叫作「追儺」，要撒豆驅鬼，等等。很多節日和活動，中國早已不過了，而日本直到今天還照行不誤。

  本章原載於《文化的抉擇與發展》五，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注釋

  [1]關於遣隋使的派遣次數，文獻記載不一，其具體情況如下表所示：

  [2]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寫作19次，是把667年派伊吉博德等送回唐駐百濟鎮將劉仁願的使者法聰也算作一次。實際上這次僅為送客而派遣的使者只到百濟，並未入唐，故以不算作遣唐使為宜。

  [3]參閱拙著《遣唐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5—37頁。

  [4]悉曇學，關於梵字、梵文的學問。

  [5]家人近似於奴婢，但可以有家庭生活。

  [6]日本學者對於這四部律令有不同的見解，有的認為前兩者並不存在，至於後兩者現在雖已不能看到全貌，但其存在和基本內容卻是沒有疑問的。

  [7]桑原隲藏：《中國法制史論叢》，第363頁。另，我國學者關於唐律對日本法律影響的著作亦所在多有，如楊鴻烈《中國法律在東亞各國之影響》，楊遷福《〈唐律〉對亞洲古代各國封建法典的影響》等。

  [8]參閱中田薰：《我太古に土地の村落共有制や家族共産制があったか》，載《法律新報》第737號（1947年7月）。

  [9]參閱家永三郎等編《図説日本文化史大系》3—4、土田直鎮、桃裕行分別執筆的「學問と教育」部分。

  [10]關於白詩對日本文學的影響請參閱嚴紹璗：《白居易文學在日本中古韻文史上的地位和意義》，載《北京大學學報》1984年第2期。

  [11]《遊仙窟》是張文成寫的傳奇小說，作者自敘奉差去河源地方，迷路而入神仙窟，受到十娘、五嫂二女仙的歡宴，止宿而去。有人認為這是托此而敘述作者與武后的戀愛故事。文近駢儷體，又插入很多詩歌。傳入日本後，極受平安貴族的歡迎，廣為傳誦，影響極大。此書在中國久已散佚，而在日本卻保存了下來。

  [12]參閱郎櫻：《日本的雅樂與隋唐燕樂》，載《文學研究》1981年第1期。

  [13]參閱鼓松：《唐代舞圖與戲面》，載《文藝研究》1981年第1期。

  [14]參閱常任俠：《唐樂與日本雅樂》，載《人民音樂》1981年第4期。

  [15]參閱辻善之助：《日本文化史》Ⅱ，春秋社1955年版，第380—385頁。

  [16]於植元：《弘法大師與中國書法》（載東北地區中日關係史研究會編《中日關係史論叢》第一輯）一文不同意此種說法。據作者考證，韓方明的年齡似乎小於空海，尚在未成名之時，書法上已有相當造詣的空海，未必肯師事於他。

  [17]常任俠：《中日文化藝術的交流》，見《日本繪畫史》，常任俠、袁音譯，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年版，第220頁。

  [18]參閱岩波書店《日本古典文學大系》本《日本書紀》解說。

  [19]《三代実録》貞観三年六月十六日己未條。

  [20]《三正綜 》。

  [21]《続日本紀》和銅元年二月戊寅條。

  [22]《続日本紀》神亀元年十一月甲子條。

  [23]參閱周西寬：《中日古代體育交流談》，載《中日文化交流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4]《続日本紀》養老三年正月己亥條。

  [25]《続日本紀》養老三年二月壬戌條。

  [26]《大日本史》第一冊，二十三卷，三百五十頁。

  [27]《日本紀略》延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條。

  [28]《日本後紀》弘仁六年四月癸亥、六月壬寅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