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孫中山與秋山定輔

  秋山定輔是一般中國人不大熟悉的人，但他是曾經協助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日本友好人士，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秋山定輔（1868—1950），岡山縣倉敷市浜田町人。1890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科畢業，1893年創辦《二六新報》，四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在日本的報界和政界有一定的影響。

  

  孫中山與秋山定輔交往已久。1899年，秋山經中西政樹[20]和宮崎滔天的介紹，和孫中山相識。秋山與孫的相識和「布引丸」事件有關。1899年正是美西戰爭時期，孫中山為援助菲律賓起義軍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在日本購買一批武器彈藥，運往菲律賓，並將此事委託給犬養毅。犬養毅又委託中村彌六代辦。中村彌六是長野縣出身的議員，他通過大倉喜八郎，從大倉商事會社購買了一批軍械，而大倉商事會社是從日本陸軍購買的。可是，把這批軍械運往菲的「布引丸」赴菲途中，在浙江馬鞍島海面上沉沒。沉沒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是觸礁，二是遇上暴風雨。這是表面現象。其實，這一事件是中村搗鬼的人禍。中村從大倉商事會社購買的是不能用的槍枝彈藥；陸軍也是把它按不能使用的廢鐵價錢賣給大倉商事會社的。但中村貪財，把它作為能使的槍枝彈藥來賣給孫中山，從中撈了一筆錢。中村為掩蓋這一醜行，故意雇了船主也不敢保證的破舊小船「布引丸」，致使它在航行中沉沒。[21]後來日本的《萬朝報》揭露了這一內幕，引起強烈的社會輿論。因為此事，中村彌六辭去一切公職。

  當時，秋山不認識孫中山，但他讀了這一報導後非常氣憤，並同情被騙的孫中山。恰在此時，中西政樹和宮崎滔天來，談及「布引丸」事件，並「希望一定見孫文」。[22]秋山出於同情，和孫中山會晤。

  孫中山在中國民主革命中的領袖地位是在民主革命的發生、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秋山對孫中山的認識也有一個過程。秋山見孫中山後，開始不大相信他能領導中國革命，因此，從各方面考察孫中山。例如，他認為孫中山體弱，其體質不能承擔領導革命的重任。因此，秋山先試他的體質。有一次，秋山偕孫中山從神田的錦町徒步去築地本願寺附近請他吃飯。這一路較遠，但孫中山走得很快，且走到目的地。從此，秋山相信孫中山有領導革命的體質。後來，孫中山還參加過秋山組織的摔跤運動（其名單中有孫逸仙的名字）。[23]秋山從中學起受歐美教育，英語較好，因此，兩人都用英語交談。這更加深了秋山對孫中山的理解。秋山在自述中說：「隨著交往的加深……我了解了孫文所具有的偉大的天賦、革命的指導精神、堅強的意志、洋溢的熱情、值得尊敬的信義及其他長處和優點」[24]，並得出：「實際上完成中國革命的人，具有其實力和資格的人，除孫文之外沒有第二個人」[25]。這樣秋山對孫中山的認識，從感性到理性，從革命的角度協助了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1905年8月20日，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成立大會是在東京赤坂區靈南的日人坂本金彌[26]宅召開的。坂本為何給成立大會提供此種方便？這與秋山有關。坂本是秋山的好友。秋山的《二六新報》1895年6月因財政困難一時停刊，1900年2月復刊。復刊時坂本提供了一筆資金。1904年7月秋山在成立研究亞洲問題的櫻田俱樂部時，坂本又提供了經濟援助。1905年，坂本任東京二六新聞[27]社社長。這些事實說明，坂本與秋山的親密關係非同一般，坂本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提供同盟會成立大會的會場，是在秋山的影響和支持下做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秋山也支持了同盟會的成立，做了有益於中國民主革命的事。

  同盟會成立後，準備發行《民報》，需要印刷機。孫中山找辦報的秋山幫助解決。秋山欣然答應，從東京京橋的金津機械屋購買印刷機，贈送給孫中山。幾天後，孫中山又請其幫助解決鉛字及字版架，秋山一一答應，並及時送往。可見，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史上起過重要作用的《民報》，是在秋山定輔的直接熱情幫助下問世的。我們在迎接《民報》發行八十一周年之際，衷心地懷念這位友好人士。

  秋山與宮崎滔天等支持孫中山的大陸浪人也有密切關係。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最先是在秋山的《二六新報》上連載的，他本人也在二六新聞社工作過。1906年9月，宮崎滔天、萱野長知等創辦《革命評論》，介紹了中國和俄國的革命。他們把每期出版的《革命評論》贈送給秋山。[28]宮崎滔天和秋山的此種關係也說明了秋山與孫中山以及中國民主革命的關係。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與秋山定輔的關係愈加密切。1906年10月6日，孫中山揮筆寫下「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秋山定輔先生孫逸仙」，贈給秋山。不知何時，孫中山還贈送了「允執厥中」一詞。這些條幅，秋山定輔之子秋山一當作至寶，完整保存至今。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孫中山與革命黨為解決革命所需的資金和軍械，通過各種渠道，借日本的貸款。據秋山說，他通過與三井的元老益田孝、中上川彥次郎等要人交涉，為孫中山借款三百萬日元。具體手續是三井物產公司上海支店長藤瀨政次郎及高木陸三郎和南京臨時政府辦理的。借款抵押是大冶鐵礦。[29]這筆借款後來是南京政府從橫濱正金銀行借八百萬日元償還的。這是秋山單獨辦的，還是和其他人一起辦的，一時搞不清楚。三井財閥貸款給孫中山是對中國的資本輸出，是經濟侵略的一種形式。但對秋山來說是為了支持和協助孫中山的。同一種現象中包含著兩種目的，應該加以區別。

  1913年2月，孫中山訪日。其目的：一是答謝曾協助他的革命事業的日本朝野人士，二是考察日本的鐵路等經濟事業。孫中山原計劃1912年秋訪日。據《大阪每日新聞》的報導，孫文一行於11月13日搭春日丸由上海啟程，經神戶上東京。當時東亞同文會、中國問題研究會、神戶商工會議所等團體相繼做出迎接孫中山的決定，並做好了準備。宮崎滔天也直接參與了接待的準備工作。但執政的西園寺公望內閣決定，即使孫中山訪日，日本政府的首相、陸海軍大臣等政府要人也不予接見。言外之意是不歡迎孫中山訪日。其原因是：一、日本和列強已經承認和支持了袁世凱，如果把孫中山作為國賓歡迎則必然影響和袁世凱及列強的關係；二、如秋山分析，日本的官僚和軍閥厭惡革命，忌諱革命家。[30]而且孫中山是共和主義者，和日本的天皇制對立，因此更加不受歡迎。

  孫中山即將訪日，但日本政府不歡迎。應該怎麼處理為好？此時桂太郎出面，找秋山定輔，讓他到上海說服孫中山，暫緩訪日。桂太郎是否受西園寺首相委託辦理此事？尚不清楚。據秋山分析，桂太郎此時有建立對華國策的宏大抱負，如孫中山訪日而政府要人不接見，會使孫中山感到莫大的失望，且損害日中兩國將來的命運。因此桂太郎對此非常痛心，[31]請秋山立即赴上海，說服孫中山暫緩訪日。秋山欣然答應了。[32]

  秋山以去京都觀賞紅葉為藉口，準備偕夫人悄悄赴上海。但離東京前夕，三井財閥的三井八郎右衛門等請秋山赴晚宴。秋山去三井宅時，桂太郎也在座。[33]這說明，孫中山訪日之事和三井也有關係。三井財閥借孫中山來日之機，想成立日中合辦的投資公司——中國興業股份公司。[34]因此借秋山赴上海之機，插了一手。

  秋山夫婦抵上海後，三井物產公司的上海支店長藤瀨政次郎迎接並接待。秋山夫婦住在法租界的三井公寓。孫中山也在法租界。秋山去孫宅，說明來意，並說服孫中山暫緩訪日。孫中山聽到後，顏色更變，他說，一切都準備就緒，二三天後搭春日丸啟程，堅決不同意秋山的意見。秋山未能說服孫中山。第二天，孫中山來三井公寓訪秋山。孫中山說，不接見那些政府要人也可以，只去見見曾住宿過的房東大娘也可，此外還想登富士山。秋山拿出孫中山贈送他的「得一知己可以無憾」一詞來說服他，但孫中山還是不同意。秋山最後以革命尚未成功的道理終於說服了孫中山，並約定一年後再訪。[35]

  孫中山出於政治原因暫停訪日，但致電宮崎滔天：「因病延期日本之行。」[36]滔天當時不知道其內幕，一時不理解其本意。

  秋山回國後，以桂太郎為中心，積極活動。[37]恰巧是年12月反對孫中山訪日的西園寺內閣下台，21日桂太郎組閣。桂太郎支持和同意孫中山訪日。孫中山於1913年2月14日，作為日本的貴賓訪問了日本。

  孫中山訪問日本的前後，在日本爆發了第一次擁護憲政運動，即大正政變。此次運動是以報界為中心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反對藩閥統治，要求實現議會政治和政黨內閣制，鬥爭鋒芒直指桂太郎的藩閥內閣。桂內閣在此次運動衝擊下，於孫中山抵日的前三天即2月11日下台；2月20日，海軍大將山本權兵衛組織新內閣。但孫中山訪日之事已在桂內閣時期決定，孫中山照計劃實現訪日，並和桂太郎舉行了重要的政治會談。孫中山與桂太郎的會談是這次孫中山訪日的一大收穫。此次會談的內容，爾後評述。

  二次革命失敗後，自1913年8月至1916年4月孫中山居住在日本。這一時期，和孫中山形影不離的日人是萱野長知、山田純三郎、和田端等人。1915年3月，秋山當選為國會議員，在日本政界也有一定的影響。因此，孫中山曾數十次親自去東京大井土佐山的秋山宅訪問過他。在日本外務省的檔案中，對其訪問的日期和時間，有較詳細的記載，但會談內容則無記載。

  這時期孫中山在日準備第三次革命，爭取日本政府和軍部在資金和軍械上的援助。但日本方面怕影響對袁世凱的關係，沒有「援助」孫中山。1915年年底，中國西南地區相繼宣布獨立掀起反袁運動的高潮。這時，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政策從支持袁世凱轉變為反對袁世凱。為此日本政府和軍部「支持」和利用孫中山與革命黨反對袁世凱。於是日本財界也跟著改變態度，向孫中山提供貸款。此時，居正在山東舉兵，陳其美在上海準備起義，孫中山急需一筆資金和軍械。此時幫助孫中山解決燃眉之急的是秋山定輔。據日本外務省檔案的記載，1916年3月10日，孫中山從日本久原財閥借到了一筆貸款。[38]據秋山自述，秋山從中起了重要作用。辛亥革命時期，三井、大倉組等財閥曾經向孫提供過貸款，但孫中山未能鞏固革命，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凱竊取了。因此，這些財閥不敢再給孫中山貸款。於是秋山想找久原財閥，但他和久原沒有交往。秋山的同鄉加藤達平在久原礦業公司任工程師，深得久原房之助的重用。秋山通過加藤達平，把希望給孫中山貸款之意轉告久原房之助。久原即刻同意，併到秋山宅會晤秋山，商議貸款之事。此後，孫中山和秋山在久原處商定貸款七十萬日元。但久原給孫中山送來的是八十萬日元。[39]孫中山將四十萬日元通過台灣銀行立即匯給上海的陳其美，用於革命活動。當時孫中山和陸軍參謀次長田中義一也有接觸，並準備給山東的居正和汕頭地區送一批武器。這便說明，孫中山是用這筆貸款從日本陸軍購買了一批武器。

  久原財閥給孫中山貸款的目的是擴大在中國的經濟權益。因此，借款不能不抵押權益。抵押的是四川省的礦山權益。加藤是礦業工程師，曾在四川省進行過探礦活動。可見，這一抵押和加藤達平有關。

  這時期，孫中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是陳其美。秋山雖然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但除孫中山之外，與其他革命黨人不大來往。秋山在孫中山的介紹下認識了陳其美，並和他有了來往。陳其美給秋山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他說，「陳君對我來說實在是不可忘記的人，是懷念、喜歡、可惜」[40]的人。秋山評價陳其美是非常謙虛的革命的實踐家。1915年，陳其美離開東京回上海，領導國內的革命。臨行前，陳其美訪秋山。秋山設便宴送行。陳其美非常感激他對於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支持，寫下「道義行天下秋山先生屬陳其美」一詞，贈送給秋山紀念，表達了陳其美對秋山支持孫中山和中國革命的謝意。秋山非常喜歡這一題詞，把它當成至寶保存，並在中國客人來訪時把它特意掛在屋裡，以表達秋山對陳其美的懷念和欽佩之情。

  1924年11月，孫中山訪日，在神戶做了「大亞細亞主義」的演說。秋山親自到神戶，拜訪孫中山。孫中山此時已經身體欠安，只喝菜湯。秋山勸孫中山，去九州別府溫泉療養。[41]孫中山答道，去北平辦完事後再回到別府療養。[42]孫中山進北平後病情惡化，準備動手術。秋山致電孫夫人，「決不要動手術」[43]。但這一電報在動手術後的第二天才到孫夫人手中。

  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秋山接到訃告後非常絕望，他說：「這與其說是孫文之死，不如說是我的死。破滅了，幾十年的苦心慘澹和努力化為泡影了。理想也好，目的也好，都被打碎了。眼前變得烏黑，一切希望的曙光都消失了。」[44]秋山的這一番話表明：秋山對孫中山的期待是多麼高！也表明了秋山對孫中山逝世後中國民主革命前途的憂心。

  那麼，秋山定輔為什麼支持孫中山？其思想基礎是什麼？

  首先，秋山是富有正義感的人。人有正義感，才有同情心。他從一開始認識孫中山，「既不是因為理想，也不是因為道理，而是出於同情認識了他」[45]。同情心是感性的東西。感性是理性的基礎，沒有感性就沒有理性。後來兩人的感性認識在相互交往中日益加深，秋山聽孫中山的理想和革命哲理就能理解，就能接受。兩個人的思想逐漸有了共鳴。後來，如秋山所說：我想說的他就說，他想說的我說，分不清是誰說的。[46]

  其次，秋山的正義感和同情心不是單純的超階級的，而是與秋山的經歷和思想有關。秋山是商人家庭出身，上大學時其父破產，他完全靠自己的勤工儉學學習和生活，並且負擔了其父的生活開銷。那時，他冬天也穿夏天的衣服，可以說是窮學生。這種生活經歷使他了解社會，了解民眾，從而產生了進步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便表現在1900年2月復刊的《二六新報》上。這時的《二六新報》，反對藩閥的統治，揭露三井財閥，衝擊大菸草商岩谷天狗，提倡自由人權，主張廢除娼妓。因此，深得社會的支持。《二六新報》與20世紀初的日本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潮也有密切的關係。1901年4月3日，《二六新報》在東京向島主辦了工人懇親大會，兩萬餘工人和群眾參加。日本工人運動的領導人片山潛（後來成為日本共產黨的創始人）動員六千多名工人參加這次大會。明治時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家西川光二郎、安部磯雄、荒田寒村及友愛會的領導人鈴術文治等都和《二六新報》有過聯繫。這些都說明，20紀初的《二六新報》確有進步性。因此它的發行量也達十五萬份，成為當時亞洲發行量最大的一個報紙。

  這一時期的《二六新報》與宮崎滔天也有密切關係。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和《狂人譚》從1902年2月至10月相繼連載於《二六新報》，滔天也於同年10月在《二六新報》工作過。因此，滔天對這一時期的秋山評價較高，稱他為工人的朋友，說他如果按這個時期的精神繼續奮鬥下去的話，就會成為工人之神。滔天還稱讚他為和德富蘇峰一樣的「不易得的人」。[47]我們從滔天對秋山的這種評價中也可以看出，他支持和協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的思想基礎。

  再次，秋山的國際觀和亞洲觀是他支持和協助孫中山的思想基礎。秋山從中學到大學受了西洋文明的影響。他在學校學的是西洋的歷史和「弱肉強食」的哲理及生存競爭的進化論。但在1908年2月至8月、1910年夏天至1911年2月兩次遊歷歐美後，他的世界觀產生了變化。他開始抵制西洋的哲理。他認為，西洋的「不是吃掉別人，就是被別人吃掉」的世界不是我們理想的世界，「既不吃掉別人，也不被人吃掉的世界是人類的理想。作為一個人，應該遵守的最重要的鐵的法則就在於此」[48]。從這哲理和理想出發，秋山主張「不侵略別人，又不被人侵略」的做法。他說：「被人侵略是侮辱自己，污損家的名譽，侮辱祖先。既不吃掉別人，又不被人吃掉，西洋的道德、哲理、和平就在於此。」[49]他批評西方列強說：「把無防備的弱的鄰居，乘其虛弱之機屠宰，這並不是能耐。只有互通有無，才有和平和幸福。西洋人就忘記了這一重要的建國哲理。」[50]他譴責西方列強對埃及、印度及東方的侵略，希東方人不要學習西洋人的那一套。秋山是1938年即中日戰爭的第一年作為回憶自述了這一番話的。他沒有直接指責日本對中國的侵略，這無疑是不足之處。但在法西斯統治下，公開自述這一番話也是需要勇氣的。

  秋山從上述的國際觀和亞洲觀出發，談了他對推翻清朝統治的孫中山革命的看法。他說：「推翻清朝也可以，搞革命也可以。但在東洋，在中國，有中國獨到的哲理和道德。這一哲理不是強者殺戮弱者，以我們的話來說是仁義。革命就是仁義。如果要完成偉大的事業，就自覺地認識其偉大的使命，並抱著將這真理告訴給世界的目的，來進行中國革命為好。」[51]可見，秋山是抱著一種哲理和理想支持和協助孫中山的。

  秋山的這種哲理和理想，和孫中山的哲理和理想有共同之處。孫中山也是富有理想的人。因此，正如秋山所說：「兩者的想法完全一致，就共鳴起來了。」[52]秋山還說，在兩人的談話中，秋山說了多少，孫中山說了多少，後來完全分不清了。而且「哪一個是中國革命，哪一個是日本革命，也分不清了。是孫文的革命？還是秋山的革命？是自己乾的，還是被委託乾的？也分不清了。當時的心情是孫文是我在中國的代理人，同時，在日本我成為他的代理人，在日本要做的事，不論什麼事，都由我來做了。」[53]這些話難免言過其實，但卻反映了秋山對孫中山的友好情誼和兩個人的親密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