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時至1915年，形勢發生了急劇變化。5月，袁世凱繼接受「二十一條」之後，又復辟帝制。這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12月25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等在雲南宣布獨立，反對帝制，武力討袁。接著貴州、廣東、廣西、浙江、陝西、四川等省先後宣布獨立，通電要求袁退位。日本和歐美列強也鑑於形勢勸袁延期實行帝制。迫於內外壓力，袁於1916年3月22日撤銷帝制，企圖平息事態。但是，反袁聲勢愈加高漲，孫中山也決定在山東、上海、福建等地發動起義，袁的統治出現了崩潰的徵兆。在這種形勢下，日本的對華政策發生了變化。1916年1月19日，大隈內閣決定不承認帝制，並通過了「注視南方動亂發展」的決議。[25]3月7日又進一步決定：「袁氏掌握支那之權力，不能不成為帝國完成上述目的（即維護和擴大在華權益的目的——筆者）之障礙。為完成帝國的上述方針，要袁氏退出支那權力圈是為適宜」，如果南方的反袁勢力進一步發展，可以承認它為交戰團體，並默許日本民間人士對中國反袁運動的援助。[26]這表明日本支持包括孫黃革命黨在內的西南地區的反袁勢力。[27]

  此時，黃興在美從事反袁的宣傳活動，致函各地的同志表示討袁的決心，並指示討袁的具體策略。但他並不急於回國投入反袁運動，其原因之一是對日的認識和態度。1916年1月4日，他致彭丕斯函中寫道，「昨接電雲，東南各省亦相約保滇。除彼獨夫，為期當不在遠。興義當歸國，效力戰場。惟今歐戰方酣，不暇顧及東亞，能為我助以抵制日人之侵入者，厥為美國。勢不得不暫留此，以與美政界接洽，或為將來財政之一助」[28]。其意是為抵禦日本侵略，要爭取美國的援助。由此可見，黃興對日本借大戰瘋狂侵略中國有明確的認識，企圖依靠美來抵制日本。黃興於1915年12月撰寫《辨奸論》（英文），發表在26日的《費城新聞》上。在此文中，黃興在揭露袁的獨裁統治的同時，大談中美友好，呼籲美國公民：「吾因是代表吾國四萬萬同胞，敬求偉大共和國之代表，予吾人以道義上之協助。」[29]但黃興在美未能得到預期的支持和援助。這便成為他再返日本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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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年11月26日，他在致張孝准函中陳述討袁策略時，言及外交：「外交絕不必先有所顧慮，以起與不起，利害均相等，惟須盡力圖之。日本近日真意如何，能探得否、可要一歐探問宮崎，即由宮崎詳函與我為要。」[30]這表明，二次革命後，黃興對日失望，但形勢發生變化時，又注意日本的動向。如上所述，日本對袁和對孫黃的政策是1915年底或1916年初開始轉變的。黃興獲悉此消息後，決定先回日本，爭取日本的援助。4月22日他自舊金山啟航回國。孫中山聞及黃準備回國之消息便電告檀香山的吳鐵城，轉告黃「直乘原船到滬相會」[31]。但黃興經檀香山駛奔日本，5月9日抵橫濱港。頭山滿、宮崎滔天、萱野長知等協助黃興秘密上岸，暫住日本。黃興暫住日本的另一個原因是與孫黃的分歧有關。宮崎滔天說，「黃興認為，在日爭吵不像話，不願被日本人嘲笑，雖然從美國歸來，但十分躊躇。不過，最後，在日的同志不用說，上海的亦要求黃興早日歸來。因此，黃興又歸來。船抵達時，孫不在，黃到檀香山時已知孫要離日，即使他在亦無可奈何，若自己能忍耐即無妨，所以歸來了」[32]。孫中山也知道黃興來日。宮崎回憶道「我對孫說，一周後黃能抵此地，請等待，但他無法等待，先行於4月30日回國了」[33]。

  在日爭取日本的援助是黃興的一項重要活動。這與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在海外所做的工作相似。在日本的這56天中，黃興做了以下幾件事：

  （一）1915年5月26日拜訪原敬。訪原敬是由日人寺尾亨安排的。原敬是日本政友會系的政治家，辛亥革命時期任西園寺內閣的內務大臣。該內閣在革命時期暗中支持過南方革命黨。[34]因此革命黨人認為原敬是同情和支持革命黨的，曾拜託他協助革命。此時他是在野黨政友會的總裁，是大隈內閣的對立面。如前所述，1914年歐戰爆發後黃興對大隈的對立面抱有希望，希望他們打破大隈內閣的現行政策，支持中國的反袁鬥爭。因此，5月26日晚，黃興在寺尾亨陪同下親自登門拜訪了原敬。原敬問了這次反袁運動的性質及有關的各種問題。在談話中黃興「數次請求日本援助，並舉美國獨立戰爭之時法國人援美之例」[35]。原敬認為，「他（指黃興）的衷情應予以同情，但能否成功尚有疑問」[36]。因此，他採取「極為中立的態度」，回答說：「現在為在野黨，當然無所作為，……即使日本予以援助，其力量也有限，如中國人本身沒有充分的決心，他人援助也沒有效果。」對此黃興稱：「固然如此，（我們）應下充分的決心，但一時除日本之外沒有可依賴的國家。」[37]這次訪原敬沒有具體的成果，只是表達了他個人和反袁勢力對日的希望。

  （二）訪問了外務省政務局局長小池張造。孫中山與小池沒有直接往來，但黃興與小池關係並非一般。1913年至1914年黃興在日時曾兩次拜訪過小池。1914年11月11日致萱野函中請萱野代他去說「小池君處並希致意」[38]。這表明，黃興與小池之關係較為密切。這次回到日本後，於6月24日上午會見石井菊次郎外務大臣時，黃興說，「借款之事已拜託小池政務局長，希望閣下亦予以考慮」[39]。7月3日即他離門司歸國之前一天，黃興致電小池：「感謝好意。個人借款之事請盡力，拜託。現在啟程。請向大臣（指石井外務大臣——筆者）轉達致意。」[40]根據以上事實可以斷定，6月24日前黃興訪問過小池，並委託他為革命勢力籌集資金。小池是在外務省中積極主張大陸政策的實權派官員，這次在支持革命勢力反袁問題上採取積極態度。他每周與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和該部情報部長福田雅太郎會合一次，討論中國形勢，推進了支持南方反袁勢力的政策。此次他與黃興談的也是反袁及援助南方反袁勢力問題。

  （三）6月24日上午9時至11時訪問外務省，與石井菊次郎外相會談了兩個小時。在此之前，黃興訪問小池，托他為革命勢力籌集貸款，並且與石井外相會談時又言及拜託小池貸款之事。可以說，黃興訪石井外相是訪小池的延續，如無小池這一外務省實權派人物作引線，黃興是不可能見到石井外相的。黃興訪石井外相，石井外相見黃興，是在反袁問題上兩者有共同利益。黃興先揭露袁世凱「專制之弊害不亞於前清室」之罪行；石井外相也指責袁「採取了借歐美勢力抵制、排斥日本的方針」，並說明了這次日本支持南方勢力反袁的原因。[41]兩者在反袁的表面現象上雖然是一致的，但反袁的目的和性質是不同的。石井是為了控制中國，而黃興是為了維護共和體制，這一不同之點，便反映在他們會談的第二個問題上。

  會談的第二個問題是袁死之後如何收拾時局問題。袁死後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石井外相認為黎「有一改袁世凱方針之跡象」，因此，「日本亦應援助之」。[42]當時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先支持和援助黎元洪，以此穩定局勢。穩定局勢對日本和其他列強是有利的，因為反袁運動，中國金融陷入混亂，貨幣失去信用，財政陷入窘境，對日本和歐美列強在華的經濟利益有不利影響。因此，石井外相認為「收拾時局為當務之急，相信此最為緊要」[43]。為此，石井外相主張南北求同存異，相互妥協。[44]石井以1840年普法戰爭後的法國為例，提出不要只是糾纏政體問題，南北雙方應相互讓步，迅速尋找妥協之途徑，以便穩定時局。[45]但黃興卻持不同看法，黃興認為，黎元洪身邊皆為段祺瑞等袁世凱之餘孽，「袁死後，仍有眾多小袁，反對南方之主張。妥協難以推進」[46]。但黃興口頭上不能不表示「本人之主意為盡力謀求雙方之調和」[47]。

  第三個問題是希望以讓步爭取日本貸款，支持南方的反袁勢力。黃興雖然在口頭上表示了南北調和之意，但心中仍然希望以讓步謀求援助，以便增強革命勢力，抗衡北方。他們具體談的是東亞興業公司借款問題。該公司成立於1909年，主要對中國進行投資。黃興與小池政務局長會談時提出過從該公司借款的問題。但該公司提出了較高的擔保條件，此事沒有談成。因此，石井表示「此時立即再次提議借款，將難以成立，只能暫且等待時機。」[48]黃興通過石井外相借款之目的未能達到。

  第四個問題是就日本是否侵略中國這一問題各自做出解釋並表示某種姿態。石井認為在中國「仍有人誤解日本，認為日本欲侵略中國，特別是懷疑日本有分割併吞並滿蒙之計劃」[49]。他對黃興一再解釋，說「日本對支那毫無領土野心」[50]，希望黃興「為消除此誤解，隨時加以說明」[51]。對此，黃興本應反駁，但他卻說，「非常理解閣下之言意，在我國人中有誤會日本者，本人逢有機會即會加以說明，以貫徹閣下之意，促進兩國之和睦」[52]。這是外交辭令，而不是黃興之本意。如前所述，黃興對日本侵華早有清醒的認識，但此時黃興為求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迎合石井，說出了違心之言。

  （四）在日籌集資金，購買軍械。在這次反袁運動中給孫中山等反袁勢力提供貸款的是久原財團。久原房之助這年3月10日向孫中山提供了六十萬日元貸款。[53]黃興來日後，他又給黃興提供了十萬日元的貸款。[54]黃興利用這些貸款在日購槍二千、炮六門，準備運往國內。[55]據李書城回憶，日本政府「提出借給黃先生五百萬日元，作為招集舊部編練軍隊之用」[56]。據柏文蔚回憶，「日本政府允以克強私人名義借款日幣三百萬元，練兵一軍即刻成立」[57]。

  黃興在日的這些活動，與孫中山的指示有關係。孫中山獲悉黃抵日後，於5月20日致函黃興，通報國內反袁形勢，希望黃興在日籌資購買軍械。居正在山東舉義是孫中山領導的武力討袁。孫認為，若有兩個師的兵力，可以先取齊魯，爾後迫近北京。為此他在上海與日參謀本部派來的青木宣純少將和松井石根商議：▓東京方面由黃興活動，兩者密切合作。[58]但其具體情況尚不清楚。

  這一時期黃興與孫中山之所以克服長達兩年之久的分歧和隔膜，相互協作，共同反袁，是與這一時期兩個人的革命戰略和策略有關。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並圖謀稱帝之後，黃興隨即調整前一個時期的革命戰略和策略，適應形勢的變化，將反袁作為革命的首要任務。而孫中山在「二十一條」交涉時期的革命戰略和策略，未經變化繼續延續到這個時期，兩者的反袁戰略和聯日策略形成一致。這時期為推翻袁，只能依靠日本的援助，歐美列強絕不可能、也不會支持孫黃反袁，因為正是他們在背後支持袁的。這時期黃興在美未能得到支持和援助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這一點。因此，這時期孫黃選擇正在瘋狂侵略中國的日本為求援對象，是最不理想的、不得已的選擇。這一選擇變成現實，主要不是由於孫黃對日的期待和乞求，而是日本與袁之間長期存在的矛盾，這一矛盾在中國國內反袁護國運動形勢下，公開化為日本的反袁政策。這樣孫黃與日本在反袁問題上暫時達成一致，日本於是援助其從事反袁運動。

  袁世凱於6月6日暴死，袁政權頃刻瓦解。日本支持孫中山的目的既然已經實現，其對華、對孫黃政策再一次出現變化。日本不再支持孫黃，並反過來支持黎元洪新總統及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在這種情況下，黃興繼續留在日本已無意義，遂於7月初回國。[59]黃興回上海後，與孫中山一起繼續與駐上海的青木宣純中將和有吉明總領事往來，其目的仍然是爭取日本的支持。7月23日，黃興與孫中山、張繼、伍廷芳等40餘名革命黨人一起赴青木和有吉的宴會，25日，與孫中山一起回請青木和有吉。[60]但這時日本已不再支持孫黃，以往短暫的支持成為曇花一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