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佛教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自古至今，日本吸收了多種外來的世界觀，而大乘佛教及其哲學就是主要的一種。從意識形態領域來看，至少從七世紀到十六世紀這一千年間，佛教一直居於優勢地位。只是進入德川時代以後，佛教的優勢地位才逐漸喪失，不過一直到今天，它作為日本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仍然保持著相當的影響力。以下試簡述佛教對日本文化的影響。

  自聖德太子以後，佛教對國家政治和皇室影響很大。如僅以慈悲思想為例，它在相當長時期內風靡朝廷，使得嵯峨天皇以後的二十五代天皇在三百多年間沒有一例判處死刑的記錄。直到今天，日本已是一個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國家，人們還試圖從佛教思想（如「慈悲」「業」等）中汲取營養成分以構築新的精神文明。[27]自古代到中世，很少有不受佛教影響的天皇、貴族和武士。據統計，自四十代的天武天皇始，到一百一十二代的靈元天皇止，其間共有四十位天皇在退位後削髮為僧尼，而其中不少人（自宇多太上皇始）索性稱「法皇」。有如所知，包括現平成天皇在內，日本歷史上共有一百二十五代天皇，其中有兩位重祚的，所以大略算來，約有三分之一的天皇最後遁入空門。天皇而外，皇后和皇子出家者更多，據統計，皇子出家成了「法親王」的竟有一百七十餘人之多。[28]

  與中國相比，日本的佛僧對政治的影響也較大，像大化改新時代的僧旻、聖武天皇時的玄昉、稱德天皇時的道鏡等，都曾影響過朝政。至於室町時代，禪僧與將軍關係更形密切，往往充當其政治和外交事務顧問，如夢窗疏石、義堂周信、絕海中津、堅中圭密、恕中中誓等比比皆是。江戶時代的天台僧天海、禪僧崇傳也都得以參與幕府樞機。這些情況顯示出日本佛教更具有世俗化傾向，而且也表明，日本佛僧的政治和社會地位較高。

  與中國相比，日本佛教也沒有遭受過嚴重的打擊。我們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不僅一直受到儒、道二教思想上的批判，而且還遭受到組織上的毀滅性打擊。最著名的是所謂「三武一宗」（即魏太武帝、周武帝、唐武宗和周世宗）的滅佛活動。寺院被廢者動輒以數萬計，僧尼被難者以數百萬計。在這樣的打擊下，多數宗派都呈一蹶不振之勢，但日本佛教的遭際卻不如此。

  如前所述，佛教剛進入日本時，曾遭到過物部氏等排佛派的拒斥，也有過燒寺毀像的事件發生，但被接受之後，發展卻很順利。雖歷代興衰有異，名山大剎也遭受過戰火洗劫，但總的來看沒有遭受過如在中國所遭受的那種七災八難。誠如德川時代的學者森尚謙所說，「原夫我朝，自佛法傳來至弘安（1278—1288年）中，諸師興立一宗者，未嘗作拒儒之語，可知世無破佛人之故也。」又說，「本朝昔未嘗排斥佛法，上下奉佛，厚薄隨時。自從宋儒之說渡來，初毀訾佛教」[29]。誠如所說，在江戶時代以前，無論是官修的《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記》《續日本後記》《文德實錄》和《三代實錄》，還是私撰的《大鏡》《榮華物語》《源平盛衰記》等眾多的不同種類的文獻上都見不到排佛思想。只是到了江戶時代以後才續有所出。看來正像森尚謙所說，排佛思想是伴隨著宋學而自中國輸入進來的。江戶時代的大儒多有排佛論者，如林羅山、新井白石、伊藤仁齋等皆是。另一股排佛勢力來自國學者，他們主張敬神排佛。日本佛教遭受到的最大打擊是明治初年的「廢佛毀釋」運動。當時，處於平田派國學者思想影響之下的維新政府，確定以神道為國教，便下令「神佛分離」，把進入神宮的佛教因素加以清除，如取消神社中的佛像、佛具。不許僧人主持神社等等。這一政策的執行，在明治初年那股革除舊物的社會風潮影響之下，很快轉變為一場大規模的「廢佛毀釋」運動。經卷、佛像、佛具被燒被毀，寺院被廢，不少僧尼被迫還俗。這一運動的表現形式固然是排佛，但實質上是作為反對幕府封建制度的一部分來進行的。因為，江戶時代的佛教寺院，一直作為幕府基層統治機構的一部分而起著作用。僧侶也腐敗墮落不堪，為世人所不齒。這場運動後來以「信仰自由」思想的漸興而中止。但通過運動，政府剝奪了寺院的封建特權，並使佛教在政治上思想上服從於新政府。從一定意義上說，它和中國歷代的排佛運動不盡相同。

  由於排佛思想不發達，未遭受過毀滅性的打擊，加之改朝換代、外族入侵幾無，日本佛教的「軟體」（世界觀）和「硬體」（寺院建築及其附屬財富）多保存了下來，尤其後者。1987年春，筆者初到東京時，在早稻田一帶漫步兩個來小時，竟看到十來座寺院；有一處不足三百米，竟有三寺比鄰而立！據日本文化廳編《宗教年鑑》,1970年全日本共有佛教寺院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座，信徒八千四百八十九萬九千一百八十一人。而大體在同一時期，日本的學校，包括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等在內約為三萬八千多所，即學校數目大體是寺院數目的二分之一；一億多人口的日本，也竟有八千多萬是佛教信徒（當然，大部分日本人並非專一的信徒）。我想，僅這些事實就足以使人想知道佛教在日本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了。

  由於佛教在日本歷史上地位很高，持續作用的時間也較長，所以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極大。

  以文學而論，近代以前的偉大作品無不有佛教影響。出自名僧之手的《正法眼藏》（道元）、《嘆異抄》與《末燈抄》（親鸞）、《往生要集》（惠心）等作品，不僅是思維嚴謹的宗教理論著作，也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日本靈異記》《今昔物語》等都是有關佛教的故事和傳說集。作為世界上第一部長篇小說而聞名的《源氏物語》也是以佛教為其思想背景的。無常、因果和往生、出家等思想成為小說主人公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並深深地影響著他們的性格。如源氏其人，本是一個放蕩而至於亂倫的人，卻不得不為來世惡報所困擾：「源氏公子想起自己所犯種種罪過，不勝恐懼。覺得心中充塞了卑鄙無聊之事，此生將永遠為此而憂愁苦恨，何況來世，不知將受何等殘酷的果報！想到這裡，他也欲模仿這僧都入山修行了。」[30]此後，每當他要有什麼作為時，這「惡報」便時時來對他耳提面命，而他也終不能不有所顧慮。最後，他終於出了家。書中和源氏關係較深的十個女性，其中有五人（六條妃子、空蟬、藤壺、朧月夜、三公主）也都遁入空門。日本古典文學中的另一名著《平家物語》受佛教影響更大。它對平氏一族盛衰的描繪完全是在佛教的思維公式下和濃重的佛教氛圍中進行的。它的「開場詩」是一語點題式的：「祇園精舍鐘聲響，訴說世事本無常；娑羅雙樹花失色，盛者必衰若滄桑。……」[31]開宗明義，道出了佛教關於「人世無常」的思想。此外，「因果報應」思想、「往生淨土」思想也是小說所一再宣揚和強調的。書中眾多的出場人物，言不及佛、思不及佛者蓋寡。十二三世紀出現的《寶物集》《撰集抄》《發生集》等都是宣揚淨土宗教義的故事集。著名的隨筆文學《方丈記》等也是以無常觀來觀察和體驗人世滄桑的。室町時代出現的《秋夜長物語》《三人法師物語》《幻夢物語》等也都浸透著佛教思想。德川時代儒學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佛教影響漸趨衰落，但不少文學作品中仍宣揚「因果報應」思想，如幕末歌舞伎劇作家河竹默阿彌的《三個吉三》就是一例。進入近代後，佛教對文學的影響更形淡薄，但也還有一些具有佛教文學色彩的作品出現。如倉田百三的《布施太子入山》等即是。佛教中的禪，對於日本特有的文學形式俳句也有著相當的影響。禪強調依靠直覺去感悟人生奧秘，這種方法論引而至俳句，就表現為以寥寥之語去袒露對世界的剎那的直覺感受，並給人以孤寂、幽玄的美感。[32]

  在美術方面，佛教的影響更大。尤其在平安時代以前，沒有佛教內容的繪畫和雕塑幾乎沒有。佛教繪畫作品佳作極多，如玉蟲廚子《捨身飼虎圖》（「密陀繪」油畫）、法隆寺壁畫、《法華堂根本曼荼羅》、《吉祥仙女圖》、《繪因果經》、鳳凰堂及高野山的《聖眾來迎圖》、高野山金剛峰寺《佛涅槃圖》、《慈恩大師畫像》等，都被視為日本繪畫藝術的瑰寶。其後，禪林中興起的水墨畫，雖然其內容不一定有關乎佛，但卻從簡素的畫面中滲透出禪的靜寂恬淡的風韻，好像作畫和賞畫本身就是在進行一種宗教思考和修煉。現存的《瓢鯰圖》（如拙）、《湖山小景圖》（天祐勝景）、《天橋立圖》（雪舟）等都是禪僧水墨畫的名作。不言而喻，日本有成就的畫家（有名的或佚名的），至少在近世以前絕大多數都是佛僧。佛寺也往往是繪畫藝術的教育中心，那裡建立了很好的畫室，活動著有名的畫師，也收藏了大量的繪畫作品（其中包括自中國輸入的名家之作），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畫家。在雕塑方面，佛教雕塑的地位更高。據統計，在日本現存的「國寶」和「重要文化財」這兩級最重要的文物中，屬於佛教內容的雕塑約占90%。如法隆寺金堂《釋迦三尊像》（金銅像）、藥師寺金堂《藥師三尊像》（金銅像）、《鑒真像》（乾漆像）、東大寺法華堂《不空羂索觀音像》（乾漆像）、觀心寺《如意輪觀音像》（木像）、平等院《阿彌陀如來像》（木像）、東大寺南大門《金剛力士像》（木像）等，都是不朽的藝術精品。同樣，古老而優美的建築也多是佛寺塔堂，著名者如法隆寺金堂和五重塔、藥師寺東塔、唐招提寺金堂和講堂、室生寺金堂和五重塔、宇治平等院鳳凰堂、中尊寺金色堂、東大寺南大門、圓覺寺舍利殿、鹿苑寺金閣、慈照寺東求堂、慈照寺銀閣等，雖時代不同，風格各異，但其高超的建築藝術為後世人所傾倒。佛寺的建築樣式對民居也有影響，如所謂「書院造」就脫胎於禪寺。

  佛教的接受和佛典的傳布也豐富了日本的語言。如日語中經常使用的「馬鹿」（ばか）即來自梵語。「挨拶」（あいさつ）、「普請」（ふしん）、「行腳」（あんぎゃ）等來自禪，而「機嫌」（きげん）、「無盡」（ずしん）、「律義者」（りっぎしゃ）等則來自律。還有不少佛教用語成為成語式常用語。如「鬼の念佛」（老虎戴念珠）、「外面如菩薩內心如夜叉」、「業が深い」（罪孽深重）、「四苦八苦」、「三千世界」、「自業自得」、「獅子奮迅」、「不可思議」、「阿鼻叫喚」、「他生の緣」等。其他常用詞彙如「最期」「濟度」「精進」「永劫」「貪慾」「無我」「秘密」「奈落」「燒香」「回向」「宗旨」「法悅」「剎那」「惡魔」「禮讚」「大衆」等也來自佛典。此外，日本報刊有時把內閣總辭職叫做「一蓮托生」、把政變叫做「他力本願」等，這些俏皮話也是借用了佛教用語。再如，從十世紀末一直流行到現在，原本作為假名表使用的《いろは歌》就是《涅槃經》中的四句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己，寂滅為樂」的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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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鎌倉以後，禪宗大盛，且其影響波及日本文化的各個領域，如它對日本的藝術，武士道、劍道、茶道等均有深刻影響，本書以篇幅所限，不擬在此一一述及了。

  本章原載於《文化的抉擇與發展》四，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注釋

  [1]《日本書紀》欽明天皇十三年。另，根據日本學者藤井顯孝、池內宏博等人的研究，《日本書紀》的這段記載似乎是依據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經》和曇無識譯《金光明經》的一些段落加以串編和潤色而成，未必是百濟聖明王表文的真實內容。參閱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林太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289頁並第286頁注1。

  [2]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錫年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46—47頁。

  [3]張俊彥：《中日佛教交流一千年》，載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編《亞非問題研究》第3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頁、58頁。

  [4]參閱田村圓澄：《飛鳥佛教史の研究》，塙書房1969年版。

  [5]參閱王家驊：《日中儒學の比較》，六興出版1988年版，第57—63頁。高山岩男《文化類型學》，弘文堂書房1942年版，第142頁。

  [6]如門脇禎二氏認為，蘇我氏是朝鮮貴族的子孫，見《蘇我氏の出自について》，載《日本文化と朝鮮》，新人物往來社1973年版。

  [7]《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三十二年。

  [8]《日本書紀》天平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9]參閱加藤周一：《日本文學史序記》上，築摩書房1975年版，第276—285頁。

  [10]田中內記：《大阪新繁昌志》。

  [11]中村元：《佛教民族性によるその変容》，載鶴見和子編《日本の社會文化史》,3，講談社1973年版，第197—198頁。

  [12]參閱陳舜臣：《日本人與中國人》，李道榮、林文錡譯，馮度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頁。

  [13]參閱清原貞雄：《外來思想の日本的發逹》，敞文館1944年版，第74—75頁。另，本章對該書多有參考。

  [14]《佛遺教經》。

  [15]參閱中村元：《佛教——民族性によるその変容——》，載鶴見和子編《日本の社會文化史》, 3，講談社1973年版，第205—206頁。

  [16]《日本書紀》推古天皇二年。

  [17]轉引自花山信勝：《日本佛教》，三省堂1944年版，第62頁。

  [18]轉引自花山信勝：《日本佛教》，三省堂1944年版，第70頁。

  [19]轉引自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林太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

  [20]「四恩」之說出自《釋氏要覽》，說法有二：一、父母恩、眾生恩、國主恩、三寶恩；二、父母恩、師長恩、國主恩、施主恩。此處所說顯系第一種說法之誤。

  [21]《平家物語》，周啟明、申非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頁。

  [22]參閱黑田俊雄：《王法と佛法》，法藏館，第12—22頁。

  [23]轉引自中村元：《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林太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頁。

  [24]在這一點上，中日兩國思維方式極其相似，如後趙時王度就說過：「佛，方國之神」（《晉書·佛圖澄傳》），可見中國人也是把佛等同於神的。

  [25]參閱宇野精一等編：《講座東洋思想 10東洋思想の日本的展開》，東京大學出版會1976年版，第227—234頁。

  [26]參閱辻善之助：《日本佛教史》，第一卷，上世篇，岩波書店1944年版。

  [27]參閱梅原猛：《日本文化論》，講談社1976年；諸橋轍次·中村元対談《東洋の心》（六·儒教·佛教の現代的役割），大修館書店1988年版。

  [28]花山信盛：《日本佛教》，三省堂1944年版，第55—57頁。

  [29]森尚謙：《護法資治論諭·補遺》。

  [30]紫式部：《源氏物語》，豐子愷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頁。

  [31]《平家物語》，周啟明、申非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順便指出，中譯本將上引詩中的「娑羅雙樹」寫作「沙羅雙樹」，注③中又寫作「波羅雙樹」，並誤。

  [32]參閱鈴木大拙：《禪與日本文化》，陶剛譯，三聯書店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