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孫中山與菅原傳

  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有思想，才有行動。和人接觸是一種行動，而行動是有目的的。孫中山與日本人士的接觸也是如此。

  1894年孫中山撰寫《上李鴻章書》是他從事革命活動的標誌，也是孫中山在思想上和日本發生關係的起點。1868年明治維新後，日本逐步變成近代化國家。這在亞洲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亞洲各國的有識之士皆敬仰維新，力圖走上維新之路。孫中山也不例外。他在《上李鴻章書》中寫道：「夫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試觀日本一國，與西人通商後於我，仿效西方亦後於我，其維新之政為日幾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觀，以能舉此四大綱而舉國行之，而無一人阻之。」[1]這說明，孫中山從改革中國的愛國之心出發，仰慕日本的維新。也是他在革命初期與日本人士接觸往來的一種思想基礎。

  同年6月，孫中山抵天津，呈遞上書，但李鴻章不予理睬。上書不成，就走上革命之路。是年10月，孫中山經由日本抵檀香山；11月成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從事革命活動。檀香山有許多日人，其中也有政治家，在日人中從事政治活動。日人的政治活動與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雖有不同之點，但在變革各自國家的目的上是相同的。這使孫中山在檀香山與日本的政治活動家接觸並來往。孫中山在革命生涯中第一次接觸的日本政治家是菅原傳。

  菅原傳（1863—1937）是陸前遠田郡涌谷村人，上過日本帝國大學。1886年渡美，在美國大學讀書。當時日本國內正掀起自由民權運動，他在美加入了主張自由民權的自由黨，在舊金山成立愛國同盟會。回國後，辦該會刊物《十九世紀》。1893～1895年，他又渡美。孫中山便是在這個時期與他結識並開始往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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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菅原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中雖然不占重要地位，但孫通過他結識了許多日本人士。從這種意義來說，菅原在孫中山的革命活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1895年10月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於11月17日偕陳少白、鄭士良抵橫濱，成立興中會分會，開展革命活動。孫中山在這一異國他鄉和菅原重逢。菅原殷切地招待了孫中山。12月中旬，孫中山要赴檀香山，鄭士良要回香港，行前孫中山請菅原多加關照陳少白。於是，菅原把陳少白介紹給曾根俊虎[2]。曾根俊虎經小林樟雄的介紹，和宮崎滔天相識。曾根又把陳少白介紹給宮崎滔天。1897年7月，宮崎滔天通過陳少白和孫中山相識。孫中山又通過宮崎滔天結識了犬養毅、頭山滿、大隈重信等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孫中山結識日本朝野各界人士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但在檀香山和菅原傳的偶然相遇，卻成為這一必然的連鎖性反應的起點。從這點來說，我們不可忘記菅原傳。

  1900年10月6日，鄭士良按孫中山計劃，在惠州三洲田起義。孫中山在台灣要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和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幫助解決軍械運回國內。但10月19日成立的伊藤博文內閣致電台灣總督，不許其向孫提供軍械。孫得知此情況後，於10月23日特意致函菅原傳，內稱：「聞貴同志已握政權（按：指伊藤內閣成立），而吾人義兵亦起……今特托足下代轉求貴同志政府暗助一臂之力，借我以士官，供我以兵械，則迅日可以掃除清朝腐政，而另設漢家新猷矣。」[3]這裡也可以看出，孫中山對菅原傳是很信任的。

  菅原傳於1898年在官城縣當選為日本眾議院議員，此後連續當選達十六次。1924年，日本的第一個政黨內閣——加藤高明內閣成立後，他任海軍參與官，在日本政黨政治舞台上活躍過一個時期。

  1913年至1916年孫中山在東京時，菅原傳數次訪孫中山敘舊。可見，孫中山與菅原傳的交往有十餘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