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蔣張對錦州問題的異同

  如果說，在日本攻占瀋陽、齊齊哈爾等地時，蔣、張二人所採取的態度和政策大體相似的話，那麼在錦州問題上兩者所採取的態度，相對來說則有所不同。

  

  日軍占領齊齊哈爾後，其主力隨即調往遼西，準備攻擊錦州。錦州是遼西重鎮，政治、軍事要地。瀋陽淪陷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和遼寧省政府遷移到此地，錦州成為張學良在東北的政治、軍事中樞，日軍如不占錦州，不從錦州驅逐張政權，就等於未完全摧垮張在東北的統治，不能建立偽滿洲國。東北軍如死守錦州，則向全世界表明：中國人尚在抵抗，日軍尚未完全占領東北，東北問題也尚未完全結束，日本也建立不了或只能推遲時間建立偽滿洲國。軍事上，錦州是榆關屏障，兵家必爭之地，阻擋日軍向華北侵入的咽喉要地，如錦州失守便危及華北。鑑於此種種原因，對蔣和張及日本來說，錦州都是必爭之地。因此，按軍事常理，中日兩國軍隊必將在此決一死戰。

  日軍早已準備對錦州開戰。11月，土肥原和中國駐屯軍在天津挑起天津事件，其目的之一是為日軍錦州作戰做軍事與輿論上的準備。[29]「九一八」事變時駐紮滿鐵附屬地的日軍出動，占領了遼吉兩省要地，因此，駐紮在天津的中國駐屯軍和駐紮京山線的日警備隊有可能藉機出動，挑起事端，從背後牽制張學良軍隊對錦州的增援。

  對此，南京政府也採取了相應對策。首先，引誘外國軍隊介入天津，牽制天津駐屯軍的軍事行動。其次，派南京政府財政部所屬的稅警團五六千人去天津，歸屬張學良指揮。再次，11月25日，南京特別外交委員會也同意：「是以錦州一帶地方，如能獲各國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屬萬幸，萬一無效，只能運用自國實力以圖保守。」[30]此時日軍威逼東北軍撤到榆關。鑑於此種情況，蔣等為以和平方法保住錦州，向英、美、法公使具議：「倘日本堅持要求我軍撤退，我軍可自錦州退至山海關，但日本須向英、法、美各國聲明，擔保不向錦州至山海關一段區域進兵，並不干涉該地域內中國之行政機關及警察，此項擔保須經各該國認為滿意。」[31]這便是把錦州劃為中立地帶之意，包含著蔣不以武力抵抗之意。但英美不敢擔保，且勸中國不要採取惡化局勢的行動。[32]在此種情況下，南京政府和蔣介石決定，「如日方相逼太甚，我方應以實力防衛」[33]，「惟萬一彼仍步步進逼，則自不能不取正當防衛手段」[34]。任南京政府外交部代理部長的顧維鈞於11月26、27日兩次把此意電告張學良。張此時熟知蔣準備防衛抵抗之意。

  此時，張學良與蔣一樣，也有以劃中立區來避免衝突、保錦州的想法，但不同的是，他擬與日直接談判解決。11月底，駐北平日本公使館參贊矢野訪張，略稱：「英、法、美與中國提商擬以錦縣一帶為中立區，中國軍隊撤至山海關。日本對此原則上甚表同意，如貴方贊成此種方法，日方即可派代表商洽。」[35]張答，「惟個人對此頗贊成」，並向南京建議「查劃定中立區域辦法，亦屬避免衝突，以圖和平解決之一道，日方既表同意，我方似可與之商洽」。[36]張對劃中立區提出兩個條件：「第一，希望日軍最大限度不越過原遣地點即巨流河車站。第二，須留少數軍隊在錦縣一帶即中立區域內，以足敷防止匪患，維持治安為度。至將來日方如派代表時，總宜舍軍事人員，而用外交人員。」[37]在此條件中，沒有南京所提的英、美、法三國的擔保問題，此點與南京不同，即在英、美、法不介入的條件下直接與日談判。這表明在劃中立區問題上張比南京、蔣介石更為積極。但矢野要求東北軍全數撤退。[38]

  南京政府則同意張學良與日直接談判。如前所述，此時南京政府也曾向國聯提出過錦州中立地帶案，「其要點在中立國派視察員居間斡旋一層」[39]，由英、美、法觀察員居間斡旋，監督中立地帶的安全。因此，此時已任外長的顧維鈞和宋子文駁回張的建議，其理由是：「一、彼可以正由兩國商洽辦法為辭，請國聯無庸參預，彼可於商洽時提出種種苛刻條件，從則難堪，不從即破裂。二、彼可藉口於彼已撤兵，迫我撤至山海關，我若不撤，彼即責我違約，進兵攻我。」[40]宋和顧作為張的知己，率直電陳，勸張絕不要直接談判，並建議張「如日方無理可喻，率隊來攻，仍請兄當機立斷，即以實力防禦」[41]。這既是宋和顧外長的意見，又是蔣介石的主張。12月2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就錦州問題決定：「錦州問題，如無中立國團體切實保證，不劃緩衝地帶，如日軍進攻，應積極抵抗。」[42]南京政府為得到英、美、法的切實保證，要求他們派軍隊代守中立地帶，擔保日軍勿入這一地帶。但他們只答應居間接洽。

  日本為排除列強的干涉，再次提出直接談判。駐中國公使重光葵又向顧外長提出直接談判和東北軍撤至榆關的要求。但顧外長斷然予以拒絕。在此種情況下，幣原外相又令駐北平的矢里參贊再次說服張學良把錦州問題作為地方性問題直接與日談判。但張的態度在南京政府和顧的勸告下有所改變，沒有承諾，在與日直接談判與否的問題上，與蔣及南京政府的態度趨於一致。

  可是張學良與蔣及南京政府在是否死守錦州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如前所述，蔣和南京政府一面準備談判，一面準備抵禦，並勸張學良在錦州抵抗。但張未做死守錦州的戰略、戰術準備，反而從11月底或12月初開始，擬撤出駐紮錦州一帶的東北軍主力。這表明張學良在錦州不想抵抗。於是，顧維鈞12月3日致急電勸張：「兄擬將錦州駐軍自動撤退，請暫從緩。」[43]5日顧維鈞和宋子文又聯名致電，再次勸張：「現在日人如進兵錦州，兄為國家計，為兄個人前途計，自當力排困難，期能抵禦。」[44]蔣介石亦電張：「錦州軍隊此時切勿撤退」[45]，並派航空一隊增援北平。可是張依然要從錦州撤兩個旅。顧維鈞聞此消息後立即致電張：「惟當此國人視線群集錦事之時，軍隊稍一移動，勢必沸議全國，為兄著想，似萬萬不可出此。……緣日人詭計多端，我退則彼進，彼時新政權統一東北，則不可挽救也。」[46]這就是說從錦州撤兵則整個東北淪陷，日在東北便可建立統一的偽政權，東北問題也以此完結。南京政府也於25日、30日接連電張：「惟日軍攻錦緊急，無論如何，必須積極抵抗，各官吏及軍隊均有守土之責，否則外啟友邦之輕視，內招人民之責備，外交因此愈陷絕境，將何辭以自解？日軍攻錦時，天津或有異動，亦須預先防止。總之，望主任，深體政府之意，激勵將士，為國犧牲，是為至要。」[47]

  此時，日關東軍和陸軍中央制定對錦州作戰方案，並調駐朝鮮的第二十師團和一個混成旅及重型轟炸機中隊參加對錦作戰。日軍27日渡遼河，進入打虎山、溝幫子一線。日軍在逼近錦州時，東北軍仍撤出錦州。據駐榆關日守備隊的偵察，迄31日午間經山海關的東北軍軍列14列，兵數1萬餘人，馬2200匹。[48]1932年1月1日，關東軍司令部下達第二十師團占錦州之令時，東北軍主力已撤出錦州一帶，日軍在侵入該地帶時幾乎未遭到東北軍的阻擊和抵抗，1月3日幾乎兵不血刃地占領錦州和綏中一帶。但張卻謊報軍情說：「我軍奮勇應戰，激戰十晝夜之久，前仆後繼，死傷蔽野。卒以全力過疲，損失過重，無術繼續堅持，至於江（三）日失守錦縣。」[49]

  張學良在主觀上是想抵抗的，他也曾說：「倘我愈讓而彼愈逼，至萬不得已時，亦只有採取正當防衛以保持國家之人格。」[50]但在行動上不聽從南京政府和蔣的抵禦令，擅自撤兵。這說明，他和東北軍雖歸屬南京政府，由蔣指揮，但依然具有軍閥割據時相對的獨立性，這使他能違抗命令，選擇自己的路。

  那麼，張為何選擇了主動撤退之路？他是以放棄東北來保他占據的華北。在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張有20萬大軍。在日軍即將吞併整個東三省的情況下，華北對張來說是維護其政治、軍事地位的唯一基地，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顯著。因此，更有必要保住此地。他在致南京政府主席的電文中稱：「自錦縣以西，如秦皇島、塘沽、天津，地處濱海，門戶洞開，錦縣一帶，一有衝突，彼必同時以海軍威脅我後方，並擾亂平津，使我首尾難顧……顧此失彼，必不能免。」[51]26日亦稱：「日本在天津現已集結大軍，錦戰一開，華北全局必將同時牽動，關於此節，尤須預籌應付策略；否則空言固守，實際有所為難。」[52]按軍事戰略考慮，日軍在天津等地挑起事件，從背後突擊華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1月的天津事件便是其預兆，「一·二八」上海事變也是一例。但據日軍對錦州的作戰計劃，當時尚無此打算。當然如果東北軍在錦州死力抵抗，日軍傷亡慘重，也有可能那樣做。因此，作為一軍之帥，張考慮到此點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這不應成為其主動撤出錦州的主要原因。

  另外，張怕錦州的抵抗引起中日全面戰爭，並造成全中國滅亡。11月30日張在向顧表明「採取正當防衛以保國家之人格」的同時，又稱，「惟茲事體大，影響系全國安危，又不能不慎重考慮之也」[53]。其致南京國民政府電中也言及了此點。[54]「影響全國安危」「關係全國存亡」，便指中日一旦全面開戰，就有可能亡國。日本能否發動中日全面戰爭，與當時的國際環境密切相關，因為日本對華的無節制侵略一直受到列強的牽制。而當時，日本似乎並不具備全面對華開戰的條件。事實上，日本在侵占東三省後的一個時期內也只是蠶食華北，未敢全面侵華。因此，張的這一顧慮，雖有軍事上、戰略上的合理一面，但也難成為其不抵抗的主要原因。

  那麼，張不抵抗的真正原因何在？王化一在12月29日日記中記有張學良的這樣一句話：「漢公表示『不為瓦碎』主張。他說如果是『玉碎』還可以碎，要是瓦碎則不必。」[55]所謂「玉碎」即是指對全國抗戰而言，而「瓦碎」則是指對於東北或錦州的單獨抵抗而言。據當事人的回憶，張常說：「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第一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56]把這句話反過來說就是全國不抗戰，我張某也不單獨抵抗。其理由便如他所說的那樣，東北軍「孤軍作戰，我小敵強，無非是徒然犧牲」[57]。這也有一定的道理。當時國民黨四分五裂，內戰不休，國共兩黨也未結成抗日統一戰線。「九一八」事變當天，蔣亦在日記中哀嘆：「是倭寇果乘粵逆叛變，內部分裂之時，而來侵略我東三省矣。嗚呼，痛哉！夫我內戰不止。」[58]所以蔣當時仍推行「攘外應先安內」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反過來又更加深了各勢力間的分裂與對抗。在這一點上，蔣、張二人是持同一態度的。他二人都認為應先「安內」，保存自己的實力。就軍事戰略來講，保存自己的實力的確重要，但保存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消滅敵人。可是，割據中國的各軍閥卻與此相反，他們認為消滅敵人是次要的，保存自己的軍事實力和地盤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歷來各軍閥都不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與敵決戰。張作為奉系軍閥的繼承人，雖比其父有開明之處，但在中國四分五裂、內戰不休的國情下，還是選擇了不抵抗和主動撤退來保存自己的實力，不敢與日軍在東北決一死戰。張學良在事變中始終奉行「保存實力就是保存一切」的思想，這也是他不「瓦碎」的根本原因。他一直堅持：如全國各勢力不風雨同舟，不生死與共，不同勝同敗，就不單獨在錦州抵抗；如全國一同抗戰，同在錦州抵抗日敵，他也不會主動撤出錦州。在此種思想支配下，張放棄了包括錦州在內的東北，暫時保住了華北的地盤。但是，隨著戰爭的進一步發展，張的華北地盤最終也未能保住。

  此時的蔣主張抵抗，其原因何在呢？對蔣應聽其言，觀其行。當時以學生為中心的抗日救亡運動洶湧澎湃，南京學生發起了「送蔣介石北上」的運動，與從北平等地南下的學生一起赴國民政府，要求蔣簽署出兵日期，否則誓不罷休。在這一運動逼迫下，蔣下了命令，派稅警團官兵五六千人，送空軍一個中隊北上。但這不是全面抵抗日軍的態度，只是在形勢所迫下作出抵抗的姿態罷了。此時蔣國民革命軍主力依然在「剿共」前線，按兵未動。而且張學良數次要求蔣提供抗日所需的軍械、軍需，要求大部隊增援。可據現有史料看，蔣並未滿足張的這一要求，來替張解難。蔣的抵抗令和實際行動相互矛盾。這表明蔣的抵抗不是誠心實意的，抵抗中也有不願抵抗的一面，虛實混淆在一起。

  其實，錦州危急時，蔣的想法與張大體一致，他也想先保華北。11月下旬蔣擬率兵北上，駐石家莊，其目的之一便是保華北。如丟華北，蔣的中原地盤將直接受到日軍的威脅。且蔣害怕日軍從山東半島登陸，直入中原。如蔣真要保東北，應將其主力從「剿共」前線調往錦州，但他毫無此意。蔣作為新軍閥勢力，「保存自己就是保存一切」的思想根深蒂固，這也是他處理東北、錦州及國內問題的基本出發點。蔣、張二人此時在錦州抵抗問題上，採取的形式雖不相同，但實際目的卻極為相似。

  蔣、張在思想上的另一個共同點是「恐日病」。這並不是他們二人獨有的。清末民初以來，中國政界、軍界的不少人都認為日軍是戰無不勝的，若與日軍交戰定吃敗仗。蔣把這「恐日病」又概括為「三日亡國論」。1932年1月11日，他在奉化武嶺學校的講演中曾談到對日絕交與宣戰問題。這是較為嚴肅的大問題，當時情況下是否應該宣戰、絕交不好下定論。但在此篇講演中蔣說出，如與日宣戰，即與日全面交戰，則中國「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59]。敵強我弱，這是客觀存在，但問題的關鍵是即使現狀如此，我們應如何圖強，如何以弱勝強？張學良也有「恐日病」，也曾講過：「士氣雖壯，款彈兩缺，敵如大舉前進，即舉東北士兵盡數犧牲，亦難防守」[60]；「孤軍作戰，我小敵強，無非是徒然犧牲」[61]。強者有強者的侵略經，弱者亦有弱者的抗敵法，兩者對立存在。包括蔣介石在內，中國後來不是奮起抗戰，八年打敗日軍，贏得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嗎？這一歷史事實雄辯地說明中國人民是能夠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的。

  「九一八」事變中的不抵抗主義，把東三省拱手送給了日軍。從此，東北的大好河山與三千萬同胞飽受日軍蹂躪，被奴役長達14年之久。這一歷史教訓是深刻的。後來中國人吸取教訓，在「一·二八」上海事變中採取了「一面抵抗，一面談判」的政策；在熱河交戰中採取了「抵抗而不談判」（最後是談判）的政策；在抗日戰爭中進行了持久的全面抵抗，直至獲得最後勝利。「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張學良也好，蔣介石也好，都從「九一八」事變中得到了應有的教訓，在後來的日軍侵華戰爭中逐步採取了抵抗政策。而張學良之所以發動西安事變，扭轉中國歷史潮流的大方向，其原因種種，但因「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而蒙受的重重壓力定是其中動力之一。張發動了西安事變，他自己也從「不抵抗將軍」變成了「民族英雄」。應該說，在這一轉變中，始終未變的是他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愛國之心和對日軍侵略中國懷有的仇恨之心。歷史上做任何轉變都需要主客觀的條件。如無愛國心和仇日心，則無法實現這一歷史性轉變。這一轉變是愛國、仇恨與不抵抗這一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心理經長時間的相互鬥爭而實現的。要說明張學良的這一歷史性轉變，一定要探究其不抵抗的歷史責任及歷史根源，這樣才能合乎情理地闡明從「九一八」到西安事變的歷史過程。本節的目的即在於此。

  筆者在校對此文清樣時方見到日本廣播協會採訪組臼井勝美編的《張學良的昭和史最後證言》一書。[62]據此書，張學良對「九一八」事變時期不抵抗問題，供認不諱。他說：關於不抵抗問題，「迄今眾多研究者都認為，從國民政府中央有過不抵抗的指示。的確，當時中央有過指示，但其內容並不是不要抵抗。國民政府中央發出的指示是『相應處理』。所謂『相應處理』之意就是根據情況適當處理。換言之，就是中央不負責任之意。因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未抵抗之事的責任推諉給國民政府。因為我本身不想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了不抵抗政策」[63]。張學良的這一自述再次說明，張學良自覺、自主地奉行了不抵抗政策。因張與蔣有共同的思想基礎，所以不能把不抵抗的責任完全歸咎於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但這也並不能減輕蔣與南京政府應負的責任。

  注釋

  [1]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台北1981年版，第259頁。

  [2]《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62頁。

  [3]《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62頁。

  [4]《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62頁。

  [5]《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57頁。

  [6]蔣永敬：《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中國對日政策之爭議》，見《抗戰前十年國家建設史研討會論文集》（1928～1937），台北1984年12月版，第358頁。

  [7]《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59頁。

  [8]易顯石等著：《九一八事變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3頁。

  [9]張魁堂：《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77、87～88頁。

  [10]李新等主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再版，第122～126頁。

  [11]蔣永敬：《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中國對日政策之爭議》，第357頁。

  [12]林明德：《近代中日關係史》，三民書局1984年版，第319頁。

  [13]吳相湘編：《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綜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3～84頁。

  [14]此處雖然被廣泛引用，但沒有註明其出處。據筆者查核，該電文被日方竊取，由駐北平參贊矢野於7月24日電告給幣原外相。據此電，其舊期為7月11日，內容是「日本平素雖然狡猾陰險，但我國尚非對抗之時」。見日本外務省縮微檔案，S483卷，S1110—18，第261頁。

  [15]《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S483卷，S1110—18，第261～262頁。

  [16]《張學良訪談錄》，見《參考消息》1990年12月23日。

  [17]《張學良訪談錄》，見《參考消息》1990年12月23日。

  [18]關東軍參謀本部《關特報》（中國）第32號，1931年9月28日，見遠東軍事法庭檢察官資料縮微膠捲。

  [19]李雲漢編：《九一八事變史料》，台灣正中書局1977年版，第324～325頁。

  [20]《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307～308頁。

  [21]《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300頁。

  [22]《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309頁。

  [23]《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81頁。

  [24]《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75頁。

  [25]《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76頁。

  [26]《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75頁。

  [27]《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76頁。

  [28]蔣永敬：《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二八」事變中國對日政策之爭議》，第363頁。

  [29]日本國際政治學會太平洋戰爭原因研究部編：《走向太平洋戰爭之路》，第2卷，朝日新聞社1962年版，第89～91頁。

  [30]1931年11月25日顧維鈞等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4頁。

  [31]1931年11月24日顧維鈞等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4頁。

  [32]1931年11月26日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5頁。

  [33]1931年11月26日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第5頁。

  [34]1931年11月27日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5頁。

  [35]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6頁。

  [36]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見《民國檔案》，第6頁。

  [37]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6頁。

  [38]1931年11月29日張學良致蔣介石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7頁。

  [39]1931年11月29日宋子文、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8頁。

  [40]1931年11月29日宋子文、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第8頁。

  [41]1931年11月29日宋子文、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第8頁。

  [42]1931年12月2日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9頁。

  [43]1931年12月3日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10頁。

  [44]1931年12月5日宋子文、顧維鈞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11頁。

  [45]《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312頁。

  [46]1931年12月9日顧維鈞、劉哲致張學良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10頁。

  [47]《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313～314頁。

  [48]臼井勝美：《滿洲事變》，中央公論社1974年版，第138頁。

  [49]1932年1月5日，張學良致南京電，見《九一八事變史料》，第281頁。

  [50]1931年11月30日張學良致顧維鈞等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8頁。

  [51]1931年12月25日張學良致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電，見《九一八事變史料》，第275頁。

  [52]1931年12月26日，張學良致南京國民政府電，見《九一八事變史料》，第276～277頁。

  [53]1931年11月30日張學良致顧維鈞等密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8頁。

  [54]1931年12月26日張學良致南京國民政府電，見《民國檔案》，1985年第2期，第276～277頁。

  [55]轉印自張魁堂：《張學良傳》，第86～87頁。

  [56]轉印自張魁堂：《張學良傳》，第81頁。

  [57]轉印自張魁堂：《張學良傳》，第81頁。

  [58]《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275頁。

  [5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第317頁。

  [60]李雲漢編：《九一八事變史料》，台灣正中書局1977年版，第277頁。

  [61]張魁堂：《張學良傳》，第87頁。

  [62]日本廣播協會（NHK）於1990年6月17日和8月4～6日在台灣採訪了張學良。張在採訪中言及「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不抵抗主義。該協會電視台於同年12月9日和10日兩次播放了採訪實況剪輯的錄音，《參考消息》把它譯成中文，以《張學良訪談錄》為題，自12月17日至23日連載7次。1991年8月1日，日本廣播協會採訪組臼井勝美編輯採訪內容，並加以說明和注釋，由角川書店出版了《張學良的昭和史最後證言》一書。其採訪內容與《參考消息》的《張學良訪談錄》不盡相同。注②所引的張學良的自述在訪談錄中就沒有。

  [63]《張學良的昭和史最後證言》，第125～1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