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孫中山與桂太郎
2024-10-13 09:41:57
作者: 吳廷璆
孫中山在和日本政治家、軍人的來往中,直接和首相、陸軍大將一級的大人物接觸並會談的只有桂太郎一人。
桂太郎是陸軍大將,三次出任首相,在陸軍中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任首相時,締結日英同盟,進行了日俄戰爭。他是赫赫有名的軍人政治家。
1913年2月孫中山訪日時,和他舉行了數次會談。孫桂會談在中國的民主革命及近代中日關係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兩人的會談又涉及對孫中山政治活動的評價,但學界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迴避這一問題。我們應該正視為好。
要研究孫桂會談,先要了解其背景及實現會談的過程。如前所述,孫中山暫緩訪日和實現訪日,都與桂太郎和秋山定輔有密切關係。那麼,桂太郎與秋山定輔又是什麼關係?他們的關係與孫桂會談又有什麼關係?我認為,1913年的孫桂會談是1911年桂太郎和秋山會談的繼續。因此,應先研究秋山和桂太郎的關係及桂和秋山會談的問題。
桂太郎是日本陸軍的鼻祖、山縣有朋系的藩閥。《二六新報》和秋山在20世紀初是反對藩閥勢力的。因此,桂太郎第一次(1901年6月至1906年1月)和第二次(1908年7月至1911年8月)任首相時,他和秋山是對立的。[54]尤其是第一次任首相時,即1902年,桂太郎壓制了秋山和《二六新報》要舉辦的第二次工人懇親大會,並拘留了秋山。[55]因此,兩者更為對立。但秋山兩次遊歷歐美後,他的世界觀發生了變化。[56]變化之一是從反藩閥轉變為與藩閥妥協。他考察歐美後認為,日本與歐美相比是小國、弱國,因此現在不是國內各種勢力相爭而是應舉國一致共同對外的時期。這種思想是他與桂妥協的一種原因。變化之二是對東洋文化、文明及精神的重視。秋山考察歐美後認為,歐美的物質文明是好的,但精神文明比東洋差。因此回國後重新學習漢學和佛教,並提倡「既不吃掉別人,又不被人吃掉」的大亞細亞民族大聯合的大亞細亞主義。這是他和桂太郎合作的另一種原因。正是以上這兩種原因促使了秋山和他昔日的「政敵」妥協合作。
秋山從歐美回國後,將其見聞和想法報告於山縣有朋。山縣讓他和桂太郎商議。這樣,秋山和桂進行了三個晚上的通宵會談。會談的時間可能是1911年8月以後,即桂太郎辭去首相之後。第一個晚上和第三個晚上談的是中國問題和世界形勢,第二個晚上談的是秋山與桂太郎過去的關係。據秋山回憶,就中國問題秋山向桂太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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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朝已顯衰亡之相,正瀕臨崩潰。今四億民眾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
二、歐美列強將乘機侵略中國,企圖把這一亞洲最大民族變為他們的奴隸。
三、孫中山一派革命黨直面中國民族危機,正捨命努力,拯救民族,拯救國家。
四、推翻清朝、建設新中國的思想觸動了多數有知識的中國青年,培養了一大批力量。
五、中國革命形勢是一觸即發,日本和中國是同文同種,在中國民眾覺醒起來進行革命之際,日本應該援助他們,並且朝著亞洲民族的共同理想邁步。[57]「這是日本的唯一國策。」[58]
對此意見,桂太郎表示同意,並且說「沒有拿劍解決的意思」[59]。言外之意是他沒有武力解決中國問題的意思。
1921年宮崎滔天在《桂太郎與孫逸仙——媒人秋山定輔》一文中專門提及桂和秋山會談,說秋山君提出而桂公同意的是:
一、「以解決支那問題為目的,[桂]再度任首相之職。」
二、「任首相之職不應靠天皇的一聲令下,而應組織新黨,以立憲的態度取天下。」
三、「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同士,要與孫逸仙肝膽相照。」[60]
滔天還說,為實現這三項任務,還成立了新的政黨——同志會。
從秋山的回憶和滔天的說法來看,桂和秋山會談的內容,一是支持孫中山解決中國問題;二是桂和秋山合作,建立新的政黨。這兩個問題是連在一起的,[61]是桂和秋山合作的兩個方面。如前所述,秋山支持和協助孫中山解決中國問題是真的,但桂太郎對此是否真正同感,尚搞不清楚。
桂與秋山會談和孫中山訪日及孫桂會談有密切的關係。如果沒有桂和秋山的會談,也許不可能實現孫中山訪日和孫桂會談,因為秋山對孫中山和中國形勢的分析與意見,對桂太郎的對華及對孫中山的政策產生了直接影響。從這種意義上說,桂與秋山會談是孫中山訪日及實現孫桂會談的背景,也是前提。
下面,把孫桂會談的情況考察一下:
一、會談的次數。據會談的翻譯戴季陶回憶,是兩次共十五六個小時。據秋山回憶,是三次。滔天說是數次。確切的次數,一時搞不清,但可以說至少兩次,或者兩次以上。
二、會談的日期。吳相湘的《孫逸仙先生傳》,擬為2月16、17日。《國父年譜》增訂本說是,2月20日和3月2日應桂太郎的邀請赴宴。《秋山定輔傳》的編者認為,孫中山2月28日去國府津,3月1日回東京,回東京途中在箱根會談一次的可能性也有。
三、參加會談的人。除桂孫外,戴季陶作為翻譯參加了會談,這是確實的。秋山自己在自述中沒有說參加,也沒有說未參加。《秋山定輔傳》的編者認為,桂的女婿長島隆二和秋山定輔參加的可能性大。因為當時就孫中山問題這兩人和桂太郎的關係最近。這也有可能,但不能下結論。
四、會談內容。對此,戴季陶的《日本論》記載較為詳細,歸納起來,桂太郎說了以下六點:[62]
1.以日德同盟取代日英同盟,將來與美鬥爭,打倒其霸權;
2.以日德同盟為核心,結成日中德奧同盟,解決印度問題;
3.日本不侵略中國;
4.日中兩國提攜,保障東半球的和平;日中土[耳其]德奧提攜,維護世界和平;
5.袁世凱是民國和孫中山之敵,但是,現在立即舉事將百害無一利;
6.全力援助孫中山的鐵路幹線建設事業。
宮崎滔天在孫中山訪日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了解孫桂會談的內容,據他說:「桂公和孫文在東京三田桂邸的一室會晤數次。兩人完全是肝膽相照。桂公提出援助孫文實現大東洋政策;孫文提出和日本提攜建設新中國,誓要實現他的大亞洲主義主張。」[63]滔天還說,孫中山結束訪日回上海時,雖然排日貨猛烈,但孫中山對記者講大亞細亞主義,力說日中提攜。
宮崎滔天之子龍介也在《回憶孫文》一文中提及桂與秋山會談,說桂提出四條意見。其內容與上述戴季陶書中所憶差不多,但多了一點,即桂以國內輿論為背景,建立大政黨,進而組織強有力的政黨。[64]
以上是桂太郎對孫中山所言。那孫中山對桂太郎說了什麼?據胡漢民回憶,孫中山說:「就大亞細亞主義之精神言,實以真正平等友善為原則。日俄戰前,中國同情於日本;日俄戰後,中國反不表同情。其原因:在日本乘戰勝之勢,舉朝鮮而有之。朝鮮果何補於日本?然由日本之占領朝鮮,影響於今後之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種措施,為明智者所不肯為。」對此桂答道:「余此次受命組閣,僅三月。使余能主政一年,必力反所為,有以報命。」[65]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來日。此時桂太郎患病。他派其女婿長島隆二給孫中山傳話:「我現在患病,病癒後再次拿日本天下。如不拿天下就不能實行真正的誓約。請暫候我痊癒後拿天下之時。」[66]但是,桂太郎於是年10月10日病故。桂太郎臨終時還說,「我不能倒袁扶孫,成就東方民族獨立的大計,是我生平的遺恨。」[67]而孫中山驚悉桂太郎逝世後也說:「日本現在更沒有一個足與共天下事的政治家,東方大局的轉移,更無望於現在的日本了。」[68]孫中山準備送花圈,對桂之死表示哀悼,但考慮社會輿論,最後沒有送。
宮崎滔天也對桂之死表示惋惜。1921年他說:「對日中兩國來說,可謂一大不幸的是桂太郎之死。如桂公還在世,無須說中國革命將如願告一段落,也不會發生如今日中兩國間之葛藤,兩國親善之果實,將令歐美人羨望,但天無情!」[69]
從當事者的回憶和評價來看,桂太郎確實說過支持孫中山,實現中國革命的諾言。聽其言,觀其行,這是評價歷史人物的一種原則。我們不敢輕信日本的大軍閥桂太郎的諾言。其目的何在?其真意是什麼?但我們也不能否定他說的諾言。桂太郎下這一諾言後不久逝世。後人沒有見到其具體行動。因此不敢斷言。
但不可否定孫桂會談對孫中山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孫中山主張日德聯盟,反對對德宣戰,一直把英國當作最大的仇敵。孫中山在孫桂會談後較為明顯地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中日提攜的大亞細亞主義。
當前史學界,對孫中山的大亞細亞主義有不同的看法和評價。這種不同的看法和評價必然涉及孫桂會談,涉及對桂太郎的看法。這些問題,一時難於下結論,有待研究。
本章第一節原載於《歷史研究》1990年6月;
第二節原載於《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第三節原載於《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
第四節原載於台灣《國史館館刊》1996年12月;
第五節原載於中國孫中山研究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下冊,中華書局1989年。
注釋
[1]《孫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頁。
[2]曾根俊虎是原海軍少尉,在參謀本部海軍部任過職。他在中國搞過軍事調查,撰寫過《中國近世亂志》《諸炮台圖》《法越交兵記》等書。1884、1885年,他曾在中國和哥老會一起,搞過起義計劃。他與宮崎滔天的二兄彌藏有結交。他辭去海軍之職後,熱衷於研究中國問題,可謂日本的「中國通」。
[3]佚名編:《總理遺墨》,第54~56頁。
[4]原敬文書研究會編:《原敬關係文書》第2卷,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年版,第392~393、395~397頁。
[5]原敬文書研究會編:前揭書,第2卷,第392~393、395~397頁。
[6]原敬文書研究會編:前揭書,第2卷,第393頁。
[7]吉野作造:《日華國交論》,見《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義論集》第6卷,新紀元社1947年版,第13~14頁。
[8]宮崎滔天:《清朝革命軍談》,見《宮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版,第259~260頁。
[9]宮崎滔天:《清朝革命軍談》,見《宮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260頁。
[10]《南方熊楠全集》別卷2,平凡社1973年版,第77頁。
[11]《南方熊楠全集》別卷2,第230頁。
[12]《南方熊楠全集》別卷2,第65~66頁。
[13]《南方熊楠全集》別卷2,第93頁。
[14]《南方熊楠全集》別卷2,第196頁。
[15]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遠東圖書公司1982年版,第198頁。
[16]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第317頁。
[17]《南方熊楠全集》第8卷,第180頁。
[18]1911年11月16日南方致柳田國男函。
[19]《南方熊楠全集》第8卷,第370頁。
[20]中西政樹(1857—1922),明治初上東京學漢學。作為日本外務省所派的留學生在北平的日本公使館學習漢語,後成為大陸浪人,在甲午和日俄戰爭時期頗為活躍。
[21]《宮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0頁。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38年版,第266~271頁。
[22]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272頁。
[23]櫻田俱樂部編:《秋山定輔傳》第1卷,第86頁,1977年。
[24]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280頁。
[25]村松梢風:《金·戀·佛》,關書院1948年版,第19頁。
[26]坂本金彌(1865—1923),岡山縣人。在法國法律私塾學過法律。1889年,和入江武一郎、岡本佐一等一起成立鶴鳴會,從事政治活動。1891年把鶴鳴會改稱備作同好俱樂部,並創刊《進步》雜誌,後改稱《中國民報》。他又是實業家,經營過帶江礦山和大島冶金廠。曾為眾議院議員。
[27]《二六新報》1904年4月更名為《東京二六新聞》。
[28]《宮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465頁。
[29]村松梢風:《金·戀·佛》第28、29頁。《秋山定輔傳》第2卷,第39、55頁。
[30]村松梢風:《金·戀·佛》,第50~51頁。
[31]村松梢風:《金·戀·佛》,第51頁。
[32]村松梢風:《金·戀·佛》,第49~53頁。
[33]村松梢風:《金·戀·佛》,第54~55頁。
[34]參閱《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下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62~166頁。
[35]村松梢風:《金·戀·佛》,第64~65頁。
[36]《宮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1頁。
[37]《宮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48頁。
[38]《孫文動靜》乙秘第375號,1916年3月11日,日本外交史料館藏。
[39]村松梢風:《金·戀·佛》,第40~46頁。
[40]村松梢風:《金·戀·佛》,第30~31頁。
[41]村松梢風:《金·戀·佛》,第124~125頁。
[42]村松梢風:《金·戀·佛》,第124~125頁。
[43]村松梢風:《金·戀·佛》,第126頁。
[44]村松梢風:《金·戀·佛》,第126~127頁。
[45]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275頁。
[46]《宮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99頁。
[47]《宮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100頁。
[48]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276~277頁。
[49]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277頁。
[50]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277頁。
[51]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278頁。
[52]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278頁。
[53]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278頁。
[54]櫻田俱樂部編:《秋山定輔傳》第1卷,第163~164頁。
[55]櫻田俱樂部編:《秋山定輔傳》第1卷,第280~286頁。
[56]櫻田俱樂部編:《秋山定輔傳》第1卷,第111、126~127頁。
[57]櫻田俱樂部編:《秋山定輔傳》第1卷,第131~132頁。《秋山定輔自述》,第402~403頁。
[58]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402~403頁。
[59]村松梢風:《秋山定輔自述》,第402~403頁。
[60]《宮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1頁。
[61]為什麼說,支持孫中山和成立新政黨是聯在一起?成立新的政黨是什麼意思?這時期的日本內閣稱為藩閥內閣。藩閥是指明治維新的元老及軍閥勢力。他們靠天皇的權力,一手組織內閣,獨攬日本政治大權。那時日本雖然設有議會,但議會中占多數席位的政黨不能組織內閣。隨著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日本資產階級要擴大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要求實行政黨內閣制,實行議會政治,反對藩閥內閣制,擁護憲政運動——大正政變就是這樣的一次資產階級運動。這是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藩閥勢力之一的桂太郎認識到這一必然發展的趨勢。他認為,過去那樣完全靠天皇指名組織藩閥內閣的時代已經過去,所以要組織以自己為中心的政黨,以政黨的力量組織內閣進而適應時代的變化。為此,桂太郎找秋山(秋山是無黨派人士),請秋山協助他組織新黨。這是桂跟秋山妥協、合作的一種原因。對秋山來說,要實現自己的大亞細亞主義的理想,不依靠一種政治權力不行。因此,他協助桂太郎組織新黨——同志會,進而協助桂太郎組織政黨內閣,以便實現自己的理想。後來秋山提出了支持孫中山、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的主張,並說服桂太郎接受。而且秋山相信,桂太郎真的接受了他的主張。兩者的目的和主張就這樣結成一體。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孫桂會談是桂和秋山妥協、結合的產物,是日本擁護憲政運動時代的產物。
[62]戴季陶:《日本論》,台北1954年版,第60~65頁。
[63]《宮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548頁。
[64]岩村三千夫等編:《現代中國與孫文思想》,講談社1897年版,第108~109頁。
[65]羅家倫主編:《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台北1969年版,第496頁。
[66]村松梢風:《秋山定輔傳》第2卷,第150頁。
[67]戴季陶:前揭書,第62頁。
[68]戴季陶:前揭書,第62頁。
[69]《宮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