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留唐熱潮

  遣唐使時代，日本民族從中日文化交流中所獲甚多，但最大的收穫還是大批留學生和留學僧的學成歸國。

  據推算，一次遣唐使所帶的留學生和留學僧大致為十幾人到二十來人，遣唐使大體有十二次送來了留學生、僧，若以此為準估算，終唐一代，其總數大約在二百到三百人。也有一些留學生、僧，零星搭乘唐人或新羅人的商船來唐，但人數不多。

  二三百人，數量不算很大，但起的作用不能小看。總的說來，留學生回國之後，都得到一定的安置，使其發揮自己的專長。如精通刑律的大和長岡任民部大輔，藤原刷雄任刑部大判事。擅長醫道的菅原梶成任天皇侍醫，精通陰陽的春苑玉成任大學寮陰陽博士等。但由於他們出身較低，官位都不高，影響也不大。不過也有一些留學生得以參與政治樞機，在日本歷史的轉變關頭，起過影響歷史進程的作用，如我們已經提到過的僧旻和高向玄理，他們在大化改新時充任國博士（政治顧問），以其對中國文物制度的豐富知識和深刻理解，指導日本國家進行全面改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又如吉備真備，在留唐期間無所不學，具有百科全書式的知識，回國後被任命為大學助，為大學寮的四百名學生講授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使得大學寮的教學內容補充了盛唐各方面的新知識而更加充實和完備。766（天平神護二）年他出任右大臣，成為當時政治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右大臣任上，他和另一位留學生大和長岡一起，刪定了養老律令，改正了條文中互相矛盾或不相適應的地方。總之，吉備真備是先進的唐文化哺育出來的十分卓越而博學的學者，他回國後，在教育、文化、軍事、刑律、建築、曆法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樹，對推動奈良時代日本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可以被看作努力吸收盛唐文化而促進日本文化發展的一代遣唐留學生的優秀代表。

  留學僧的人數要超過留學生。他們在唐期間，非常注重書籍、經典、佛像、佛畫等物的搜購、抄寫和複製，總的來說，他們帶回的典籍文物數量要比留學生帶回的多得多。如玄昉回日時，帶回經論多達一千零七十六部，共五千零四十八卷。平安時代的留唐學僧，著名者有所謂「入唐八家」，即最澄、空海、常曉、園行、園仁、惠運、園珍、宗睿八人，他們都帶回大量典籍。除經論外，也有書法作品、詩文集及各類雜書等。由於留學僧、留學生、遣唐使競相輸入典籍，使日本圖書收藏量迅速增長。824（天長元）年，滋野貞主奉敕編纂大型類書《秘府略》一千卷，其規模已和晚它一百五十年的《太平御覽》（一千卷）旗鼓相當。

  比起留學生來，留學僧回國後似乎更加受到重用，如惠施、惠通、智藏、玄昉、宗睿等被任命為僧正（最高僧官），行賀、永忠、空海等被任命為僧都（僅次於僧正）。當了祖師、座主的更多。他們或著書立說，或開創新宗，或建築名剎，成為日本佛教界中的領袖人物。

  為了吸收外國文化，除派遣留學生和留學僧外，也邀請外國的專家前來日本。如我們前面提到的出任大學頭的袁晉卿、出任雅樂員外助兼花苑司的皇甫東朝等都是。至於佛教方面的高僧那就更多，如奈良初期赴日的唐僧道明開創大和長谷寺，塑造十一面觀音，為密教的傳播準備了土壤。又如唐僧道榮，在日本佛教界普及漢語方面頗有貢獻，以致天皇下詔，凡僧尼誦經唱禮都要以他的語音為標準。當然，最傑出和影響最大的還是鑒真。他對日本文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在宗教上，他使日本佛教納入了正規戒律的規範，推動了教徒對佛學經典的學習和研究，並在日本開創了律宗。在建築方面，由他親自設計和領導，修建了唐招提寺建築群。在醫學和藥物學方面，據傳他到日本後，憑著手摸、鼻嗅、口嘗把正倉院所藏的藥物一一辨證，說明用途。他常為人治病，療效很好。江戶時代的藥商奉他為祖師，直到現在，日本人民還稱他為「日本文化的恩人」。

  唐帝國非常開放，有很多外國人在華活動，日本也經由中國聘請外國高僧前往日本，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便是天竺（印度）僧菩提仙那。菩提仙那應遣唐使多治比廣成和留唐日僧理鏡的邀請，於736（天平八）年到達日本，751年被任命為僧正，翌年為盧舍那大佛開光。他在日活動二十四年，並圓寂於此。他不僅推動了日本華嚴宗的發展，還把梵語傳入日本。據說他赴日時帶去多羅葉（可用以書寫的樹葉）梵字一百頁。梵語的傳入，使日本僧侶有可能直接閱讀原文佛典，在日本佛學的發展上具有重要的意義。聖武天皇當時已能親筆書寫梵文（該件至今保存在東大寺），可見菩提仙那已經在直接教授日本人掌握梵語，這為後來悉曇學[4]在日本的興盛開了風氣。

  與菩提仙那同到日本的還有林邑（今越南、柬埔寨一帶）僧佛徹（也有寫作佛哲或佛誓的），他也精通梵語，據傳系由他著述的《悉曇章》在日本流傳很久。因而，他對日本的悉曇學，和菩提仙那一樣，也有傳入之功。此外，他還把林邑樂傳入日本。據文獻記載，他在本國時曾學習音樂，入日後教授大安寺僧演奏，一鳴驚人。882年，大安寺以一百零一人的樂隊演奏林邑樂招待渤海使節，其規模之盛可以想見。後來林邑樂被正式納入雅樂寮制度。

  作為鑑真的弟子隨同他前往日本的安如寶、軍法力等也都不是唐人。如寶在《唐大和上東征傳》中稱作「胡國人安如寶」，可能是昭武九姓國中的安國人。如寶在修建唐招提寺過程中表現出了非凡的藝術才能。被日本《特別保護建築物及國寶解說帳》稱作「保存到今天最大最美的天平時代的建築物」金堂以及地藏堂、鐘樓等，據說都是由他主持修建的。他同時也是雕塑家，金堂中的千手觀音、梵天帝釋四天王等像，相傳也是他的作品。後來如寶被任命為少僧都，並作了桓武天皇的戒師。鑒真的另一位弟子軍法力，《唐大和尚東征傳》說他是「崑崙國人」。唐代的所謂崑崙國系指今日之馬來半島及爪哇一帶。軍法力長於雕塑，唐招提寺的丈六藥師像和講堂的丈六彌勒像據傳都出自他手。

  這些由唐東渡的外國專家，直接地把不同國度的文化帶入了日本，為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營養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