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鎮護國家和王法為本

  除了祈禱現世以外，佛教在日本還被賦予了另外一種功能，這就是鎮護國家和守護國土。而這種思想在佛典中原本是少見的。其實，被日本人稱作「護國三部經」的《金光明最勝王經》《仁王經》《法華經》中所說的「國土」，不過是指某個地方的村落而已，並非指國家，印度人當時幾乎沒有國家觀念，因而其宗教也沒有國家思想。[13]但是當佛教傳入日本時，日本已形成統一國家，國家意識也開始發達起來，很自然地把對某個地方及其居民的保護轉變為對一個國家的保護。這樣就把原本是超越國家的佛教作為「護國教」而吸收了。

  據史載，日本最早的護國祈願道場是聖德太子在難波所建的四天王寺（全稱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這是聖德太子與蘇我氏共同起兵討伐物部氏時向四天王祈禱勝利而發願建立的。依據《金光明經》進行佛事，從天武天皇時起直到奈良時代十分盛行，其目的大抵都是祈禱賜福除災於天下萬民。聖武天皇下令建立的國分二寺，其國分僧寺名為金光明四天王護國寺，國分尼寺名為法華滅罪寺，所據經典不言而喻為《金光明經》和《法華經》，而這兩部經都是日本祈禱護國的主要經典。東大寺盧舍那大佛的鑄造和國分寺體系的建立標誌著佛教的護國教化的完成。

  這種把佛教護國教化的傾向在不少寫經中也能看到。如藏於東大寺的《仁王經》（寫於天平十二年即公元704年）有聖武天皇寫的跋文，該文稱：

  朕以萬機之暇，披覽典籍，全身延命，安命存業者，釋教最上。由是仰憑三寶，歸依一乘。敬寫一切經已訖，讀之者以至誠心，上為國家，下及生類，乞索百年，祈禱萬福。

  明確說明寫經的目的是「上為國家，下及生類」,「全身延命，安民存業」。

  天平時代的日本佛教各宗，幾乎是爭先恐後地發展護國主義和尊王精神。日本天台宗的創立者最澄在其《山家學生式》中有「住持佛法，守護國家」之語。他在談到安放百部般若（《仁王經》）於比睿山的必要性時指出，可「以之為國之城郭、國之良將」。可見他認為，佛教之於國家簡直就能像「城郭」「良將」一樣地具有防衛功能。天台宗還把延曆寺作為安鎮鬼門的道場。所謂鬼門，是和京都的宮城相對、百魔出入的地方，在鬼門（艮方）設置道場，通過法事就能安鎮魔鬼，阻止其侵入宮門。也就是刻意標榜，天台宗能在冥冥之中充當天皇的衛士。

  空海所創立的日本真言宗也是立宗「為國」。真言宗的總本山就叫「教王護國寺」。可以和天台宗的安鎮鬼門道場——延曆寺媲美，空海奏准天皇在宮中設置真言院作為曼荼羅道場，每年正月（元旦）後七日（八日至十四日）修法。真言宗和皇室的關係密切，其所行佛事，不是祈願天皇玉體安康，便是祈願國家安寧。真言宗的主要法事叫作「四種護摩」，這就是消除凶難的息災法、增進福利的增益法、召集善類的鉤召法、降服凶頑的降伏法，無非都是些鎮護國家、保衛天皇的咒術。

  上述這些事實說明，原本在佛典中極少論及的守土護國思想被日本人畸形地加以改造發揮，從而把一種個人性很強的宗教變成國家主義的宗教，使它首先作為國家的防衛手段而存在，其次才作為個人到達彼岸的渡橋。

  在印度佛典中，世俗統治者的國王之流根本就沒有什麼地位。如釋迦就有遺訓，「不應參與世事，……好結貴人」[14]。再說，釋迦本人的得道正是由於放棄王位，鄙棄世俗權力而最終告成的。故而在佛典中，有時甚至把國王與盜賊相提並論，如說，人民是很可憐的，白天遭國王官吏的掠奪，夜晚受盜賊偷竊，所以，當有國王或盜賊來到舉行宗教儀式的地方便應立即終止儀式。[15]至於為統治者國王而祈禱更是沒有的事。這可以說是印度原始佛教的特色之一。

  但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便遇上了它必須表態的問題：沙門應否敬王者。儘管沙門方面振振有詞，寫了不少不應拜王者的文章。但中國皇帝不大理會，最後南朝的宋孝武帝下了道死命令，對於不跪拜皇帝的和尚一律「鞭顏皴面而斬之」，並以此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辯論。但有如所見，中國所出現的佛法依附王法的局面是被迫形成的，而非佛教徒本身心甘情願，所以他們也並不主動強調國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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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佛教在傳入日本之後，便很快表現出效忠皇室的性格。如據文獻記載，推古天皇時，「諸臣連等各為君親之恩，競造佛舍」[16]。可見興隆佛法是為了君親之恩，而並非為信徒自己。奈良時代法相宗的名僧玄昉，曾手寫《千手千眼陀羅尼經》一千卷，他在記其心愿時說，「藉此勝因，伏願皇帝陛下、太上天皇、皇后殿下，與日月齊明，與乾坤合德，聖壽恆永，景福無疆」[17]。日本真言宗的祖師空海，晚年惡疾發作，自覺不久於人世，曾在給天皇的上奏中說，「沙門空海，得沐恩澤，竭力報國。歲月既久，常願奮蚊虻之力，答海岳之德」。又說要「生生為陛下法城，世世作陛下法將」[18]，披瀝了他作為沙門生生世世要尊王盡忠的赤誠。平安前期的名僧善珠（723—797年）在其所著《本願藥師經疏》序中表示，他的宗教活動的目的是要「忠於天朝的大願，報答國家的廣恩」，為皇室消災除難，使「天皇的玉體將象天地一樣穩固；天皇的聖壽像日月一樣長久；皇室將繁榮千秋萬代。其次，天下太平，百官盡忠，萬姓安樂，……」[19]據說他本人曾在皇宮中講般若經，為皇子祈願治病，頗顯靈驗，因而被提拔為僧正，深得光仁和桓武兩代天皇的信任。這樣的例子可謂不勝枚舉。在日本一般信徒的心目中，也把效忠皇室放在首位。如在《平家物語》中，平重盛在向他的父親平清盛諍諫時引用佛家四恩之說規勸道：「常言世有四恩，即天地之恩、國王之恩、父母之恩、眾生之恩。[20]其中尤以朝恩為重。」[21]所謂「朝恩」，自然是指天皇之恩。

  但是，大約自11世紀後逐漸出現了「王法佛法相依論」[22]，認為王法與佛法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如1123（保安四）年7月給石清水八幡的《白河法皇告文》中就說，「伏惟王法以附屬如來而興隆，佛法以王法保護而流布」。《愚管抄》也說，「王法佛法如牛之角」。似乎不太強調王法為本。事實上，鎌倉時代的淨土教或禪宗確實也不大主張佛教迎合政治權力。不過，到室町時代這種思潮又為之一變，不少禪僧仕奉將軍，參與政治。至於德川時代，為了防止天主教，佛教簡直變成了封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寺院成了派出所，僧侶成了警察，沒有他們發放的證件，老百姓的結婚、遷移，外出做工都成了問題。明治時代，日本佛教仍具有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如明治四（1871年）年本願寺方丈廣如寫的遺訓中明確表示，「凡是出生在這個皇國里的人，沒有一個人不蒙受皇恩。特別是今天，陛下夙夜操勞，宵衣旰食，使優良的政府好上加好，對內使億萬百姓安居樂業，對外與萬國相對峙，我們不管是僧人還是俗人，有誰會不幫助傳播王化，使皇威光輝燦爛呢？況且，因為佛法得以在這個世界上傳播完全是因為國王及其大臣的保護，信仰佛法的人怎麼能夠忽視王法的禁令呢？因此，在我們這個宗派里，應該以王法為本，仁義為先，尊敬神明，恪守人倫，這些都早已確定不移了」[23]。可以說，從明治時代直到戰前，日本的佛教一直依附政治權力，高唱著「護國明道」、「尊王奉佛」和「護國愛理」為政府的政策服務。

  總之，通觀日本佛教發展史，在佛法與王法的關係上，是以王法為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