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九一八」事變

  1931年9月18日夜，關東軍炸毀滿鐵柳條湖一段鐵路後，獨立守備隊步兵第二大隊悍然突襲駐紮在北大營的東北邊防軍第七旅。該旅認為「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1]與往常的軍事挑釁沒有兩樣，未能判斷出這便是日本挑起事變的開端。該旅在遭攻擊的緊急情況下，應採取應急措施反擊日軍，保存自己，這本是作為軍隊應持有的最起碼的態度。但該旅並未那樣做。當時張學良在北京，而瀋陽由東北邊防軍代理司令張作相和參謀長榮臻主持軍務。榮臻火速電告在京的張學良，請示應付之對策。張令：「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2]榮把此令轉告第七旅旅長王以哲，「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占人營房，均可聽其自便」[3]。日軍繼續炮擊瀋陽工業區，戰事在擴大。榮又電張請示。張續令「不抵抗」[4]。第七旅為避免衝突，撤出北大營，向東陵轉移。此時六二團僅僅為突圍和保障撤退進行過掩護性的軍事行動。19日晨，日軍第二師團二十九聯隊攻占瀋陽城。同一天日軍占領長春、安東、營口，21日占領吉林。三天內，日軍占領除錦州之外的遼寧、吉林兩省的要地。日軍占領這些地區後，無大規模軍事行動，至11月4日方向嫩江發起進攻。在嫩江，馬占山部抗擊入侵日軍。19日，日軍占領齊齊哈爾，黑龍江省要地除哈爾濱外都被日軍侵占。

  日軍以少數兵力如此瘋狂地占領大片東北土地，其原因在於東北邊防軍未進行任何抵抗。該軍本是邊防軍，理應保衛邊防，抗擊侵略者。這是邊防軍責無旁貸的事。張學良是該軍司令，應負其責任。但他卻令東北軍「避免衝突」。他於19日致南京電中稱：「日軍自昨晚10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實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日軍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5]我國台灣學者提出，「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主義」一詞始於張的此電。[6]9月24日，張致蔣介石等人的電文中再次稱：「為免除事件擴大起見，絕對抱不抵抗主義。」[7]事變爆發後張學良確持「不抵抗主義」，因得「不抵抗將軍」之惡名。

  那麼，試問張為何未抵抗？大陸的學界異口同聲皆認為，由於張奉行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其主要依據之一是8月6日蔣致張電，即「銑電」。此外，在張學良身邊工作過的人在1945年8月日軍投降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後所寫的回憶，也皆認為如此。因此，「張學良只不過是不抵抗政策的執行者，蔣介石才是不抵抗主義的發明人」[8]。也有人認為，張是「執行了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蔣介石是不抵抗主義的主帥，應負東北淪亡的主要責任。但是，張學良是主管東北、華北的軍政大員，擁有幾十萬軍隊，守土有責，在為數不多的日本侵略軍面前，竟拱手讓出東北，也是嚴重失職，咎無可辭。」[9]前者大體代表了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觀點，後者代表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見解。「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觀點與此不同，只提國民黨、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牽涉張學良，不追究其責任。[10]當然此種劃分並不絕對，在一些論著中是相互交叉的。但隨著歲月的流逝，涉及和追究張學良責任者有所增多，並開始探究張奉行蔣不抵抗令之內在因素。

  台灣史學界與大陸相反，一些學者認為：「張學良所持態度，自始至終，即是所謂『不抵抗主義』；南京國民政府蔣主席除將日方在東北之軍事行動訴諸國際聯合會以促日方撤兵外，對張學良之不抵抗雖予默認，同時亦準備作必要之抵抗，後者似未獲得張學良之支持。」[11]而另一些學者認為，「在國民政府『攘外應先安內』的政策下，東北軍奉行不抵抗命令」[12]。前者與大陸史學界觀點針鋒相對，後者雖含糊其詞，但與大陸80年代初之觀點相似。

  

  海峽兩岸史學界對同一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持如此不同的觀點，是有種種原因的。事過六十年，內外形勢變遷，產生不同觀點的外來因素逐漸在消失，客觀地評價此事的環境和條件亦逐步形成。

  筆者在讀了眾多史料、論著及回憶錄後頗有感觸，認為在研究此問題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甄別史料，儘量引用當時的第一手原始檔案。大陸史學界在此方麵條件較差，大量引用文史資料中的回憶錄。這些回憶是珍貴的，但因時間的流逝，難免遺忘或者記錯，或是寫回憶時受環境的影響，因此，在使用時一定要注意仔細甄別。台灣方面，雖然保存著有關史料，但因歷史的動盪，未能保存好足以研究此問題的史料，尤其是張學良的材料更是如此。而且史料集是選編的，不是將檔案庫中一切材料都原原本本地編入，這些都成了實事求是地研究此問題的不利因素。因此，今後繼續發掘有關的原始檔案，是研究這一問題的根本出路。

  第二，在研究中應適當區別蔣、張在9月18日以前與9月18日以後的言論與指令，區別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時期與「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言論與指令。兩個事件與事變雖有密切關係，但兩者畢竟有區別，蔣、張對此的判斷和對策也有所不同。因此，既要聯繫起來分析，又要適當區別，有分析地引用。但現有論著中有關蔣令張不要抵抗的材料，幾乎都是事變前就中村、萬寶山事件致張的電文和指示，與事變後的並未加以區別。將事變前的言論當作重要論據來說明和證明事變後的「不抵抗主義」，這並不是沒有道理，然而應該慎重分析。這在論述事變初期情況時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最好多引證事變後的言論和指令來說明事變後的態度，這樣才更有說服力，且更準確地說明問題。事變中、後期更應該如此。例如6～7月發生中村事件、萬寶山事件後，張學良於7月6日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13]12日，蔣密電張：「此非對日作戰之時。」[14]這些都是就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所下的指令。這一指令在事變剛爆發時仍然起作用，可是到11月這一指令所起的作用則不如前一個時期，不能完全用事變前的這些指令來說明他們的抵抗與否問題。

  第三，應該區別兩者在「九一八」事變初期、中期、後期不同時期的不同態度，並且比較前後時期的異同，進而考究他們的內心世界。

  第四，區別兩者在不同時期的不同作用，即區別「九一八」事變時期的張學良與西安事變時期的張學良，區別國共內戰時期的蔣介石與抗戰時期的蔣介石。

  第五，區別他們言行的虛像和實像、本質和現象，又要注意區別思想、精神與實際行動。在歷史事實中這兩者往往交織在一起，有時分不清兩者的關係。蔣、張在「九一八」事變中的言論、指令和行動也不例外。

  以上便是筆者在研究此問題過程中感受到的幾點。在恰當區別這幾個問題的基礎上，才能辨清蔣、張在「不抵抗主義」問題上的內心想法、態度及兩者的相互關係。

  筆者初步認為，張學良和蔣介石在不抵抗問題上的基本態度是大體相同的，且其不抵抗的諸原因也有相似之處，但亦有不同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