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宋教仁被暗殺之後

  第一個階段（3月25日至3月31日），孫中山想通過國會解決袁世凱辭職問題，他對日本並未提出更多希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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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國民黨在國會中占據多數席位，因此孫中山認為國會有力量彈劾袁世凱。3月26日，即孫中山返抵上海的第二天，他首次會見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有吉明，談了自己的上述想法。他對袁世凱暗殺宋教仁非常憤慨，表示不能熟視無睹。但他沒有說到武力討袁，而是主張「用正當的手段，訴諸世界公議，以此排斥他」[2]。

  孫中山的這種說法是符合他當時的思想實際的。當時，廣大民眾經過辛亥革命的動亂，渴望安定和平的生活。作為一個革命的政治家，孫中山在政治解決尚有希望的情況下，是不願輕易動用武力的。由於孫中山在這一時期主要是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即通過國會解決袁問題，因此沒有向日本提出具體要求，僅希望日本對中國南北局勢「予以充分注意和警戒」[3]。有吉總領事當天即把會見情況電告外相牧野伸顯，內稱：「這不僅成為南北分裂的原因，而且北方也難免陷於混亂局勢。」[4]他認為，彈劾袁世凱將引起中國南北分裂，中國政局將再次動亂。這個判斷，成為日本政府制定對孫中山和二次革命政策的依據。27日，駐北京公使館武官青木宣純少將向軍部報告，稱上海國民黨的一些人慾派刺客暗殺袁世凱和趙秉鈞。

  牧野外相接到有吉和青木的電報後，27日電令有吉總領事，速向孫中山轉告青木報告的情況，請孫「叫黨員切勿輕舉妄動」，「現在中國是最需要避免動亂、保持平靜的時候，南北權威人士如訴諸引起相互猜疑的謠傳的手段，則局勢立即混亂，局面難以維持」。[5]有吉總領事於28日走訪孫中山，轉達了牧野外相的意見。對此，孫中山否認國民黨黨員進行暗殺活動，表示「堅決採取光明正大的手段，在議會上彈劾袁世凱」，如果袁世凱用武力對付議員，則「我方也用武力與之對抗，南方已有這一決心」。[6]可以看到，孫中山思想上有些變化，但出發點是對袁的武力防備，而不是主動以武力討袁。有吉還與黃興面談過，黃興的看法和孫中山大體相同。

  但是，當時的國會能否彈劾袁世凱？孫中山對此產生了懷疑，進而有避開南北衝突去日本的想法，並在30日[7]會見有吉時談了這一想法。據有吉明報告，孫中山當時對時局表示憂慮，對有吉明說，如有可能，自己則站在南北雙方的中間，用和平的方法收拾局勢；但當地情況，如你所知，熱衷於同北京的對抗，如被卷進這一旋渦，從大局來說甚為不妙，因此希望暫時離開此地，旁觀南北雙方的局勢，予以注意和忠告，儘可能謀求用和平手段解決的方案。[8]當時孫夫人因車禍負傷，在東京築地的聖·路加醫院住院治療。孫擬借看望或接回夫人的名義，於4月4日再赴日本，在東京逗留幾日，然後偕夫人前往箱根或輕井澤，在那裡將來自南北雙方的情報及自己的看法轉告日本當局。他赴日時準備隱姓埋名，秘密旅行。他還說，如不能赴日，便改赴其他地方。據有吉電，孫中山於29日從正金銀行取出3萬元，匯往香港和日本等地。[9]孫中山赴日的目的是在4月8日召開國會後的兩周避開中國。此外有無其他目的，尚無材料可證。據現有史料分析，這次赴日目的是消極的，是想避開南北鬥爭。

  有吉總領事對孫中山的要求表示理解，並於當日電告牧野外相。他認為，孫赴日目的是暫時擺脫政治旋渦，以求公平解決，對我方也不抱什麼期待，故無必要阻止他赴日。[10]至於公開或秘密赴日問題，請牧野外相電示。有吉未深談同意孫中山赴日的原因，但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在致有吉總領事的電報中說得很清楚。他認為，「孫若不能赴日，則避到其他地方。毋寧將其引至日本國：此不失為基於帝國方針利用孫之又一策，在帝國政策應用上，也為得策」[11]。他認為，孫即使隱姓埋名秘密赴日，也不可能阻止他在日本拋頭露面。反而會引起國內外猜疑，因此不如借看望其妻子的名義公開赴日。

  但是，牧野外相不同意孫中山赴日，31日電訓有吉總領事說：孫再來日是不得策的，應阻止他來。理由是：孫中山訪日期間及回國後曾鼓吹「親日」，這樣的人在宋教仁被暗殺而上海為世界所矚目的時候再次來日，「不可避免地引起內外的誤解和猜疑」。[12]言外之意是怕孫來日會引起袁世凱和歐美列強的猜疑，進而累及日本。可見，牧野外相拒絕孫中山赴日也是從維護日本帝國的利益出發的。日本帝國的利益是日本對孫政策的核心，是制定對孫政策的基礎，是否同意孫中山赴日，完全視是否有利於日本帝國的利益而定。牧野外相拒絕孫中山赴日，並不是他個人的意願，而是日本政府的方針。同一天，即3月31日，日本內閣在首相官邸研究了中國形勢及對孫政策，並決定：帝國政府對中國南北糾紛「全然採取中立不偏的方針，且無意乘此爭端謀求何等特殊利益」[13]。這是日本政府對二次革命和孫中山所採取的基本方針，並根據這一方針，對孫中山採取了不予援助的政策。

  日本政府採取這一政策的原因，首先是與日本國內政局變動有關。1913年2月11日，日本發生大正政變，曾支持孫中山的桂太郎內閣下台，新的山本內閣執政，內閣的更迭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對孫政策。其次，它與日本政府對中國南北力量的估計有關。日本一開始便估計到，如南北發生武裝衝突，南方革命黨人敵不過北方的袁世凱，肯定遭到失敗而逃亡國外。牧野外相在3月31日對有吉總領事的電訓中就指出，如孫中山遇險，要到日本避難的話，予以協助。[14]因此，日本不會支持即將在南北衝突中失敗的孫中山。再次，它與辛亥革命時期日本的對華政策有關。當時，日本雖打著中立旗號，暗中卻「支持」和「支援」了南方革命黨人，結果得罪了辛亥革命後君臨中國的袁世凱。革命後，日本設法調整與袁世凱的關係，因而不願支持與袁對立的孫中山。最後，它與日本的對華貿易有關。辛亥革命期間，因中國政局動亂，日本對華貿易銳減，影響達半年之久。因此，日本希望中國避免武裝衝突，保持平靜。

  根據日本帝國的對孫政策和牧野外相3月31日的電訓，有吉總領事於31日拜訪孫中山，轉達了日本政府不同意孫赴日的意見。對此，孫中山表示理解。並且說，同志們也勸自己暫留此地，「即使赴他地，也暫時推遲。如不能赴日，則赴廣東或香港」[15]。孫中山暫時未離開上海，與他對日本及列強持有新的希望和要求有關。隨之，他的反袁策略也有了變化。

  第二個階段（3月31日至4月上旬），孫中山希望依靠日本和列強對袁的勸告和壓力，迫使袁辭職。

  3月31日，孫中山對有吉總領事說，此時能否和平解決時局，要看列國的態度如何。有吉問其意，孫答：「由列國對袁世凱施加壓力，讓他辭職」。有吉反問道，如列國對袁施加壓力，不等於希望列國干涉中國內政之意嗎？孫回答，即使不施加壓力，由列國對他予以「啟發」也可以，如怯懦的袁有意表示立即辭職，則給袁以充分的名譽讓他退下來，圓滿解決之。[16]當時黃興也持同樣想法。

  這個時期孫中山仍然想用和平方法解決袁辭職問題，但在策略上卻由依靠自己的力量——國會，轉變到依靠外來力量——列強方面，並且是從彈劾袁轉變為讓袁以體面的形式辭職。孫中山還設想在萬不得已時，利用選舉排除袁世凱而另選他人充任總統。[17]這不能不說是孫中山的妥協和退讓。但鑑於當時情況，也不無一定合理性。孫中山對有吉說，據來自北京的消息，袁正積極備戰，國會召開前肯定施行暴力，有可能暗殺準備提出彈劾案的議員，因此不能提出彈劾案，即使提出也不會成立，所以從國會得不出滿意的結果。孫中山依靠日本和列強的壓力來解決反袁問題的設想，顯然與上述情況有直接關係。

  依靠列強的壓力迫使袁世凱下台，實際上是行不通的，日本和歐美列強是不會聽從孫中山的這一意見的。英國自辛亥革命以來一直支持袁，美國也急於承認袁的北京政權。日本雖自辛亥革命以來對袁存有戒心，但因袁掌握北京政權，是中國最強力的人物，因而把統一中國的希望寄托在袁身上，不願對袁施加壓力。再者，由於英美的牽制，日本也不敢公開反袁。在這種情況下，即用和平方法不能解決反袁問題之後，孫中山的思想不得不轉變到武力反袁上來。

  第三個階段（4月上旬至6月下旬），孫中山準備武力討袁，並希望日本從經濟和軍事上給予支持。

  孫中山武力討袁的決心並不是憑空得來的，而是對客觀形勢和敵我雙方力量進行一番權衡的結果，他認為：1.如在國會上得不到滿意結果，則南方的都督立即舉兵對抗，直至袁辭職。2.除北京的一部分軍隊外，其他軍隊都不依服於袁，容易討伐，一年內可制服北方。3.南方的軍費比北方充足。4.在南方建立鞏固的新政府，採用日本幣制，促進兩國貿易和親善，日本將會迅速承認新政府。黃興對形勢也持樂觀態度，認為黎元洪也可能成為南方的友軍。[18]孫、黃甚至想，迫使袁下台後，讓黎元洪當總統。顯然，他們對形勢和南北雙方力量的估計過於樂觀。

  孫中山雖然對形勢樂觀，但也感到自己力量不足，希望得到日本的經濟援助。4月7日，孫會見橫濱正金銀行上海支店長，希望正金銀行提供貸款。[19]作為條件，孫提出中日合辦日華銀行。4月25日，孫會見有吉總領事時，再次提出這一希望。[20]但日方沒有滿足孫中山的要求，除前述的原因外，還在於袁世凱從背後牽制了日本。袁通過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聲稱只有北京中央政府有權向外國貸款，弦外之音是不許日本向孫中山貸款。黃興也想爭取日本軍部的支持，4月5日，派部下楊廷溥赴日，向日本軍部的宇都宮少將等說明自己對南北問題的立場和態度，力圖爭取日本軍部的援助。[21]楊在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熊中大尉陪同下，乘山城九號日輪赴日，但軍部沒有予以援助。

  日本軍部在對華政策上有時與政府、外務省有分歧，步調不一致。但在二次革命時期，它們卻採取了一致的所謂中立政策。4月1日，陸軍省次官本鄉房太郎向漢口駐屯軍司令與倉發出指令：「帝國政府此際取不偏不黨的態度和方針，貴官也遵照此方針行動。」[22]這是軍部對二次革命採取的始終一貫的政策。

  牧野外相收到孫黃武力討袁的電報後，4月9日又電訓上海的有吉總領事，命其速勸孫黃二人，盡力避免南北衝突。[23]牧野提示的理由之一是外蒙問題，當時沙俄和袁準備簽訂有關外蒙獨立的條約，牧野企圖把孫中山的注意力引到對外問題上，即先解決對外問題。這是因為，沙俄對外蒙的侵略，直接威脅了日本在滿蒙的利益，先解決外蒙問題有利於日本。早在3月31日，有吉總領事與孫中山會晤，提醒孫注意在面臨涉外問題時引起內爭將對國家的未來產生不良影響。孫承認外蒙問題也很重要，但認為暫時只能擱置起來。[24]孫中山未聽從牧野的勸告，依然準備武力討袁。

  4月27日，五國銀行團正式向袁世凱貸款2500萬英鎊，這是日本夥同歐美列強支持袁世凱武力鎮壓南方革命黨人的行動。28日，孫中山致電日本外務省，請日本勿援助袁世凱。[25]4月下旬，又致電各國政府和人民，揭露袁製造宋案及借款陰謀。[26]4月下旬，日本政府起草了為參加此項貸款辯解的聲明，但未敢發表。

  5月，南北雙方矛盾更趨激化，各自加緊備戰。孫黃在得不到日本援助的情況下，將徐州一帶的兵力撤回江南，擬用海軍阻止袁軍渡江，準備採取持久戰略，以待日本軍械到來。[27]當時，黃興為爭取日本支持和援助而要求訪日，並於5月上旬通過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的齋藤少佐轉告日本當局和元老。他向齋藤流露了對日本的不滿情緒，認為日本當局把袁當作東亞大局所不可缺少的人物，對袁為保其地位而把列強引入中國，進而危害東亞尚無覺察，而且懷疑我們的決心，這是令人遺憾的。黃興希望日本當局了解孫黃方面的真意，締結解決兩國間懸案的密約，以便從內部得到日本政府的有力支持，實現兩國合作。[28]對此，陸軍參謀本部次長大島曾會訪陸軍省次官松井，徵求對黃興訪日問題的意見。這說明日本軍部研究過黃興訪日問題，因未查到有關史料，不知其內容。據後來史實推測，日本軍部不同意黃訪日，也不給黃興以任何援助。

  5月中旬，唐紹儀來滬，力圖調解南北雙方。日本對此也抱有希望，5月15日，有吉總領事訪問孫中山，談了南北融合、收拾時局的好處。孫中山表示，「自己也希望圓滿地加以解決，南北融合的必要條件是袁世凱下台」，但袁不肯，我們「不能坐以待斃，除決一雌雄外別無他法」，「現在動干戈是時間問題，是立即舉事還是暫時忍耐，正在考慮之中」。[29]這便表明了孫中山以武力討袁的決心。5月17日，孫中山致函日本元老之一井上馨，揭露袁世凱的罪行，希望他支持自己的事業。[30]同日和22日，黃興在上海兩次會見日本東亞興業公司的白岩龍子，以南昌至萍鄉鐵路貸款之名，希望對方向自己貸款一千萬日元。李烈鈞也和該公司交涉了貸款之事。白岩向大倉組的門野重九郎報告了此事，門野同意放貸。6月2日，白岩與孫黃及江西李烈鈞的代表在黃興寓所再次商議貸款一事，決定貸款一千萬日元。白岩等給孫中山貸款的目的，正如他給大倉組的報告所說的那樣，「此際多少要對孫逸仙、黃興等人表示同情，以有助我對南方的經濟政策，同時這是確立我國政府之大方針——在江西確立根本政策之難得機會」[31]。但這次貸款因政府干涉未能兌現。有吉總領事繼5月15日訪問孫中山後，19日又訪問黃興，進行了同樣的勸告。黃興與孫中山一樣，堅決主張袁辭去大總統。但據有吉的印象，他注重於和平解決。黃說，「不到非自衛不可的地步，儘量用和平手段解決的想法至今沒有變」，「在議會存在的情況下，在議會上決一雌雄。袁雖然採取卑劣手段，但難於取得以和平的方法成為正式大總統的絕對多數。最後他除訴諸武力之外別無他法，我們只是準備萬一」。他希望以和平的方法加以解決。據有吉當天致牧野外相的電報，黃興大體持穩妥意見，對孫中山的「猛進論」採取「慎重論」，切實希望和平地加以解決。[32]

  人們過去認為孫黃在討袁的策略上自始就有分歧。據上海總領事有吉的外務報告和孫中山在這一時期的思想演變來分析，這種分歧大約是從5月中旬開始的。日方也較為重視孫黃二人的分歧，加強了對他們的勸誘工作。宮崎滔天是孫黃最信賴的日本友人，日本政府因此派宮崎做孫黃的工作。按照日本政府的方針，宮崎於5月19日到上海，勸孫黃以和平方法解決中國時局。此時孫黃都堅持不妥協，並在聯名發往日方的電報中說：「宮崎傳言，不勝感激。恨無妥協之餘地。即使我不舉事，彼必施加壓力，危機迫在眉睫。若得日本援助，將取積極行動；倘無外援，只能背水一戰。懇請援助。」[33]電報表明了孫武力討袁的態度和切望日本援助的心情。但日本依然不予以援助。日駐華公使館參贊山座圓次郎表示：「如南北不幸分裂，雖然遺憾，卻無理由予以援助」，希望孫黃忍耐和妥協。[34]5月20日，牧野外相再次電訓有吉總領事，讓黃興提醒江西都督李烈鈞勸其部下，預防事端發生。翌日，有吉向黃興轉達了此意。[35]24日，有吉又訪問孫黃，進行勸誘。孫黃都說，我方不會先動干戈，但孫更強調除動干戈外別無其他有效方法。通過此次談話，有吉依然認為，兩人主義雖然相同，具體計劃卻有分歧。[36]

  5月25日或26日，將接替伊集院任駐華公使的山座圓次郎專程來滬，勸孫中山不要以武力抵抗袁。孫堅決表示，反袁不是私怨，而是破壞與保衛共和制的問題，如有不排斥他而能保持共和政權的妥協方法，請賜教。孫認為，和平方法終究不能抵抗袁，同時也看出日本不會援助他，他對山座說：「雖不能求得日本之援助，但倘能盡力阻止他國援助袁即可」，希望日本牽制列強。[37]這樣，孫中山對日本的希望和要求也就降了一格。當時，有吉總領事勸黃興不要武力解決南北問題，但言辭籠統，沒有具體內容，甚至是無原則的。對此，黃興提出了下述和平解決的具體方案：

  1.繼續維護共和政體，不干涉國會；

  2.宋案交法庭公平裁決；

  3.五國借款交國會審議；

  4.撤回北方南遣的軍隊，同時南方也解除軍備，一切恢復正常狀態。[38]

  黃興的方案是合情合理的。黃希望日公使同美公使一起勸袁接受，但日本未敢承諾。這時，日本前外相加藤高明來華訪問，6月1日在上海會見了孫黃，也是勸他們「要十分忍耐，和平解決時局，謀求長遠之策」[39]。孫反問，如南方發生革命，日本採取什麼態度？加藤回答說，作為個人同情革命派，但政府一貫和列國協調，為確保袁政府的安定而努力，[40]一語道出日本勸和的目的就是確保袁的統治地位。

  到6月，南北雙方劍拔弩張，武裝衝突一觸即發。6月9日，袁罷免李烈鈞江西都督職務，這是二次革命爆發的導火線。

  李烈鈞被罷免立即在日本引起反響。李曾留學日本，與日本軍人和大陸浪人來往較多，有十幾位日本現役和退役軍人參與了李的軍事活動，致使袁和列強誤以為日本支持李挑起南北武裝衝突。這時李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日本，而日本則生怕李的舉動連累自己。6月10日，駐漢口總領事芳澤把李被罷免的情況電告牧野外相，並說李可能在南昌舉事或赴日，如此則會影響日本。芳澤一面派人向黎元洪詢問關於李免職的善後對策，一面電訓該總領事館派往湖口的八木及在那裡的日人謹慎從事，並請求牧野外相指示。[41]6月11日，牧野復電稱：「如李烈鈞有來本邦就其將來計劃期待我方援助之意，則以直接或間接方法通告他，此際（日本）政府不參與中國內爭，斷然不予以何種援助。」[42]結果，當6月16日李在漢口會見八木並提出赴日要求時，八木轉達了牧野的指示，斷然予以拒絕。但是，李烈鈞周圍的日本軍人，不顧政府和軍部的指令，對李的行動提供方便，李乘坐日艦，來往於南昌、漢口、上海等地。這些軍人參與李的軍事活動，純系出於個人意志，但這卻引起袁世凱和英國等列強的誤解，認為日本支持李烈鈞和南方革命黨人挑起武裝衝突。對此，日本向袁和列強進行了反覆的解釋。

  日本在李被革職後，非常關注孫中山和黃興的動態。6月11日，有吉拜訪孫黃，探詢他們的反應和對策。據有吉觀察，孫黃兩人持不同態度，黃表示堅決採取和平主義，昨日已派特使赴江西，勸李圓滿處理此事。孫中山則主張一舉排除袁，但對袁用五國貸款收買李部下表示擔憂，說推翻袁比推翻清朝更難。[43]12日，孫中山交給黃興5萬元，部署討袁軍事。[44]這再次表明孫中山武力討袁的決心。

  袁世凱步步進逼，6月14日又革除胡漢民廣東都督職務。形勢緊急。6月17日，孫中山乘畢約號汽船赴港澳，與胡漢民和新任廣東都督陳炯明商討武力討袁，但回來後思想有所波動。

  第四個階段（6月下旬至7月上旬），孫中山又考慮利用國會多數倒袁的問題。

  孫中山的港澳之行是極為秘密的，但日本駐上海和香港的總領事還是掌握了其行蹤，並及時報告給外務省。孫中山於20日抵港，駐港總領事今井即派人與孫約會。但孫立即轉赴澳門，派馬君武向今井談了來港澳的目的。21日，孫中山在澳門海面的軍艦上與胡漢民、陳炯明共商武力討袁問題。據馬君武對今井的談話，孫主張打，而陳鑑於商人不願意「亂」的情況，不大讚成打；胡漢民也不大願意打。[45]孫回香港後，和胡漢民一起會見了今井總領事。6月29日，孫乘巴拿馬號船返回上海後，又會晤了李烈鈞。當時李也在觀望形勢，不敢孤軍在江西舉事。

  經過港澳之行，孫中山的思想發生了波動和變化。30日，上海總領事有吉訪問孫中山，孫談了自己的想法。據有吉給牧野外相的報告，孫的情緒較南下前大不相同，對本派勢力感到悲觀。孫說，陳炯明雖然強硬，但其部下中有勢力的兩三人被袁收買；而且去年以來自己提倡的袁中心主義深入人心，今天很難一下子改過來；加之多數人希望和平，因此目前舉事有困難。孫認為，目前除觀望形勢、等待時機、在國會上對峙外，別無其他辦法，並準備讓張繼等在國會中有影響的議員回到北京。[46]當時汪兆銘也持和孫中山一樣的思想。[47]靠國會倒袁，不需要日本和外來勢力的援助，所以當時孫中山沒有向日本提出任何希望和要求。

  如上所述，當時孫中山重新考慮利用國會解決反袁問題，而陳其美等少壯派則積極主張武力討袁。7月6日返回江西的李烈鈞也主張武力討袁。國民黨內部在反袁問題上明顯地分裂為兩種意見。鑑於此種情況，有吉總領事7月7日或8日訪問黃興和陳其美，勸他們不要輕舉妄動。但陳其美堅決主張武力對抗，認為舍此只能自我毀滅，國民將繼續受革命前那樣惡劣的政治壓迫。他說，我黨現在分為溫和、過激兩派，前者只靠國會，但這幾乎沒有成功的希望。他批評孫、黃，認為前年的革命也由我們計劃，孫黃是中途歸來的，他們長期流浪於國外，不通曉國內形勢，因兩三位旅長被袁收買而氣餒失望。黃興說，對李、胡兩位都督的革職沒有進行反抗，證明我黨採取了和平手段，而袁卻在江西等地一再施加壓力，這就難免不發生反抗，各地的小糾紛也許發展到大事，暗中默認了少壯派的主張。有吉總領事根據孫、黃和陳其美等人的言論分析認為，孫黃因無成功的把握而不主動舉事，陳其美、李烈鈞等少壯派則欲抓住任何機會舉事。[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