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事變爆發後的對策

  外務省具有雙重性：對內，是與其他各省並列的一個省；對外，則是代表日本政府的一個機構。所以其在「九一八」事變中起著對內和對外的雙重作用。

  具體而言，在事變初期，外務省對內牽制了關東軍試圖一舉占領「滿蒙」的軍事計劃。

  日本駐奉天總領事林久治郎對突然爆發的事變是這樣處理的。林「從事變突然爆發開始，便隨時向東京報告事態的發展……以求防止事態的擴大」[1]。林在事變爆發的第二天給幣原外相發了30多封電報，還報告了9月14日撫順守備隊長們襲擊奉天機場的計劃，他「認為這次的事件完全是軍部有計劃的行動」[2]。

  同時，林對關東軍參謀板垣說，「此時最為重要的是儘量不將事件擴大，應通過外交機構處理事件」，並向幣原外相建議，「希望政府也採取緊急制止軍事行動的適當措施」。[3]

  但是，關東軍迅速占領了奉天、新民屯、營口、海城、鳳凰城、洮南、鄭家屯等地，並於21日占領了吉林，妄圖一舉占領整個中國東北，使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

  關東軍對政府和外務省的不擴大方針「極為不滿」[10]，當出兵哈爾濱的軍事行動被制止時，便叫囂道：「政府的真正意圖何在？陸軍大臣為何不敢下定決心與政府正面衝突……幕僚們暗地裡憤慨、嘆息，陸軍司令官也沉痛不已。」[11]這是關東軍和政府、外務省之間所謂擴大與不擴大的對立表現。這種對立是華盛頓體制確立以來，外務省以對英美協調為主的協調外交與軍部志在和英美對抗的亞洲門羅主義政策[12]在「九一八」事變中對立表面化的產物。

  但是，這種對立不是根本性的對立。關東軍企圖一舉占領中國東北，以擴大日本的殖民地權益。外務省雖然反對一舉占領中國東北，但是也希望以關東軍事變初期的軍事勝利為基礎，解決自「二十一條」要求以來的各種「滿蒙懸案」，以擴大日本的權益。因此，在22日的內閣會議上，當南次郎陸相主張維持關東軍現狀及一併解決「滿蒙問題」時，幣原外相表示，「陸相的意見對外交交涉極為有利」[13]，參謀本部也認為，「維持現今態勢將為兩國解決『滿蒙』的主要問題創造良好的環境因素，即現今的態勢將成為促進外務省官員交涉成功的強大動力」[14]，因此決定「軍方無須強烈反對內閣會議所確定的事宜」[15]。當時，外務省和軍部中央一致通過不擴大方針，於9月24日發表了所謂不擴大事態的第一次政府聲明。這個聲明是由軍部起草，經外務省修改的，它是外務省、政府和軍部相互調整、妥協的產物，也是外務省和軍部合拍的第一步。

  林奉天總領事雖然對內欲牽制關東軍的軍事行動，但是他向幣原外相表明，對外將採取與關東軍合作的態度，在回答外國人有關事變的質問時，「將按陸軍方面的說明給以回答」[20]，「在其他對外關係和治安維持方面，他將全力與軍方合作」[21]。

  外務省為給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創造有利的國際輿論和國際環境，還做了如下的工作。

  第一，外務省歪曲事變爆發的原因，使國際輿論對關東軍有利。在事變爆發初期，最大的問題是事變由哪方以及出於什麼目的挑起的。這是決定戰爭性質和世界輿論導向的重大問題。幣原外相通過林奉天總領事的電報已得知這次事變是關東軍的陰謀，但是仍在給日本駐國聯代表芳澤理事的信函中指示：「這一事件是由於中國軍隊破壞滿鐵鐵路，我國鐵路守備部隊採取必要的自衛措施而引起的兩國軍隊的衝突。」[22]芳澤理事按照幣原外相的指示，在22日的理事會上發言道：「事件的起因是中國軍隊破壞我國在奉天附近的鐵路，我國少數守備部隊不得已拿起武器來對付這種破壞行為。我軍為了防止事態的擴大，且保護滿鐵鐵路及居住在該地區的日本人的生命財產，不得不占領幾個城市的要害地點」[23]，為關東軍的侵略性軍事行為辯解。23日，幣原外相又對國聯議長勒魯強詞狡辯：「只在吉林和奉天城內駐紮少量部隊，或在幾個地方駐有若干士兵，這無論如何也不算是軍事占領。」[24]他對英國和美國也作了同樣的辯解，以欺騙國際輿論。

  

  此外，外務省為了掩蓋關東軍挑起事變的事實，以刺激日本人的感情為由，始終反對國聯派遣觀察員調查事件的真相。

  第二，外務省以努力排除國聯和第三國的干涉為最大的外交任務。因為日本是二流的帝國主義國家，有過慘痛的歷史「教訓」，在英美等一流列強的直接干涉之下，眼睜睜地看著憑軍事勝利爭奪到的獵物從自己的手中「溜走」，例如甲午戰爭後歸還遼東半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歸還山東半島等。所以，外務省企圖通過外交手段來確保關東軍的軍事勝利獵物。9月19日，在日內瓦召開的國聯理事會上，日本外務省竭盡全力使「九一八」事變免於受理。芳澤理事向幣原外相報告說：「我方目前正在盡力使理事會不受理此事」[25]，駐華公使重光葵也向幣原外相建議：「無論如何都應避免由國聯等第三者來處理滿洲問題。」[26]幣原外相對此深有同感，他說：「我認為，現在把這個問題作為國聯大會或理事會的問題，將對日中兩國的輿論產生新的刺激，反而造成事件糾紛」[27]，主張儘量避免國聯的干涉。但是，中國南京政府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向國聯申訴了事變。22日，國聯理事會開始審議「九一八」事變。

  所謂不擴大方針雖然一時緩和了日本與列強之間的矛盾，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們之間的矛盾。列強依然警惕關東軍的軍事占領，要求其早日撤兵。中國和一些小國打算在國聯大會上爭論事變問題。對此，芳澤理事向日本國內呈報了「以預期確保居留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為絕對條件，限期全部撤兵」[31]的意見。這主要是芳澤擔心日本「與世界全部輿論為敵，將陷入孤立無援之境，並導致和友邦斷絕經濟往來」[32]的緣故。但是，28日幣原外相對芳澤的意見表示反對，「限期撤兵之類的方案……違背日本的榮譽和威嚴，不能予以承認」[33]，在撤兵問題上採取了強硬的態度。德拉蒙德為了早日結束理事會會議，希望日方發表「明確表示不作保障性占領」[34]的聲明。

  為了排除國聯的干涉，幣原外相不得不按照德拉蒙德的要求，於9月30日，發表了如下聲明：「有如帝國政府歷次聲明那樣，在確保我國鐵路安全及在滿帝國臣民的生命財產安全的情況下，我軍堅持執行將全部部隊撤回屬地之內的方針。有關現今部分帝國軍隊駐在屬地外的狀況和今後的爭議交涉屬於不同的問題，特此聲明。」[35]這個聲明在撤兵問題上，附加了兩個先決條件，必須確保鐵路安全和居留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如果不能確保這兩個條件，便不撤兵。國聯理事會在接受了這個聲明，採納了九項決議之後閉會。決議案要求，不區分侵略國與被侵略國，採取不使兩國之間事態惡化的措施，「並諒解日本代表的聲明，日本政府將在有效確保其臣民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的情況下，將日本軍隊撤回鐵路附屬地內，業已開始撤退的軍隊繼續加快撤兵速度，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上述意圖」[36]。這是迎合幣原外相聲明的決議。正如芳澤所說，這個決議「基本上承認了對我方有利的條件」[37]。這就是外務省所謂不擴大政策所得的獵物，幣原外相在「九一八」事變中，完成了獲取國際保障的最初任務。

  日本在事變初期的外交政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對美外交。美國雖然不是國聯成員國，但是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取代英國成為列強之首，建立了以《九國公約》為中心的華盛頓體制，牽制了日本對中國大陸的侵略。它還是《巴黎公約》的締約國，其以軍事和經濟實力為後盾，對國聯和國際形勢有很大的影響力。所以，日本外務省格外注意美國對事變的態度，試圖阻止美國根據《九國公約》和《巴黎公約》對事變進行干涉。

  外務省還試圖牽制美國與國聯的協調，切斷美國和國聯之間的關係。例如，在派遣調查團到中國東北的問題上，國聯希望美國也對日本提出同樣的要求。外務省擔心美國與國聯協調一致，25日出淵大使訪問美國國務院，極力陳述日本的反對理由。結果，美國副國務卿卡斯爾表示：「派遣調查委員不會收到任何實際的效果，只會刺激國家輿論，我非常理解日本對滿洲問題的心態」[38]，不贊成國聯派遣調查委員。但是，外務省卻歡迎美國向南滿派遣外交官，並予以方便。這表明外務省利用美國和國聯之間的不一致性，來牽制美國與國聯的協調。

  那麼，幣原外交是如何對待南京政府的呢？

  第一，試圖通過與南京政府的直接交涉，排除國聯的干涉，和南京政府一併解決「滿蒙問題」。19日，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了關於組建中日委員會的方案。21日，幣原外相指示：「可以轉達政府對宋之提案的意向，帝國政府對宋的意見深有同感。」[39]重光葵對宋的提案抱有很大的希望，「認為現在開始的有關這一重大滿洲問題的國際鬥爭與日本方面能否有效地利用這次與宋的會見有著密切的關係」[40]。但是，22日，宋子文說：「在日軍撤兵之前組建委員會，在現今的氣氛之下很難實現」[41]，撤回了設置委員會的提案。雖然日本因此失去了與南京政府直接交涉的可能性，但是外務省卻把排除國聯和第三國的干涉作為主要的外交手段，始終主張直接談判。

  第二，外務省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抗日運動和抵制日貨運動，向南京政府施加壓力。10月13日，重光葵對孔祥熙說：「嚴重取締排日運動乃當務之急，並勸說如不取締排日運動，日本政府將不再忍耐。」[42]南京政府屈服於重光葵的要求，不僅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反而鎮壓人民的抗日運動。

  第三，日本政府的所謂不擴大方針對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義造成了相當的影響。19日，重光葵公使向南京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徐司長轉達這一方針時，徐說道：「日本政府決意防止事態的擴大，乃不幸中之幸事。」[43]南京政府的齊世榮在東京會見幣原外相之後，對幣原外交很感興趣，並抱有一定的幻想，他說：「我充分了解幣原外相冷靜而公正的意見，並將報告民國政府的重要部門，如果按照幣原男爵的意見行事，則沒有很大的困難。」[44]這一幻想對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義確實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第四，外務省和軍部共同利用中國軍閥內部的矛盾，進行陰謀活動，起到了從背後牽制張學良和南京政府的作用。9月30日軍部為了一掃張學良的勢力，在《對中國本部的政策方案》中決定：（1）「利用反蔣勢力和北洋軍閥」；（2）「支持廣東政府，策劃瓦解南京政府」；（3）「上述兩種方針政策的目的在於利用中國全國上下的政治混亂，減輕滿蒙政變的嚴重性，並且在滿蒙政權建立前後，由於列強對我國的友好支持，中國北方和中部政權與俄國相互之間很難占據優勢地位，因此可緩解對滿蒙新政權的抵抗態度，從而較易善意引導對我國的一般態度」。[45]外務省還聯絡南京、廣東、北洋軍閥中的親日勢力，探查其內部動向，利用他們的協助達成上述目的。幣原外相在樞密院的證詞中承認了這一事實。

  由於對南京政府實施了上述外交政策，幣原外交在中國國內為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創造了有利的形勢，並對南京政府鎮壓「九一八」事變引起的中國人民抗日運動浪潮起了很大的作用。這種作用是關東軍的武力無法達到的。如上所述，幣原外交的對內牽制和對外保障似乎是一種矛盾現象，但實際上是完全統一的一種外交政策的兩個方面。幣原外交牽制關東軍一舉占領計劃的目的，是想通過外交活動來獲取國際保障。幣原外相擔心關東軍一舉占領中國東北會激化日本與列強及蘇聯之間的矛盾，並因此招致經濟和軍事制裁。在確認這種擔心消失後，這種矛盾便沒有了，雙方的政策達到完全一致。所以對內牽制和對外保障是事變初期幣原外交的特殊表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