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事變初期蔣張的相似之處

  正確地認識和判斷形勢及日軍的軍事行動的目的，是制定對日政策的基礎。這一判斷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政策的制定。「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張二人一致認為，這是日軍的挑釁行為，是局部的軍事行動，稱之為「瀋陽（奉天）事件」；一時未能判斷出這是日本侵吞整個東北的開始，因此力求避免衝突，力爭就地解決，防止事態擴大。清末民初以來，中國面對日本和列強的挑釁或局部性事件都曾讓步、忍耐、不抵抗，力圖以交涉加以解決。這是弱者對強者所採取的一種態度，似乎成了中國的慣例。因此，對事變前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蔣、張二人也不例外地同樣採取了此種態度，兩者間沒有分歧。對這兩個事件，蔣、張採取不用武力，而儘量用外交交涉來圖謀解決，不能說完全不對。但到事變爆發後，作為前兩次事件的繼續，二人還是同樣採取了此種態度。前兩次事件與此次事變雖有聯繫，但性質和規模根本不同。因此，不應該用處理前兩次事件的方法，即不以武力抵抗的方法來處理此次事變。他們的錯誤判斷，導致出錯誤的對策——不抵抗。

  這一錯誤的判斷，雖有其主觀因素，但也有其客觀的原因。這與日本策劃「九一八」事變的特點有直接關係。此次事變不是通過日本發動戰爭的國內程序和國際上的戰爭慣例來發動的戰爭，而是關東軍的幾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石原莞爾等在一些陸軍中央將校的慫恿下採用謀略形式發動的。因此，事變爆發後連日本軍政要人對在中國東北發生的事件情況也不知其所以。張學良在萬寶山事件發生後的7月12日曾向蔣電告：「據萬寶山事件及朝鮮人之排華風潮，日本無疑在起動其大陸政策，有急劇侵略滿蒙之意。其矛頭指向中國或蘇聯尚不清，但與滿蒙存亡有關，須仔細考慮。」[15]這說明張也隨時分析日軍的動向，覺察到其侵占滿蒙的意圖，但未想到它要侵吞整個東三省。1990年日本廣播協會記者採訪張時，他也說「當初未料到關東軍會發動九一八事變……我認為這是我的判斷錯誤」[16]。蔣、張此時未能判斷出關東軍軍事行動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苛求於他們。

  可是，問題並非僅限於此。事變爆發後，日本外務省、陸軍參謀本部與關東軍在是否繼續擴大軍事行動和戰爭的最終目標等問題上存在分歧。因此，關東軍於9月21日占領吉林後未採取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此時，蔣、張二人都寄希望於反對擴大軍事行動的幣原外相及其外交，希望他們牽制和控制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張在回憶當時情況時說：「我想日本政府會控制關東軍的。」[17]這又使蔣、張對戰爭形勢發展的判斷產生了錯誤。因此，在此種情況下他們仍不敢抵抗，不敢組織東北軍反攻，而繼續訴諸國聯，想以外交手段促使日軍撤回。為此，9月26日張學良向東北軍將士再次下達了不抵抗命令：「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義，是因將此次事變訴諸國際公審，以外交求得最後勝利。二、尚未到與日軍抗爭之時機，因此各軍將士對日人依然平常那樣對待，不得侵害。」[18]這一不抵抗令是較為完整的，有宗旨、有說明，是表明張不抵抗的典型資料。

  南京政府和蔣介石判斷日本要侵吞整個東三省是11月上、中旬。11月4日，日軍以修橋為名進攻嫩江，馬占山在此地抗擊日軍；11月19日日軍占領齊齊哈爾。特種外交委員會對中央政治會議的《對日政策報告書》中寫道：「判斷日軍之軍事政策，必定要達到完全占領東三省之目的而後已」；「判斷日軍以完全占領東三省，驅逐中國固有之政治軍事勢力為主要目的」。[19]此時南京政府和蔣介石的對日政策開始發生一點變化。11月中下旬，國民黨在南京召開第四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對日寇侵略暴行之決議案》。該案決定：「今後關於捍衛國權，保護疆土，本大會授予國民政府以採取一切必要的、正當防衛手段之全權。」[20]蔣也表示出有所抵抗之態度。他在致馬占山的電中稱：「我方採取自衛手段，甚屬正當。」[21]23日又電張：「警衛軍擬由平漢線北運，以駐何處為宜？中如北上將駐於石家莊，兄駐北平，則可內外兼顧，未知兄意如何？」[22]對此，張採取何種態度？此後蔣是否派警衛軍赴冀？因缺史料，尚不清楚。但石家莊是張管轄區，蔣未經張同意不得派其嫡系駐紮冀南地區，而且張也十分警惕蔣嫡系插入該地區。在此之前，即9月21日蔣開會制定對日方略時也決定：「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23]但蔣未派一兵一卒，僅表示了意思而已。

  蔣要抵禦日軍侵略，應派兵去東北錦州以東地區，直接與日軍對陣。但蔣卻擬派兵到石家莊地區是何目的？11月23日蔣在致張的電文中即明確了其意圖：「中如北上將駐於石家莊，兄駐北平，則可內外兼顧。」「內外兼顧」之意便是張顧外，即顧關外日軍；蔣則顧內，即顧對江西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把它當作首要任務，其次顧及閻錫山和山東韓復榘、石友三。前者是攘外，後者是「安內」，兩人各有分工。由此可見，蔣此時尚無出陣與日敵直接作戰的決心，僅僅表示了抵抗之意。

  此時蔣在其日記中寫有與日寇「決一死戰」[24]（10月7日）、「吾心與之一戰」[25]（10月17日）等語，不過反映了蔣內心的想法，後並無行動，且這也附有「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於絕境」[26]，或「如日寇相迫過甚」[27]的條件。此時是否達到這一程度？蔣雖沒有說，但「如」或「如果」說明尚未到此程度，因此，尚不是「與之決一死戰」的時候。以上事實說明，至10、11月蔣仍無抵抗的行動，只在言論和決定中表示了抵日之意。台灣學者認為，蔣支持馬占山就顯示出他的「所謂『不抵抗主義』已經結束」[28]。但根據上述事實來衡量，下這樣的結論為時尚早。

  此時，張學良仍持不抵抗主義。東北邊防軍在遼、吉兩省未進行任何抵抗。該軍約有三十餘萬人，其精銳部隊二十餘萬人由張率領進入華北，與蔣會合於中原。在東北的如張海鵬、熙洽等投日敵，其餘（除黑龍江）一潰千里，不戰而退到錦州一帶。如果9月18日至21日由於對形勢判斷有誤，不及抵抗，尚能諒解，但此後不戰而後撤千里，毫無道理。東北軍有飛機、坦克等新式武器，兵種齊全，訓練有素，應有抵抗日軍之實力。而且此時中原會戰早已結束，石友三部殘軍逃至山東。張應調華北精銳赴東北前線；尤其11月初，馬占山部在嫩江孤軍抵抗日寇，全國上下聲援其抗戰時，張應從錦州出兵，從背後牽制日寇北進，配合馬部，從南北夾擊日軍。但張電馬：「飭死守勿退卻」，而自己卻按兵不動，只從精神上支持了馬部。這時期，也許是由於史料殘缺，張令其部抵抗日本的電文也不多見。但事變爆發以來，張學良在各種場合說「欲抵抗日本」「不屈服，不賣國」「不貪生，不怕死」，再三表示抗日之意，而且他支持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與東北各地的義勇軍。這僅僅是其抵抗日本在精神方面的表露，而不是抗日的行動。在這點上，張學良與蔣介石也有相似之處。

  這時期，蔣、張二人依靠國際聯盟促使日軍撤回原地的態度與政策也大體是一致的。當時中國是國際聯盟理事國，從國際法上看，南京政府作為中國主權國的代表占有一席。因此，張對國聯外交上完全依賴蔣。張與顧維鈞私交甚厚，後顧由外交部代理部長變為正式外交部長，張與顧電文往來頻繁，顧可謂是張在南京的外交諮詢代表。這樣以顧為媒介，蔣、張二人共同實施對國聯外交。在國聯外交中，除兩者在對日的直接交涉上有所分歧外，在其他問題上基本是一致的。蔣、張對國聯的分析，對國聯的態度及政策方面，雖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但作為戰時外交，可謂都盡了最大努力，並達到了有利於中國的部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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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談一談「九一八」事變時期國際關係中的「二重外交論」問題。圍繞日本侵略東北問題，中國、日本和歐美列強這三者相互開展了「二重外交」。日本和歐美列強在侵略包括東北在內的中國問題上有二重關係。兩者作為帝國主義列強都想侵略中國，在侵略上二者都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兩者在侵略中相互支持，相互同情。但兩者在侵略中又相互爭奪，爭奪對己有利的更多權益，因此，又相互牽制對方的侵略舉動，而且有時利用中國反對外來侵略的行動來牽制對方，甚至公然譴責對方的侵略行徑。這便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矛盾和對立。中國為抗衡日本侵略，在外交上利用日本與歐美列強的矛盾，對己有利的則加以評價和利用，對己不利的、侵害自己主權的則加以反對。這便是中國對歐美列強的「二重外交」。國際聯盟是以歐洲列強為核心組成的機構，美國雖沒參加該聯盟，但「九一八」事變時期作為觀察員應邀出席該會，並派代表參加了該聯盟派的李頓調查團，因此說，該聯盟就代表歐美列強。圍繞「九一八」事變的「二重外交」，也就是在該聯盟的行政院和大會裡展開的。李頓調查團和該團提出的關於「九一八」事變的調查報告，典型地反映了歐美列強對「九一八」事變及中國的二重外交；而日本和中國對這一調查報告的態度也反映了它們對歐美列強的「二重外交」。中國部分地肯定和接受於己有利的部分，日本也既肯定和接受於己侵略的有利部分，又否定和反對於己侵略的不利部分。雙方所接受和反對的，都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

  事變爆發後，蔣、張訴諸國聯不能說不對。他們在該聯盟中做了否定偽滿洲國合法性的自衛行動。但在戰爭時期，外交和軍事行動猶若兩輪，應相互配合，相互補充。軍事上的勝利是達到外交目的的堅強後盾，沒有這一後盾，外交則不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事變期間，張在國聯外交中的問題不在於訴諸國聯，而在於不以軍事上的抵抗來支撐這一外交策略，因此，外交顯得軟弱。如果蔣、張一面積極抵抗，一面訴諸國聯，那麼他們在外交上取得的成果可能更大一些。如在「一·二八」上海事變時期，南京政府採取「一面抵抗、一面談判」的政策，結果日本在上海基本上未取得實質性的新權益，只是把列強的注意力從東北轉到上海，以此掩護了偽滿成立的鬧劇。

  那麼不抵抗與訴諸國聯這二者有何關係呢？是否因訴諸國聯導致不抵抗呢？不是的。訴諸國聯不是不抵抗的原因，而是因不抵抗便更加依賴國聯，甚至把訴諸國聯當成使日軍撤退的唯一手段。蔣、張二人都是如此，而這也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最後一個問題是聽從蔣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問題。在《文史資料》中刊載的有關「九一八」與張學良的關係的回憶文章及依此寫的有關論著，都寫道：張學良之所以不抵抗是因聽從了蔣介石的不抵抗令。這裡有個問題，據現有的有關張學良致蔣介石的電文，事變爆發後，張只向蔣和南京匯報日軍入侵東北的情況，沒有一封電文中有請求「抵抗」一詞和反對蔣不抵抗令的痕跡；如果他堅持要抵抗，則定會在這些電文中出現這些詞句。這便說明，張本身沒有要抵抗，也沒有做抵抗的作戰準備。而在蔣致張的電中，除錦州問題外，亦沒有指令張堅決抵抗之字跡。這一點，蔣與張有相似之處。

  那麼，在相似的情況下，為何出現「聽從」問題？這是因為蔣是國民革命軍陸海空司令，而張是副司令，按軍隊統帥程序，副司令應聽命於司令，一切失誤應先由司令來承擔。因此，當全國輿論譴責他執行不抵抗政策時，他將自己應負的不抵抗責任歸咎於蔣。據現有的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蔣與張之間往來的電文及有關材料中記載，蔣的電文材料中見不到「不抵抗」一詞，而張的電文中就有「不抵抗」「不抵抗主義」的詞語，這也許與史料的選編有關。而且，在防守錦州問題上，蔣和南京政府數次令他抵抗，但張悄悄撤兵，日軍也幾乎不流血地占領了錦州。如果張始終要抵禦日軍，但因蔣令他不抵抗，故而他不抵抗的話，那麼蔣令他抵抗時，他應加倍抵抗才合乎邏輯，但他沒有這樣做。這一事實說明，張雖然是蔣的副司令，但他作為奉系軍閥的後代，尚有相對的獨立性和抗禦蔣的實力及脾性，與蔣意見不同時，他便不聽從蔣指令。事變爆發後在抵抗與否問題上，如果與蔣有不同意見，他更會為保自己起家的東北地盤而不聽從蔣的不抵抗命令，奮起抗擊日軍的。但此時，張卻完全聽從蔣之命令而不抵抗。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他自己也是不想抵抗的，因此出現了聽從蔣的這一歷史現象，這一現象反過來又說明張的不抵抗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動的。

  綜上所述，「九一八」事變後，蔣、張二人在不抵抗問題上有不少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之點。這一不同之點在是否防禦錦州問題上表現得較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