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佛教的接受與日本化 一、應否接受「外國神」之爭

  佛教於公元372年由中國傳入朝鮮。一個半世紀以後，大約在六世紀前半，再由朝鮮傳入日本。關於傳入的情況，在《日本書紀》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記載：欽明天皇十三年冬十月，百濟聖明王遣使赴日，向天皇獻釋迦佛金銅像一尊及經論若干卷，並在表文中特別介紹了佛法的無比優越性，說它在諸法中「最為殊勝」，連中國的聖人周公、孔子都不懂，不僅「能生無量無邊福德果報」，還能「成辨無上菩提」，而且簡直就是如意法寶，有所祈願，無不遂心。天皇聽了這些讚揚，又見所獻之佛，「相貌端嚴」，很是「歡喜踴躍」[1]。從這記載來看，佛教是被「貢」進日本的，而且它在被介紹到日本的最初時刻就被作了急功近利式的闡釋，已經不是印度的「原裝貨」了。關於這一點，我們在以後還要論及。

  按照《日本書紀》的上述記載，佛教是在欽明天皇十三年也即公元552年正式傳入日本的。但據《扶桑略記》等文獻記載，在此之前的繼體天皇十六年即公元552年，大陸移民司馬達等已經在大和國高市郡的坂田原「結草堂，安置本尊，歸依禮拜」。若以此為準，不但時間提前了三十年，而且傳入的途徑也不再是經由半島，而是由中國直接傳入的。此外，關於傳入的時間，也還有另外的說法，如《上宮聖德法帝王說》《元興寺伽藍緣起並流記資材帳》等文獻，將百濟遣使獻佛一事記在欽明天皇戊午年，即公元538年。日本學者一般認為，538年傳入說更可信一些。[2]但中國學者中有主張後一種說法可信的。[3]日本史學界一般把百濟遣使獻佛一事叫做「佛教公傳」，而把司馬達等個人在日傳佛叫做「私傳」。

  據《日本書記》記載，欽明天皇在接受佛教問題上沒有自作主張，而是命臣下討論是否可行。大臣蘇我稻目以各國都信佛為理由主張接受尊奉，而大連物都尾輿和連中臣鐮子以改信「蕃神」（外國神，有些文獻中也稱佛為「鄰國客神」「大唐神」等）會招致日本神生氣為理由主張排佛，不予接受。這樣，欽明天皇便讓主張信佛的蘇我稻目先在自己家裡試供。事有碰巧，此年瘟疫流行，物部尾輿和中臣鐮子便上奏天皇，說瘟疫流行純系信奉外國神而招致日本神惱怒所致，建議及早採取排佛行動。欽明天皇於是派人前往向原的蘇我氏住宅，燒毀伽藍，把佛像和佛典扔進難波的堀江之中。蘇我氏和物部氏的對立也進一步加劇。584（敏達天皇十三）年，蘇我馬子以自己之力在石川的自宅內修造佛殿，次年，又在大野丘之北修建佛塔。但物部尾輿之子物部守屋、中臣鐮子之子中臣勝海又乘「疫病流行」之機，上奏天皇排佛。586（用明天皇一）年，物部守屋拆毀了蘇我氏所建佛塔，並燒毀佛殿和佛像。587年，用明天皇死，蘇我馬子聯合廄戶皇子等殺了物部守屋，滅掉物部氏，掌握了朝廷實權，這才使佛教在日本得以傳播和發展。

  從總的傾向來看，自欽明天皇始，敏達、崇峻、推古各天皇對佛教持旁觀中立態度，直到舒明天皇，才開始興建第一座官寺，並在宮廷中進行佛事講經活動，而此時佛教的傳入已經過了一個世紀。[4]由這些事實看來，佛教的傳入與儒學的順利接受不同，是經過了激烈的鬥爭和遠為曲折的過程。其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原始儒學和五、六世紀時日本的氏神信仰有著更多的相通之處，即其主導思想都貫穿著血緣原理，只不過日本所體現的是氏族共同體，中國所體現的是家庭共同體罷了。但是，佛教中不存在這樣的血緣原理，它所救助的是個人，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作為獨立個體的人的存在意義。另外，原始神道和原始儒學都具有「現世主義」的特點，即把現世生活擺在第一位，追求現實生活的穩定和幸福，而不憧憬死後的世界。如日本人的重視祈年祭、大嘗祭、鎮火祭等，孔子所說的「未知生，焉知死」以及「子不語怪力亂神」等都是這種「現世主義」的反映。而佛教則主要持「來世主義」，對此，日本人還不能理解。此外，無論是天皇和豪族都還需要利用氏神信仰來維持其地位和權威，因此不能貿然接受外國的神。[5]主張尊佛的蘇我氏，是一個與大陸移民關係較深的豪族，甚至也有人認為，蘇我氏本身就是大陸移民，[6]因而他具有更寬廣的視野，更容易接受外來信仰，而且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也更需要利用「外國神」的權威來謀求自己勢力的伸張。同樣，排佛的物部氏是主持日本神祭祀的，一旦外神「入侵」和占了上風，勢必會削弱自己的勢力。上述這些情況導致了崇佛與排佛的激烈衝突，而崇佛派的勝利為日本文化史掀開了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