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試探對孫中山「滿洲租借」問題的態度 1.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狀況

  「滿洲租借」問題是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與日本關係中的一大懸案。日本學者對此做了大量研究，[1]國內的一些論著也有所涉及。這裡先回顧一下此問題的提出和日本學者對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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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提出此問題的是山田純三郎。他在1943年出版的《森恪》一書中作為回憶陳述了此問題。他說，1913年夏天二次革命爆發後，在東京的森恪致電山田，稱如孫把滿洲割讓給日本，日本則提供裝備兩個師的武器和現款兩千萬日元。山田與宮崎滔天商議後兩人赴寧，與孫和胡漢民談了此事。孫與隔屋的黃興協商30分鐘後，表示同意。山田把孫的意思打電話告訴在東京的森恪，森恪回電指示向南京下關派日軍艦，接孫到九州三池，在這裡與桂太郎會談此事。孫則表示，目前情況下本人不能赴日，可派黃興作為代理。森同意黃興來日。這樣，一切談妥，只等軍艦到來，但軍艦並沒有來接黃興。[2]根據這一回憶，包括筆者在內的國外學者都曾認為此事發生於二次革命時期。

  1981年久保田文次在《孫文的所謂「滿蒙讓與」論》一文中，對山田的回憶提出質疑，並做了一番考證。久保田根據有關人員的當時情況和孫中山的滿蒙意識等各方面分析，得出結論：（1）所謂孫「讓與滿蒙」之事並不是發生在二次革命時期；（2）類似的交涉在其他時期存在的可能也不可否定。[3]久保田從國會圖書館的有關山縣有朋、井上馨等人的史料分析，辛亥革命時期孫、黃與井上、益田孝、森恪之間可能有過以提供滿蒙權益為條件的借款交涉，但由於山縣的反對，沒有實現。[4]

  1982年3月和6月，藤井升三在《辛亥革命時期孫文關係資料——有關「滿蒙問題」的森恪書簡》和《孫文的對日態度——以辛亥革命時期的「滿蒙租借」問題為中心》等文中，先後發表了他在日本三井文庫中新發現的森恪於1912年2月5日和8日致益田孝的兩封信，[5]進一步證實了久保田的推測，並斷定此事發生在1912年2月即辛亥革命時期。

  「租借」或「讓與」滿蒙一事是涉及國家主權的重大問題，同時涉及中日雙方。但中方卻至今未發現可供下結論的有關資料。筆者為解決這個問題，曾去東京三井文庫查閱了森恪的兩封書簡和有關史料。三井文庫現供大家閱覽的是複印件，而且沒有信封。筆者請求該文庫工作人員拿出原件查閱，但原件也沒有信封。該文庫有三井物產公司的《社報》，而森恪是三井物產公司上海支店的職員。《社報》詳載了該公司駐外人員回國、出國時間，森是1912年1月5日從上海抵東京的。[6]不過《社報》沒有記載他回上海。鑑於書簡沒有信封即沒有從上海發的郵戳和沒有記載他回上海的情況，以及在山田回憶中森恪是坐鎮東京並沒有直接參加會談的，我曾懷疑書簡是否森在東京寫並從東京發的？但後來在盛宣懷檔案中發現了1912年2月1日三井物產公司常務董事山本條太郎從上海致孫中山的函件。該函寫道：「森恪君今日晨（由日本）到達，將有很多事須與閣下商談，尚祈為貴政府之利益與中日兩國之關係，予以接待為盼。」[7]這就證明2月森恪確實在上海、南京，到4月才回日本。[8]這證實了這兩封信的確是從上海發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