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對德宣戰，並乘機占領膠州灣和膠濟鐵路，攫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殖民權益。這激化了日本與北京政權及袁世凱的矛盾。同時，英國等列強因捲入歐戰，無暇顧及東方，袁世凱一時失去了支持和援助。孫中山等認為，這是反袁的好機會。他說，「刻下歐洲戰亂確為中國革命之空前絕後的良機」[1]。孫中山動員在日的革命黨人回國策划起義，同時走訪犬養毅、頭山滿，要求日本在外交、經濟及軍事上支持中國革命黨的反袁鬥爭。[2]此時，黃興正在舊金山，他雖然身居太平洋彼岸，但密切注視國際、國內風雲的變化。他對一戰爆發後的形勢及反袁策略持有與孫不同的看法。他說：「人謂乘歐亂吾人可起而擊袁，不則失此時機，吾人終無倒袁之日。此似是而非之說，觀察不到，理解不真，最足以僨事。……如利用此少數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時之憤，或一部之力，必終歸無效，徒自減殺其勢力。」[3]這顯然是指孫中山的上述反袁行動，不同意其主張。他認為，因歐戰爆發，歐洲列強無暇東顧，難以助袁，「觀此，袁賊將來之破產可必。或袁賊以無外援之助，於國內必橫加誅求，國民既負擔之不勝，其積怨必甚。吾國國民之性質，必待其身受痛苦然後求援，此時吾人乘其不備而掊之，袁賊將不受一擊也」[4]。此時歐事研究會在東京成立，黃被推為該會的首領。該會的主張與黃的這一反袁策略似乎相同。他致函在東京的歐事研究會的李根源和譚人鳳等，「尚望蓄遠勢毋狃於目前，計全局毋激於一部。袁氏自失外款，本不足倒，惟在吾人一致進行，庶預備方有所著」[5]。對外政策方面，黃興認為，「袁賊以德、日之衝突，轉乞憐於美，內容想亦許以特別權利，故美亦極歡迎」[6]。因此，他在美努力制止美國對袁的援助。他「一面揭開袁賊黑幕，漸圖挽回外人之議論，使表同情於吾黨」[7]。一面籌集反袁所需之資金。但美國政府「頗取慎重態度」，對美工作進展不大。

  對外的另一個大問題是日本問題。日本乘機侵占德在山東的殖民權益及赤道以南的德國島嶼後，在一段時間中仍採取了拉攏袁世凱的政策。黃認為，「惟日政府態度已定，於吾黨行動必多掣肘」[8]。這一判斷是正確的。但11月7日日軍攻占青島後，他先後致函宮崎滔天和萱野長知探查日本的對華政策是否有變化，1914年11月10日致宮崎函中問道：「歐洲戰亂，擾及亞東，貴邦仗義興師，得收青島，均勢局面或有變遷。貴政府態度，得似（視）海陸兩部。前已得青島後，於吾人可與便利，不知能否實踐？乞為一探，速示方針。」[9]二次革命以來日本政府重視與袁關係，不敢也不想支持孫黃等革命勢力反袁。日本對孫黃革命勢力的政策並不是根據孫黃對日的期待和希望來決定的，而是從日本對袁世凱的政策來決定的。這一時期袁世凱已鎮壓了孫黃勢力，獨自君臨於中國，因此，日本力圖修好與袁關係。但另一方面，日本為侵占山東半島，迫使袁世凱同意在山東半島東部設立中立區時，又有利用孫黃的革命黨脅迫袁世凱的意圖。結果因袁屈服於日本的威脅，同意設立中立區，日本政府沒有支持革命黨反袁。這時期，日本執政的是大隈內閣。日本占領青島後，黃興雖然對日本抱有希望，但他認為在大隈內閣執政下難於實現。他指出，「隈閣與袁親交，只顧目前小利，於黃種前途，毫不思及」[10]。他在致宮崎函中又寫道，「貴國政府方針（指親袁言）倒執，於敝國之改革，頗生障礙，即將影響於將來東亞之前途」[11]。這些表明黃興不滿於大隈內閣的對華政策，對他不抱很大希望。他將希望寄託於大隈內閣的對立面，即犬養毅的國民黨和政友會等在野黨。國民黨當時反對大隈的對華政策。因此黃興認為「識微矚遠，是在民黨諸君，不知足下等已謀及否？」[12]此意就是讓萱野、宮崎等做一做在野黨的工作，「能倒之派或可與圖。請速謀之，詳示方略為幸」[13]。在東京，萱野等協助孫中山做了犬養毅及頭山滿的工作。頭山滿雖然認為大戰的爆發對中國革命有利，對日本政府對中國革命黨人的政策頗為不滿，但無能為力。犬養毅也認為「如周圍條件允許，現在是舉革命大旗之大好時機」，但對籌款之事，沒有明確表示態度。[14]有鑑於此，黃興對萱野、宮崎及犬養、頭山的期待變成泡影。但這些活動反映了黃興力圖利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來反袁的策略，這與孫中山是一樣的。但孫在日，黃在美，兩人聯日的迫切性和活動情況則有所不同。

  1914年下半年，日本占據膠州灣和膠濟鐵路後，1915年1月18日又向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妄圖獨霸中國。這使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中華革命黨人的反袁鬥爭也隨之加劇。加之，當時革命黨人內部分成兩大派別，他們的革命策略各異。在這種錯綜複雜的條件下，如何處理對袁和對日關係及反帝和反對國內政敵的關係，便成為黃興及革命黨人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當時革命黨人有三種選擇的可能：（1）聯日制袁；（2）待袁制日；（3）不討袁，不待袁，亦不聯日。大體來說，孫中山與中華革命黨是屬於（1）；何海鳴等屬於（2）；熊克武、程潛、李根源等也接近於（2），但兩者又有所區別；黃興等則選擇了（3）。下面分別敘述孫與黃的具體情況：

  孫中山在中日交涉「二十一條」時期，對「二十一條」「默不一言」。柏文蔚面見孫中山，要求他表態時，他表示：各同志可自行通電反對，他自己「另有對策」。[15]交涉時期孫中山對「二十一條」和對袁、對日的直接談論不多。1915年3月19日致康德黎夫人函中指責：「袁世凱作風之暴戾，對權力之貪婪，其本性之自私，與德皇毫無二致」，並稱袁為「徹頭徹尾親德人物」，希望英國不要支持他。[16]這是對袁的一種牽制措施，力圖在國際上孤立袁。這是孫反袁的一種表現。在該函中，他言及日本：「由於英國政府的干預及其保守影響，日本政府未敢給我們以友好支持。我們正不靠外援，獨立工作，深信必能成功。」[17]這表明孫抱有謀求日本支持和援助的希望，並將日本未予支援的原因歸結於英國的牽制。1915年4月7日，孫中山對日本太陽通訊社社長波多野春房說，「現在正通過某日本人（姓名秘而不言），謀求日本政府之援助，正在活動中」，倘若日本政府不援助，則赴歐美各地爭得他們的支持，並籌集軍資。[18]以上事實說明，孫中山欲利用日本與袁矛盾的激化，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以便打倒國內政敵袁世凱。這時期孫中山言論也證實了這一點，他對波多野說：「在日中交涉問題上……袁進退維谷，處境愈益窘迫，予將乘此時機，以遂平生夙願。」[19]在美的同志馬素等致函孫中山，請示孫：可否暫停國內革命運動，實行一致禦侮？孫復電稱：「袁世凱蓄意媚日賣國，非除去之，決不能保衛國權。」[20]這些再次說明，孫中山在選擇策略時，都是以反袁為其出發點的。孫中山在三十餘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終把反對國內政敵放在首位，為完成這一革命任務而利用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列強。「二十一條」交涉時期也正是如此。其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對「二十一條」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認識不足，而是他上述的革命戰略使他選擇這種策略的。

  黃興在「二十一條」交涉時期對袁和對日的策略則與以前又有所變化。二次革命以來，黃一直是反袁的，但這時他卻改變了對袁的策略。1915年2月25日黃興等聯名發出的通電稱：「興等流離在外，無力回天，遇有大事與吾徒有關者，亦惟謹守繩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21]這是不與袁合作，但亦不干擾之意。這與歐事研究會一些成員的「停止革命，一致對外」的主張也有所區別。黃興對袁不予干擾，並不是由於他對袁的認識不清楚，而是根據內外形勢所採取的一種策略。

  

  黃興之所以採取這種策略，與他對「二十一條」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的認識有關。黃興聞訊袁接受「二十一條」後，氣憤無已，與李烈鈞等17人聯名發出通電，痛加申斥：「外交失敗，喪權蹙國」，「條約既成，國命以絕」。[22]這明確表示了他對「二十一條」和日本帝國主義本性的正確認識。因此，這時期他改變力圖爭取日本援助之想法，明確表示：「興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國家大義蒙無所知？竊覽世界諸邦，莫不以民族立國。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23]與以往任何時期都不同，這時期黃興確定拒絕採取聯日的舉措。但是，黃興所採取的上述策略，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其原因何在？黃興認為：「實由吾國自始無死拒之心，而當局尤有不能死拒之勢，外人審此，恫嚇以乘，至不擬吾於困獸蜂蠆之論，其所以然，則一國政權集結一人之身，與吾接者只見一人不見國民，人以一國而敵一人。」[24]這裡，他將外交交涉失敗的原因歸結於袁的獨裁專制，把鬥爭的矛頭重新指向袁。

  「二十一條」交涉時期，如將黃興與孫中山的策略相比較，兩者則不同：一、孫將反袁當作首要的國民任務，而黃不干擾袁或暫停反袁運動；二、孫力爭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而黃暫不要求日本的援助。產生此種不同策略之原因，不在於兩者對袁和對日認識的不同，而是兩者持不同的革命戰略所致。黃興在中國近代社會中的兩大矛盾中，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時，將反對國內政敵的鬥爭放在次要的地位。孫中山則始終把反對國內政敵的鬥爭放在首位。

  但袁接受「二十一條」並欲稱帝時，孫中山和黃興在反袁問題上重新達成一致，從而消除了兩人自二次革命以來的分歧，重新團結，共同反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