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二次革命爆發之後

  第五個階段（7月中旬至7月底），孫中山主張武力討袁，並關注日本和列強對二次革命的反響。

  7月12日，李烈鈞在江西舉兵討袁，宣布獨立，二次革命爆發。14日，孫中山召見有吉總領事，談了自己的想法。他說：「江西是試金石，只有堅決奮鬥」；黃興赴南京，今日可能宣布獨立，廣東、福建也不日獨立；如按預期進展，將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如長江一帶形勢不利，則把它設在廣東。孫把江蘇、江西、浙江、福建、廣東、湖南、山西、陝西都算在自己的勢力之內，認為南北力量大體上相等。孫中山對軍費問題有些悲觀，想在近期內設法解決，但沒有乞求日本提供資金或軍械，只顧慮日本的意向和外國人對二次革命的反應，一再問及此事。對此，有吉答道，日本的意向尚不清楚，但如保持外人居留地的安寧，則不會招致外人反感；至於對占領江南製造局的北軍，應慎重行事。這也是孫中山所苦惱的問題，但有吉沒有就是否由列國領事團勸北軍撤回表態。據有吉致牧野電，當時孫中山尚無十足信心，對時局甚為憂慮。[49]

  但是幾天以後，孫中山信心大增，對日態度也有了變化。7月21日，孫中山與有吉面談，當時南京、安徽、廣東、上海已相繼宣布獨立，革命形勢發展迅猛。有吉在致牧野的電報中說，孫中山「意氣昂揚，非常得意」，談了各省相繼獨立的大好形勢。[50]孫斷言，如果袁不辭職，則不能期望和平；他致電袁，促他辭職，[51]如其不從就向全體國民發出促令袁辭職的宣言。[52]這次談話表明了孫中山與袁世凱鬥爭到底的決心。

  孫中山的這種決心，使他公然批評日本和歐美列強。他說：「在五國借款成立之際，我向各方預言此項借款必成為內亂的原因，但哪個國家也不聽，假借中立之名，都採取了對己有利的政策，即暗中援袁的方針。」他還說：「南方上下都信賴日本，對日本抱很大希望，但日本卻和列國一起，依然採取利己的中立態度，使日本失去了大家的信賴和希望。」這是孫中山訪日歸來後對日本的第一次批評。但這個批評不是要與日本決裂，意在得到日本的協助，他「希望日本，勸誘一兩個國家，率先給袁以辭職的友好勸告，如其他國家狐疑，可由日本單獨勸誘他」。孫中山斷言：「袁仰賴於外國，如外國進行此種勸告，袁將格外迅速地服從，立即實現和平。」[53]這說明，孫中山雖然主張武力討袁，但未完全放棄通過列強勸告解決反袁問題的希望。有吉在與孫中山的這次談話中，再次說明了日本政府的方針，並以個人身份發表看法說，如進行那種勸告就開了外國干涉中國內政的先例，勸孫不靠外援，從內部解決問題。但是，孫中山堅持己見，他說：「袁始終以外援為生命，終於以蒙古為誘餌，依靠俄國。外國的插手和干涉，鑑於現狀，事實上難免。在我們希望的時候，不如由日本掌握主動是有利的。」[54]有吉沒有明確拒絕孫中山的這一要求，遂將這一情況電告日本政府要人。但牧野立即於22日電訓有吉，斷然拒絕孫中山的要求，還批評有吉與孫談話時留了餘地。[55]

  日本不支持孫中山和二次革命的態度是堅決的。二次革命爆發後，胡漢民為把廣東的軍隊迅速運往長江流域，曾向香港總領事今井提出借用日本商船，但遭今井拒絕。[56]7月25日湖南宣布獨立後，為籌集軍費而向長沙的三井物產公司支店提出借款二百萬日元。[57]但漢口總領事芳澤和牧野外相不許三井公司提供借款，理由有三點：1.此次衝突可能以袁的中央政府勝利告終，2.袁中央政府不承認和南方訂立的借款契約，3.此款等於向南方提供軍費。此外，此款的交涉還受到了黎元洪的牽制。7月31日，黎質問芳澤總領事是否由三井公司向湖南提供了貸款。[58]結果這項貸款終未成立。

  與此同時，日本當局嚴厲限制一些軍人和浪人在江西參與李烈鈞的軍事活動。7月18日，外務省致電漢口、上海、廣東等地的駐華領事館，重申對二次革命的所謂中立方針，指令：「不允許日本文武官員參與中國內亂。如居留該地的日人參與，則毫不猶豫地採取不許繼續居留該地的措施。」[59]軍部也採取了同樣措施，同一天，陸軍參謀總長致電駐北京公使館武官坂西大佐和漢口駐屯軍司令與倉以及上海、江西等地的日本軍人，要求不許參與南北「內亂」，因偵察去南北軍駐地的人員也不許久留該地。[60]不過一些日本軍人不顧政府、軍部的指令，繼續參與李的軍事活動，7月27日的沙河鎮戰鬥中，曾有日人平山某陣亡。

  日本口稱中立，實際卻為袁世凱提供了方便。7月23日，日本日清汽船公司派船將袁軍兩門大炮和三百支槍從沙市運到漢口。[61]這是駐漢口總領事芳澤同意實施的。在此之前的7月3日，芳澤曾致電牧野外相，表示了應該支持袁世凱的看法。他說：「鑑於中國現狀，支持和利用中央政府對擴大我權益是有利的，實際情況也是朝這一方向發展的。」[62]日本此時支持袁世凱並不是偶然的。日本先已估計到袁勝孫敗，因此南北緊張乃至雙方發生武裝衝突時，便自然地遠孫近袁。二次革命時期日本對孫中山的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對袁政策相對存在而實施的。

  第六個階段（7月底至8月）。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先想離滬赴粵，再圖舉兵，但廣東都督陳炯明無意歡迎。孫遂改赴日本，希望日本政府允許他以日本為基地進行新的革命活動，並希望得到日本政府和軍部的經濟、軍事協助。對此，日本當局採取了什麼態度呢？

  這裡先談談日本對黃興的態度。黃興在南京情況危急時打算離寧赴粵，再圖舉兵。7月27日，黃通過第八師旅長王考縝向南京大和商會的野村提出，希望當晚乘日艦或日商船赴粵。[63]但牧野外相翌日電告南京領事船津，拒絕了黃的要求。[64]日海軍採取了靈活的政策，7月29日，海軍省次官指令游弋在長江和東海的第三艦隊司令官，如南方領袖要求避難時，雖不採取主動保護措施，但根據外交慣例，不能不收容，並把他們轉移到他們要去的地方。[65]

  7月28日，黃興和他的參謀長黃愷元潛入泊於南京的日艦龍田號，29日乘日艦嵯峨號赴滬。為防止此事泄露，海軍大臣齋藤實指令第三艦隊司令官，可根據具體情況採取如下對策：1.儘可能否認收容黃興的事實；2.如情況不能完全否認時，則言明黃興為脫險曾來龍田艦要求保護，但當時情況不算危險緊迫，帝國軍艦遵照以往採取的公平態度，拒絕了這一要求；3.如收容之事已泄露，採取第二項措施不利時，則言明：黃興為脫險投奔龍田艦要求保護，我艦隊從人道主義出發，一時加以保護，時隔不久他便離開該艦。[66]日本海軍的做法，一方面是為自己解脫，一方面也有保護黃興之意。當時，牧野外相曾就黃興問題與海軍大臣商議，態度有些不同。29日和30日，牧野接連致電南京領事船津和上海總領事有吉，命其阻止黃興來日，但可請他去香港或其他安全地方，萬不得已時可暫時潛往沖繩。[67]牧野阻止黃興赴日的原因是怕外界產生日本援黃的誤解，進而影響日本與袁及列強的關係。

  

  在上海，有吉總領事和第三艦隊司令按照牧野外相和齋藤海軍大臣的指令，具體安排孫中山和黃興轉赴香港和廣東。7月30日，黃興乘嵯峨號艦抵滬，翌日轉乘日商船靜岡丸赴香港。8月1日，牧野外相又電訓香港總領事今井，命其設法避開黃興赴日。[68]8月2日，孫中山也乘德國約克號船離滬赴港，準備在廣東再次舉兵。他和黃興都相信廣東都督陳炯明。但是，在戰局逆轉的形勢下，陳以孫黃來廣東會使士氣沮喪為由，反對孫黃來粵，勸二人轉赴日本，同時還請日本駐廣東總領事赤冢協助。[69]赤冢和今井總領事請陳派炮艦到香港接走孫黃，但陳未派。8月3日，黃興抵港，同日孫中山也到達馬尾。兩人原擬在香港會晤。但孫中山在馬尾獲悉廣東形勢逆轉後，4日轉赴台灣基隆港。3日晚11時，黃興與香港總領事今井面談，今井勸黃去新加坡，黃未同意，最後決定由日本赴美國。今井總領事擬用日人名義為黃辦理赴美護照，但被牧野外相否決。4日，黃興乘三井物產公司的第四雲海丸船離香港，9日抵下關，27日到東京。8日，孫中山抵門司，經神戶，18日到達東京。

  二次革命前後，孫中山對日本的希望和要求隨著反袁策略的變化而改變，當他覺得自己力量不足時，曾經希望得到日本協助。為什麼孫中山對日本有所期待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1897年以來他和日本的傳統關係，以及他在1913年2～3月訪日時曾受到日本朝野隆重歡迎；二是日本和袁世凱之間的微妙矛盾；三是日本同支持袁世凱的歐美列強有矛盾。

  但是，孫中山對日本的期待最終變成了泡影，原因在於他和日本之間存在著三個根本分歧和矛盾。其一，日本不相信孫中山能戰勝袁世凱而統一中國，也不指望通過孫獲取在華利益。其二，孫中山是為維護共和制而爭取日本的支持；而日本是君主立憲國家，深恐中國的共和思想及體制影響日本，因而採取戒備態度。其三，日本從維護在華利益考慮，與袁保持著微妙關係。二次革命時期日本的對孫中山政策是日本對外總政策的一部分，是服從於總政策，並受其制約的。當時日本的對外政策是由對華、對孫、對袁、對歐美列強等政策組成的。對華政策是制定對孫政策的前提和基礎。支持和援助孫中山，對日本的對華政策是否有利，這是決定對孫政策的前提和基礎，還受到對袁、對歐美列強政策的牽制。

  辛亥革命以來，英美等列強支持袁世凱，袁也是靠他們的援助竊取辛亥革命成果的。因此，與列強爭奪在華權益的日本，曾經對袁世凱存有很大戒心，一些日本浪人甚至要暗殺他。但在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君臨中國，而且在南北對立中占有軍事上的優勢。因此，日本也從對華政策的利益出發，不得不調整和改善與袁的關係。而且日本和歐美列強一樣，認為袁世凱是安定和統一中國所不可缺少的「強人」，因此不得不討好袁。鑑於以上原因，日本在孫袁對立中不敢公然支持孫中山。而袁也為阻止日本支持孫中山，採取了種種牽制性措施。另一方面，歐美列強對袁世凱的支持反過來也牽制了日本，因為日本如果支持孫中山，就將開罪於歐美列強。當時日本是二流帝國主義國家，它的對外政策還不能不依賴英美而與其協調。因此，二次革命時期日本的對孫政策，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形成的。

  注釋

  [1]《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206、338頁。

  [2]1913年3月26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30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3]1913年3月26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30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4]1913年3月26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30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5]1913年3月27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21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6]1913年3月29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33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7]原檔記為26日，此電是30日0時30分從上海發的，據此分析，26日為30日之誤。

  [8]1913年3月30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37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9]1913年3月30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37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0]1913年3月30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37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1]1913年3月31日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16號。3月31日，有吉將此電轉致牧野外相，其電為39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12]1913年3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881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3]1913年3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23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4]1913年3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881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15]1913年4月1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42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16]1913年4月1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43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35～336頁。

  [17]《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54頁。

  [18]《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37頁。

  [19]1913年4月7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48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0]1913年4月25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67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1]1913年4月5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46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2]1913年4月1日陸軍省次官本鄉致漢口駐電軍司令與倉電，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3]1913年4月9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28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24]1913年4月1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43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36頁。

  [25]郭廷以編：《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90頁。

  [26]《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56～57頁。

  [27]1913年5月6日齋藤少佐致宇都宮少將電，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28]1913年5月6日齋藤少佐致宇都宮少將電，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29]1913年5月15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86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30]《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60～61頁。

  [31]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原書房1972年版，第33頁。

  [32]1913年5月19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90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33]1913年5月24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39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34]1913年5月24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39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35]1913年5月22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94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36]1913年5月25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83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37]1913年5月27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99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38]1913年5月27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99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39]1913年6月1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105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59頁。

  [40]臼井勝美：前揭書，第32頁。

  [41]1913年6月10日駐漢口總領事芳澤致牧野外相電，第116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42]1913年6月11日牧野外相致漢口總領事芳澤電，第43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43]1913年6月11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114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61～363頁。

  [44]羅家倫主編：《黃克強先生書翰墨跡》，「中央文物供應社」1973年版，第272頁。

  [45]1913年6月24日駐香港總領事今井致牧野外相電，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46]1913年6月30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128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62～363頁。

  [47]1913年7月6日駐香港總領事今井致牧野外相電，第38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48]1913年7月8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132號，《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63～364頁。

  [49]1913年7月15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135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66～367頁。

  [50]1913年7月21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152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51]《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68～69頁。

  [52]《孫中山全集》第3卷，第66頁。

  [53]1913年7月21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152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54]1913年7月21日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電，第152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55]1913年7月22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41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56]1913年7月19日駐香港總領事今井致牧野外相電，第41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57]1913年7月26日駐漢口總領事芳澤致牧野外相電，第212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58]1913年8月1日牧野外相致漢口總領事芳澤電，第223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59]1913年7月18日日本外務省致漢口總領事芳澤等駐華領事電，日本防衛研究所藏。

  [60]1913年7月18日長谷川參謀總長致與倉華中派遣隊司令官電，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61]1913年7月23日駐漢口總領事芳澤致牧野外相電，第208號，日本防衛廳藏。

  [62]1913年7月3日駐漢口總領事芳澤致牧野外相電，第502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63]1913年7月28日駐南京領事船津致牧野外相電，第64號，日本外交史料館藏。《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76～377頁。

  [64]1913年7月28日牧野外相致南京領事船津電，第10號，見《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77頁。

  [65]1913年7月29日日本海軍省次官致第三艦隊司令官電，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66]1913年7月31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69號，見《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85～386頁。

  [67]1913年7月30日牧野外相致上海總領事有吉明電，第67號，見《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79頁。

  [68]1913年8月1日牧野外相致香港總領事今井電，第41號，見《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2冊，第387頁。

  [69]1913年8月1日駐香港總領事今井致牧野外相電，第52號，日本防衛研究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