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綜觀護國運動時期黃興與日本的關係，黃興對國內政敵袁世凱的戰略決定了他的對日策略。堅決反袁時，即利用日本與袁世凱的矛盾，積極爭取日本對其反袁運動的支持和援助。不急於反袁或不反袁時，則不積極爭取日本的援助。這就是說，黃決定對日政策時，其對袁的戰略起決定性的作用。而日本亦是根據每個時期或者每個事件中的對袁政策如何，決定對黃政策。如需要與袁改善關係或保持一定關係時，則不會支持黃興反袁；如需要反袁時，即利用黃興，並給予一定的支持和援助。這就是說，日本決定對黃政策時，其對袁的政策也起決定性作用。黃興與日本在決定政策與策略時，都將不同時期對袁的態度放在首位，對袁的戰略與政策決定黃興對日策略和日本的對黃政策。這是辛亥革命以來黃興與日本關係的一種規律。

  這時期孫中山始終把反袁的革命任務放在革命戰略的首位，而且始終堅決反袁。因此，他始終爭取日本對反袁鬥爭的支持和援助。黃興則不同，一戰爆發後日帝侵占山東時期、「二十一條」交涉時期和護國運動時期，他對袁的戰略有所不同，因此他對日的策略隨之發生變化。孫黃對日策略不同的根源在於對袁戰略的異同上。兩者的對袁戰略一致時，他們的對日策略也大體一致；他們的對袁戰略不一致時，他們的對日策略也就不同。

  護國戰爭前後是日本加緊侵略中國的時期。1914年11月至12月，日本先後侵占膠州灣和膠濟鐵路，1915年春又強提稱霸中國的「二十一條」，此時黃興求援於已成為中國頭號敵人的日本並不是由於他對日本的侵略本性認識不清，而是圍繞中國形成的雙重國際關系所決定的。日本與歐美列強維護在華既得利益時往往能夠採取一致行動，但在擴大新權益時，又相互爭奪，相互牽制。中國與日本、歐美列強的關係是侵略與被侵略的對立關係。但中國利用日本與歐美列強之間在中國擴大新權益時產生的矛盾，可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或利用歐美列強抵抗日本，或利用日本牽制歐美列強。護國運動時期，中國出現南北對峙，南北當局便都是利用日本和歐美列強在華利益上相互爭奪、相互牽制的矛盾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日本與歐美列強也為各自的在華目的巧妙地利用中國的各種勢力。這種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不僅決定了黃興對日本和歐美的策略，而且決定了日本及歐美列強對黃興的政策。

  黃興是中國革命黨的代表之一，他與日本某些政府官員的交涉實質上關係到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黃興要實現其革命的理想，日本企圖維護和擴大在華利益，兩者在為實現各自的目的時，都採取了現實的靈活態度，在對袁的態度與舉措上暫時找到了某種契合點。

  黃興對日本採取這種靈活和實用的政策是有其必然性的。這時期黃興及其革命黨勢力是夾在袁世凱與日帝之間的第三種勢力，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推翻袁世凱的統治。但他們力量薄弱，不得不利用列強。袁親歐美，歐美列強也支持袁，而不會支持反袁的黃興等。黃興在美國曾嘗試尋求援助，但沒有得到回應。因此，黃興不得不爭取日本的支持。這時期日本因侵占山東和強提「二十一條」而進一步激化了與袁及與歐美列強的矛盾。黃興則利用這兩對矛盾，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而日本的政策則是當北京政權掌握在親歐美的袁手上時，如果客觀條件允許，即支持反袁的黃興等革命勢力。如北京政權掌握在親日的人物手中時，日本則反過來壓黃興等反對北京政權的勢力。

  護國運動前後時期，中國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這就給孫黃提出了如何處理對內革命任務和對外革命任務關係的問題。如上所述，孫中山始終將推翻袁世凱的對內革命任務放在首位。他認為，將賣國的袁世凱統治推翻後，就不難完成收回喪失的國家主權、實現民族獨立的對外革命任務。因此，他不僅把反對日帝侵略放在次要的地位，而且極力利用袁與日本之間的矛盾，爭取日本對反袁運動的支持和援助。黃興則有所不同。日本侵占膠州灣、膠濟鐵路，強提「二十一條」時，他不急於展開反袁鬥爭。主要原因便是由於日帝的瘋狂侵略，與日帝的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此時黃興暫時調整了二次革命以來的反袁革命戰略，由於這一調整，1914年8月至1915年5月上旬黃興沒有爭取或者不積極爭取日本的援助。5月9日，袁接受「二十一條」並欲稱帝時，黃興隨即調整革命戰略，將反袁的對內革命任務放在首位，並為此積極爭取日本的援助。與孫的戰略相比，黃興的戰略更具靈活性，更適合於那一個時期的實際需要，並能爭得廣大民眾的同情與支持。日帝侵占山東半島，強提「二十一條」，中國人民的反日運動此伏彼起的情況下，反對日本侵略應成為進步政治勢力義不容辭的責任。孫中山對戰略和策略不做任何調整，一味求助於日本，很難為中國廣大民眾接受，對爭取民眾的支持和擴大革命力量產生不利的影響。

  護國運動時期，孫黃最關注的是居正領導的山東起義。孫黃從日本得來的軍資和軍械，優先供應給起義軍，而且起義的背後有占領山東半島日軍的直接支持。應該說，這一起義在孫、黃的革命運動的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當時中國社會潮流是反日的，孫黃在日本的支持和援助下發動起義，與中國廣大民眾的反日情緒發生牴觸，對社會產生了消極影響，響應起義的民眾為數極少。因此，山東起義猶如廣州起義、惠州起義，具有積極和消極的雙重性。

  其實，在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運動中，黃興與日本之間的關係亦有這種雙重性。從革命運動的短期利益來說，日本對黃興革命運動的支持，儘管是短暫的，但對革命任務的完成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這是黃興等迫在眉睫的革命利益與利用日本援助的策略在短暫的歷史時期內的相互統一。因此，應當予以適當的積極評價。

  但從長遠來看，黃興未能把革命的長遠利益、整體利益和最終理想與利用日本援助的策略統一起來。統一需要一個條件，即需要增強自身的力量，只有依靠自身革命力量的增強，才能實現革命理想與策略的統一，完成對內外的兩大革命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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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黃興在十五年的革命生涯中未能把兩者統一起來。這與中國近代社會潮流有關。甲午戰爭以來，日本替代英國逐漸成為侵略中國的最危險的敵人，因此近代中國社會潮流是反日的。黃興的對日策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逆潮流的。如辛亥革命時期他堅決要將漢冶萍公司改為中日合辦，遭到股東的反對。這表明黃興是在與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相對立的情況下推行這一舉措的，這便脫離了民族資產階級，削弱了自己所依存的階級基礎。護國運動時期，中國社會輿論雖然反袁，但日本侵占山東半島、強提「二十一條」以來，中國社會反日潮流風起雲湧，黃興轉而依靠日本的策略不能不說是脫離了廣大民眾，削弱了其革命所依存的群眾基礎。這使他反過來加深了對日的期待和依靠，這是一種惡性循環，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極為不利。

  注釋

  [1]《犬養毅與孫文會見之事》乙秘第1651號，1914年8月27日。

  [2]參照拙著《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196頁。

  [3]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90頁。

  [4]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編：《黃興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90頁。

  [5]《黃興集》，第389頁。

  [6]《黃興集》，第390頁。

  [7]《黃興集》，第390頁。

  [8]《黃興集》，第389頁。

  [9]《黃興集》，第393頁。

  [10]《黃興集》，第393頁。

  [11]《黃興集》，第395頁。

  [12]《黃興集》，第394頁。

  [13]《黃興集》，第393頁。

  [14]《犬養毅與孫文會見之事》乙秘第1651號，1914年8月27日，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5]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轉引自《近代史研究》增刊《黃興研究文集》，1994年，第206頁。

  [16]《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163頁。

  [17]《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163頁。

  [18]《孫文之談話》，乙秘第657號，1915年4月8日，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9]《孫文之談話》，乙秘第657號，1915年4月8日，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20]李雲漢編：《黃克強先生年譜》，台北，1973年，第386頁。

  [21]《黃興集》，第399頁。

  [22]李雲漢編：《黃克強先生年譜》，台北，1973年，第387頁。

  [23]《黃興集》，第397頁。

  [24]李雲漢編：《黃克強先生年譜》，台北，1973年，第388頁。

  [25]《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3頁。

  [26]《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45～46頁。

  [27]詳見拙著《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第198～203頁。

  [28]《黃興集》，第423頁。

  [29]《黃興集》，第423頁。

  [30]《黃興集》，第411～412頁。

  [31]毛注青編：《黃興年譜》，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6頁。

  [32]《宮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12～315頁。

  [33]《宮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312～315頁。

  [34]詳見拙著《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第353～412頁。

  [35]《原敬日記》第4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7～178頁。

  [36]《原敬日記》第4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7～178頁。

  [37]《原敬日記》第4卷，福村出版社1965年版，第177～178頁。

  [38]《黃興集》，第394頁。

  [39]《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6頁。

  [40]1916年7月3日黃興致小池張造電，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41]《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3頁。

  [42]《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3～184頁。

  [43]《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5頁。

  [44]《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5頁。

  [45]《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4頁。

  [46]《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3、185頁。

  [47]《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5頁。

  [4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6頁。

  [49]《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5頁。

  [50]《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6頁。

  [51]《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6頁。

  [52]《日本外交文書》，大正5年，第2冊，第186頁。

  [53]參照拙著《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第199～200頁。

  [54]栗原健編著：《對滿蒙政策史的一面》，原書房1981年版，第148頁。

  [55]《黃興集》，第435頁。

  [56]毛注青編：前揭書，第281頁。

  [57]毛注青編：前揭書，第281頁。-《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290頁。

  [58]《黃興集》，第434～435頁。

  [59]1916年7月4日福岡縣知事谷口留五郎致石井外務大臣電，高密，第9321號，日本外務省史料館藏。

  [60]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近代中國密錄》第241卷，原書房1975年版，第6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