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入侵齊齊哈爾時的外交策略

  幣原外交的第三個時期是關東軍北進嫩江和齊齊哈爾時期。這個時期是幣原外交從不擴大轉向擴大，從不贊成轉向贊成建立傀儡政權的重要時期。

  關東軍在不擴大方針的牽制下，利用地方軍閥和親日分子，採取以政治陰謀為中心的手段來擴大占領區域，開始建立地方偽政權組織。關東軍向洮南地區的軍閥張海鵬提供武器和資金，幫助其成立邊境保安軍，用以作為進攻北滿的走卒。從10月15日開始，張海鵬軍隊沿洮昂線北進，試圖打倒齊齊哈爾的萬福麟、馬占山政權，建立親日的傀儡政權。

  幣原和關東軍有著同樣的想法，他認為：「鑑於馬占山占據齊齊哈爾之情況，我方可以讓張海鵬北上，以適應南滿方面之大勢。」[87]但是，幣原考慮到對蘇聯和國聯的影響，又認為應避免採取軍事行動，企圖通過所謂和平的手段來達到此目的。幣原指示奉天、哈爾濱兩地的總領事：「鑑於同蘇聯的關係，不宜在張軍北上之際，與馬軍發生衝突，擾亂中東鐵路沿線，而應使馬軍不加抵抗便撤出齊齊哈爾為要。若使我方部分軍隊與張軍同時北進，我方則要負擴大事態之責，並有恰好落入中國圈套之虞。故而無須讓張軍與我軍同時北進，而應加強該軍的實力，使馬軍感到抵抗是無意義的。同時採取收買馬占山等其他方法加以懷柔，在和平的情況下接收其政權。這在各種關係上都是最為適宜的。」[88]對此指示，哈爾濱總領事大橋向幣原報告說：「讓馬占山效仿奉天一例，組織治安維持會是最適當的方法和策略。」[89]其理由分析是：「（一）按照軍方的最初計劃，現今正處於張軍不可能奪取江省的狀態」；（二）「日本方面如果堅持現行計劃，我方有可能退出國聯，這樣一來，唯有加強與蘇、美一戰，由我軍殲滅江省軍或解除其武裝之後再建立張政府。不然的話，只有像吉林那樣，將日軍駐紮在當地以擁護張政府。」[90]大橋總領事是想仿效奉天，在黑龍江省也成立治安維持會，任命馬占山為會長，以建立偽政權。為此，大橋從10月中旬開始與哈爾濱特務機關的宮崎少佐共同進行了收買馬占山的陰謀活動。11月4日，幣原外相和軍部洽談後，向大橋總領事和林奉天總領事傳達，將為此提供300萬日元的活動經費。幣原指示說：「此乃機密之事，最好完全由軍方實施，貴官應經常與軍方保持聯絡，若貴官參與此事反而更好，可向軍方提出此要求，爾後參與實施。」[91]

  大橋總領事為使這一陰謀活動獲得成功，向幣原外相提出了以下意見：「（一）修理橋樑與本事件有關，應儘快進行；（二）派往江橋的軍隊應為小股部隊，並避免與江省方面發生衝突，且在洮南鄭家屯方面集結大部隊，在對江省方面顯示我軍威力的同時，暗示我方的意圖。」[92]關東軍和陸軍中央向嫩江方面派遣小股部隊與上述意見有關。這個事實表明，外務省和關東軍、陸軍中央在北進問題上的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外務省想儘可能避免使用武力來達到北進的目的。

  上述事實說明，幣原外交主張用「和平」的手段來推動北進，意味著其外交政策從所謂不擴大轉向「和平」地擴大，贊成用「和平」的手段在北滿建立傀儡政權。這一「和平」地擴大和「和平」地建立傀儡政權的方針，處於幣原外交轉向軍事擴大和武力建立傀儡政權的過渡時期，時間非常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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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4日，關東軍向嫩江方面派遣部隊，與馬軍交戰。那麼，外務省對嫩江事件採取了什麼外交措施呢？

  中國理事施肇基向國聯秘書長申訴：「日方派遣軍隊，表面上是為了掩護修理橋樑，實際上是通過支持張軍來引發馬、張之間的衝突，從而實現日軍北上的目的。」[93]12日，德拉蒙德向幣原外相發出了關於北滿戰局的警告電報。但是幣原公然為出兵嫩江辯解：「我軍此次出兵嫩江……目的全然在於援助洮昂鐵路局的橋樑修理人員，但是中國軍隊不講信義加以攻擊，我軍不得已進行了反擊。」[94]13日，幣原外相反而向白里安議長提出要求：「由於中國軍隊在齊齊哈爾、昂昂溪及其以南地區集結了大於我軍十餘倍的兵力，對我軍的威脅迫在眉睫，請議長對此予以深切注意」[95]，並狡辯說，保護國土的中國軍隊威脅了日本軍隊。

  德拉蒙德針對關東軍進攻北滿事件要求國聯委員視察滿洲。對此，幣原外相表示：「我方儘可能給予方便。」[96]這表明日方在事變初期反對國聯派遣觀察員的方針起了變化。這時，幣原外相認為國聯委員的視察對日本有利。這種改變與林奉天總領事於10月29日向幣原外相所做的報告有關。其報告說：「許多來當地視察實情的外國人了解到，在滿洲現今情況下，不可能急速撤退日本軍隊。如此時我方改變以往的方針，主動讓國聯派遣調查員，不僅有利於國聯了解滿洲的實情，而且有助於國聯處理已經陷入僵局的事變問題，並加以妥善誘導。再者，本庄司令官也認為讓國聯調查員了解當地的實情是有利的。」[97]外務省對國聯採取這樣的策略是為了給關東軍進攻嫩江製造有利的國際環境，通過這一外交措施來緩和在關東軍北進過程中日本與國聯之間日益激化的矛盾。

  出淵大使對美國國務卿和副國務卿辯解說：「是馬占山的軍隊破壞了鐵橋」[98]，出兵嫩江是為了修理鐵橋。但是美國認為關東軍出兵嫩江是侵占齊齊哈爾的前奏，對日本懷有戒心。11月16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警告出淵：日軍是否最終要把馬占山驅逐出齊齊哈爾，將北滿置於日本的勢力之下？出淵為關東軍入侵齊齊哈爾製造藉口說：「日本的方針絕不是出兵北方，但在目前的情況下，要在修理橋樑的同時立即撤兵是困難的。而且這兩天，在尚未修理完畢的情況下，馬軍屢次進攻，實在不勝憂慮。」[99]美國或許相信了這一說法，在嫩江事件上，沒對日本採取什麼特別的措施。

  那麼，幣原外交又是如何對待南京政府的呢？11月11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長向重光葵公使遞交了關於嫩江問題的備忘錄，抗議關東軍進攻嫩江。

  備忘錄披露了嫩江問題的事實，暴露了關東軍侵略北滿的企圖。這一抗議對於支持關東軍和其軍事行動的日本政府，不得不說是一個打擊。對此抗議，幣原外相歪曲事實，試圖使關東軍在齊齊哈爾的新一輪的軍事行動合法化。他說，馬占山軍隊「違反規定，對我方派遣至嫩江掩護修理橋樑的小股部隊進行攻擊。被我軍暫時擊退後，繼續在齊齊哈爾、昂昂溪及其以南地區集結大於我軍十餘倍的兵力，連續對我軍進行挑釁」[100]。11月16日，重光葵公使也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遞交了反駁書，威脅南京政府，為關東軍的軍事行動辯護說：「此次日中兩國軍隊的衝突是由中國軍隊不守信用引起，責任完全在於中國方面」[101]，「萬一江省軍隊依賴人多勢眾，對我軍進行挑釁，惹起與我軍之間的衝突，那麼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均由貴國政府承擔」[102]。21日、23日，重光葵公使又連續兩次向南京政府遞交抗議書。這充分表明外務省在外交上是支持關東軍北進的。

  嫩江事件之後，關東軍準備進攻齊齊哈爾。幣原又是如何對待這一事件的呢？哈爾濱總領事大橋主張一舉占領齊齊哈爾。大橋向幣原外相報告說，此時由素質低劣的張海鵬軍單獨占領齊齊哈爾，恐怕是不可能的。即使占領了，若沒有關東軍在當地支持，維持其地位也是困難的，另外「現今也絕對不可能用收買等其他方法來懷柔馬占山了」。因此「要實施政府征服北滿的方針，此時只有一舉攻打齊齊哈爾，徹底擊敗江省軍及其友軍之後，讓合適的我方傀儡占據齊齊哈爾」[103]。在事變初期主張不擴大方針的林奉天總領事也提出了支持關東軍出兵齊齊哈爾的意見。他說：「現今事態實質上已經不在五項大綱可以處理的範圍之內，除了維護既得權益之外，應進而征服北滿」；「我軍仍極力避免進攻齊齊哈爾，實際上不可能儘早實現上述方針」「我認為出兵齊齊哈爾是由當地情況所決定的，是不得已而實施的方針和策略」。[104]

  關東軍在準備出兵齊齊哈爾的同時，又通過張景惠，開展陰謀活動，以便讓馬軍撤兵，使馬占山下台，把政權交給張海鵬。哈爾濱總領事大橋和關東軍一起負責這一陰謀活動。幣原外相支持大橋並指示：「我非常重視貴官為貴地政權和平交接所做的努力，此時應與軍方密切聯繫，以盡力達到目的。但此事件有極其微妙的關係，因而日後不要留下可視為我方干涉內政的文書，應儘可能用口頭方式進行。」[105]

  19日，關東軍占領了齊齊哈爾。其目的是建立傀儡政權。但是，幣原外相為了掩蓋關東軍的這一目的，向國聯表示：「我軍決無從政治上考慮占領該地的意思，在解除了馬占山的軍事威脅後，將迅速撤兵，請予以充分諒解。所以希望理事會相信我方誠意，暫且靜觀事態的發展」[109]，企圖阻止國聯對占領齊齊哈爾進行干涉。

  關東軍占領齊齊哈爾後，打算在達到建立傀儡政權，確立日本的統治體制的目的之後，撤出部分主力軍，以緩和國際輿論。但是這一計劃沒有順利實施，日方沒有迅速撤兵。幣原改變了「迅速撤兵」的意見。為了協助關東軍不撤兵和建立傀儡政權，23日，他向澤田傳達說：「通報撤兵的大致日期不僅困難，而且此時輕易作出通報，將來卻不能實行時，其結果反而對我方不利。」[110]

  日軍入侵齊齊哈爾時，最擔心的是與蘇聯的關係。因為侵占齊齊哈爾要越過中東線，所以有與蘇聯發生直接衝突的可能性。當時，哈爾濱總領事大橋認為：「此時無論日本採取什麼行動，彼方都沒有勇氣與我方正面為敵」[111]，因此主張侵占齊齊哈爾。在占領齊齊哈爾的第二天，日本駐蘇大使廣田為了穩住蘇聯，拜訪了蘇聯人民外交委員李維諾夫。他說：「日本軍隊今後將為尊重中東鐵路的利益而行動」「日本政府在我軍不得已進行戰鬥時也將考慮蘇聯的利益，讓蘇聯政府也滿意我軍的行動。同時在這種事態下，兩國維持良好的關係乃是兩國之幸事」[112]，以期緩和與蘇聯的關係，獲取占領齊齊哈爾的保障。

  對美國，日本又採取了什麼措施呢？哈爾濱總領事大橋說：「此時無論日本在滿洲採取什麼行動，不用說美國，就是國聯也只不過在言語上非難，而不至於通過經濟封鎖或行使武力來妨礙」，並推測：「即使特意把矛頭指向蘇聯，不管是目前最擔心五年計劃的美國，還是保守黨一統天下的英國，都會同情我方，而決不會表現出妨礙的態度。」[113]事實與大橋分析預測的一樣。但是欲與日本爭奪中國東北的美國不贊成將南北滿洲全部置於日本的統治之下。19日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向出淵大使表示其擔憂說：「看到日軍進攻齊齊哈爾，我不禁感到非常失望。鑑於奉天、吉林的現狀，如果齊齊哈爾也陷入同樣的事態，南北滿洲必將在事實上置於日本的勢力之下，這將給美國輿論以重大的刺激。」[114]因為美國輿論對國聯的影響很大，因此幣原通過出淵大使向史汀生傳達說：「為緩和事態，我方明確表示了日本軍隊從嫩江地方撤兵的日期，但馬占山拒不接受我方提議，反而在18日早晨整軍備戰，突然發動攻勢，使我軍不得不在兵力寡少的情況下應戰。在此，我帝國表示，如果我軍擊敗了馬軍，並追擊其進入齊齊哈爾，解除了馬軍的軍事威脅後，將迅速撤退至洮南以南或鄭家屯以東地區」「希望美國政府相信我帝國政府的誠意，我軍近日將從齊齊哈爾方面撤退，請靜觀事態發展」。[115]這是在歪曲事實，部分關東軍依然占據著齊齊哈爾。但是幣原外相的對美政策卻取得了相當的效果。史汀生國務卿對出淵大使說：「昨日貴大使所說的從齊齊哈爾方面迅速撤兵的方針，我已立即轉達給道威斯，他將轉告施公使，這對說服該公使有相當的效果。今後我將繼續以適當的方法採取使中國方面取締對日敵對行為的方針。」[116]

  關東軍侵占齊齊哈爾是事變初期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但由於外務省上述外交政策和列強各自不同的情況，列強沒有採取特別的制裁措施，默認了關東軍對齊齊哈爾的占領。

  如上所述，幣原外相的外交政策，在11月16日國聯再次舉行理事會和日軍占領嫩江、齊齊哈爾前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這一變化在11月12日發出的《傳達有關政府處理滿洲事變的方針》和15日的《關於再次舉行理事會的對策》的訓令中有明確的表述。幣原在訓令中說：「張學良因其排日態度，不能得到我方的支持。現在他已在東三省喪失其實力，因此不再代表最初的東三省政權」「今後滿洲出現什麼政權是東三省內部的問題，應主要由東三省的民眾來決定，我方只有根據今後形勢而變化」[117]，「應謀求充實中國地方治安維持機關的內部實力，待其實際勢力波及腹地時，我方將逐漸自發地追隨，集結在屬地內」[118]。「政府目前正在充實地方治安維持會的警察力量，使其負責維持治安，以開闢實施撤兵的途徑」「在現在事態之下，最好索性免去交涉，由我方自主地決定撤兵」，這就是日本所謂的方針政策。[119]

  綜合分析這一訓令內容及幣原外相對入侵齊齊哈爾的態度，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幣原外交有以下四個方面的變化：

  一、從不擴大到和平擴大再到軍事擴大，不斷轉變。對出兵嫩江、齊齊哈爾，幣原外交雖然附加了各種各樣的條件，但最後還是贊成出兵。

  二、否定張學良政權。幣原外相本想，如果與南京政府談判不成，便和張學良政權交涉，以一併解決「滿蒙問題」。否定張學良政權也就等於否定外交談判，並且意味著要在中國東北建立新的傀儡政權，取代已經被否定了的張學良政權。

  三、在建立新政權的問題上，幣原外相否定了自己在事變初期反對建立傀儡政權的立場，贊成關東軍以治安維持會的名義組建地方傀儡政權。這是承認偽滿洲國的第一步，不能不說是幣原外交的轉變。

  四、在有關撤兵問題上，添加了充實和確保治安維持會的新條件。這是不撤兵的藉口。幣原外相在這裡所說的建立治安維持會，即建立傀儡政權，是「九一八」事變的最終目的。如果這個政權成立了，中國東北將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滿鐵附屬地也將不復存在，也不會再有什麼關東軍的撤兵問題。所以幣原外相主張重新召開的理事會沒有必要討論撤兵問題，完全擁護關東軍的軍事占領和拒不撤兵。

  幣原外相的對外政策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前面也提到，幣原外相企圖以事變初期的軍事「勝利」為背景，擴大、維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因此與國聯、列強進行協調，以達到擴大、維護權益的目的。幣原認為，如果日本與國聯、列強的關係惡化，列強、國聯以實力干涉事變時，日本將不可能達到這一目的。但是事變發生以來，國聯和列強卻避免太多干涉，在某種意義上說，對日本持良好態度。所以，幣原外相在11月16日《有關美英法三國政府最近對滿洲事變之態度》中分析說：「可以認為美國政府非常諒解日本對滿洲多年來的努力及在條約上所擁有的權益。但是在《巴黎公約》及《九國公約》的關係上，卻警惕日本過分的行動，並煞費苦心避免破壞與日本的關係」「英國政府在尊重條約權益方面，對我方的主張並無異議。但它極其熱心保持國聯的威信，因而希望日本方面滿足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所作的保障後，將軍隊撤回附屬地內。最近國內輿論非常反感英國，英國對此深為憂慮，並努力進行各種陳述辯解」「法國政府的態度大致與英國方面一樣」。[120]從這些分析可以看出，列強雖然對事變抱有戒心，但對日本採取了相當友好的態度。所以幣原對列強比較放心，認為只要在不擴大方針的基礎上，維持與列強的協調關係，則無須擔心。因而，幣原在這個時期追隨關東軍，贊成和主張進攻齊齊哈爾、建立傀儡政權以及不撤兵等。這一事實表明，幣原外交在事變過程中，隨著軍事行動的擴大和列強態度的變化而轉變。

  對於幣原外交的這種轉變及其影響，有田八郎公使坦率地說：「關於撤兵，當初聲稱在確保生命財產安全時毫不遲疑地撤兵，中期則主張不締結有關基本條款協定便不撤兵，最近又聲稱等待中國方面地方自治機關的實力影響到各地時再撤兵……終究使外部難以諒解，結果使世界認為日本所說的保護生命財產云云，不過是為了解決懸案，保障占領及建立對自己合適的政權的藉口而已，而且愈解釋愈有加深其疑慮的傾向。」[121]然而，這不是疑慮而是事實。

  幣原外交轉變的原因，除了這個時期的國際形勢之外，還有俄國十月革命以後日本國內權力結構的改變、國內輿論的影響等。但是根本原因在於幣原外交的本質。客觀形勢是通過事物內部的因素而發揮其影響力的。幣原外交企圖以事變初期的軍事「勝利」為背景，解決一切「滿蒙懸案」，擴大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但是擴大權益中不包括參與建立傀儡政權。其原因是考慮到與列強之間的協調關係。幣原外交的這一根本因素，即擴大中國東北權益的因素受到當時客觀形勢的制約，通過所謂不擴大方針表現出來，但是當這一客觀形勢發生變化及對應這個客觀形勢的力量關係發生變化時，不擴大方針的制約因素消失了，不擴大方針也必然向擴大方向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