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孫中山與中川恆次郎

  孫中山在其革命活動中，和日本的官方機構第一次接觸是在何時？第一個接觸的官方人士是誰？是1895年3月1日，孫中山登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訪中川恆次郎領事。

  1895年1月，孫中山從檀香山回香港，聯合三合會，準備在廣州起義。起義需要武器，孫中山的興中會和會黨三合會，除在反清問題上有共同之處外，在獲得外國武器方面也有共同的利害關係。當時從中國國內獲得新的武器是辦不到的，只有依靠外國。孫中山與外國及海外華僑有來往，有通過他們獲得武器的可能。但三合會是土生土長的會黨，沒有孫中山和興中會那樣的海外關係，因此想通過孫中山獲得新的武器。這樣，解決武器問題變得更為迫切。孫中山為解決武器問題，經日人介紹，3月1日毅然登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會見了中川恆次郎領事。此後，孫中山數次去日本領事館。中川領事就把孫中山所談的情況及對孫中山、三合會應採取的政策，於3月4日和4月17日向通商局局長原敬報告。[4]據此報告可知，孫中山向其說明了他欲與康祖詒、吳漢濤、曾紀澤之子等人在廣東推翻清朝統治，而後建立「共和國」之意圖，希望日本提供二萬五千支步槍和一千支短槍。但中川沒有支持孫中山，沒有答應向其提供武器的要求。

  中川為什麼沒有支持孫中山？其理由有三條：

  一、中川認為，起義領導人沒有才幹和威望，各派之間的聯絡也不充分，起義的準備也不完備。因此他稱孫中山的兩廣獨立後建立「共和國」之說為「空中樓閣。」

  二、中川認為，當今日本沒有向各處擴大勢力的餘地。即使在此地舉事，開放內地，日本國民也不可能在此地擴大通商，相反，他國商人卻可坐享漁人之利。

  三、中川認為，此時日中兩國正在下關交涉甲午戰爭的媾和問題，在媾和條約中必定涉及開闢新商港等問題。言外之意是，用不著通過對孫中山起義的支持來擴大日本在兩廣的權益。[5]

  據這三條理由，日本雖然沒有支持孫中山，但指出「若清國在北方聚集軍隊，堅決抵抗我方，則在南方讓彼（指孫中山——筆者注）等舉事。這不失為造成後顧之憂，以消其勢之一策」。[6]這就說明，日本政府即使「支持」孫中山，提供武裝，也是從日本的利益出發的。日本是想借孫中山的起義牽制北方的清政府，以便達到甲午戰爭的目的。

  無產階級革命也好，資產階級革命也好，近代的任何革命運動都需要國際上的聲援和援助。孫中山的革命也不例外。那麼，孫中山為什麼想得到日本的援助？首先，據《上李鴻章書》來分析，這時孫中山對日本有了解，希望中國也像日本那樣早日建立近代化的國家。因此對日本抱有希望，希望日本支持他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國。其次，革命領導人在發動起義時都會考慮起義的客觀條件，儘量選擇對己有利的時機發動起義。孫中山也不例外。此時正是中日甲午戰爭時期，李鴻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陸奧外相在下關交涉媾和條約，清朝和日本的矛盾空前激化。把推翻清朝統治作為革命第一目標的孫中山，無疑考慮過利用這一矛盾。再次，日本距中國近，且是個軍國主義國家，有武器。這三種因素，促使孫中山想從日本那裡得到武器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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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日本沒有「支持」孫中山，沒有提供武器。如果孫中山的起義能夠推翻清朝統治，而且有利於日本的對華政策，那麼，孫中山與日本的不同目的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暫時達成一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當時沒有具備這兩種條件。因此，孫中山從日本得到武器的目的未能實現。

  甲午戰爭後，情況則發生變化。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清朝，迫使其割讓遼東半島。但是，在俄、德、法三國干涉下，把遼東半島一時歸還給中國。這便說明，日本雖然是戰勝國，但它不是真正的強國。它怕列強，怕中國，怕沉睡的獅子——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刺激下猛醒過來，向日本報復。因此，日本採取種種措施，防止中國強大起來。其一計便是利用中國南方的哥老會、三合會等會黨，從背後牽制清政府。[7]

  日本在侵華政策中利用會黨和各種秘密結社是由來已久的。前述的曾根俊虎是其先驅之一。據他說，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於1884年派小澤溪郎（化名澤八郎）在福州一帶和哥老會聯繫，企圖一舉占領福州。甲午戰爭時，研究、調查會黨和秘密結社的著作相繼問世，如1894年9月出版的宮內豬三郎的《清國事情探檢錄》，1896年12月出版的小說《釋元恭》等。這些著作和小說都涉及哥老會等會黨，提出日本要在對華政策中利用它們的問題，並很快反映到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之中。

  日本政府決定，利用中國的會黨，從南方牽制清政府。為此，先要調查中國的會黨和其他秘密結社。由於日本政府直接出面調查此事會影響和清朝的關係，故負責此項工作的外務省從其秘密經費中拿出一筆費用，交犬養毅辦理此事。犬養毅便讓宮崎滔天、平山周、可兒長一，三人去中國南方調查。宮崎滔天在中國的調查不太順利，但獲悉孫中山從英國回到橫濱的消息，於是他立即搭船回橫濱。

  宮崎滔天在橫濱找孫中山的最初目的是為調查會黨和秘密結社。興中會也是反清的革命團體，因此宮崎滔天把孫中山也當作秘密結社的一位領導人。宮崎滔天和平山周見到孫中山後，立即去東京，向犬養毅報告了調查和見到孫中山的情況。犬養聽後頗為高興，說：「這實在是好的收穫。無論如何，去見外務次官小村壽太郎，說剛回來。並把孫在橫濱之事也告訴他。對大隈[外相]由我說。是否讓小村見一次孫？」[8]宮崎滔天同意，立即跑到外務省，對小村外務次官說：「此次帶來了孫，這比中國秘密結社的千百份報告都要實在。若需要，明日即可陪他來，請儘速會見。」[9]可是小村次官不敢會見孫中山，讓宮崎滔天把他隱藏在橫濱附近。宮崎滔天把小村的意見轉告犬養。犬養聽後大為生氣，立即跑去，說服外務省。結果以外語教師的名義，請孫中山到東京居住。

  在歷史發展中，目的和結果有時是一致的，但有時是完全相反的。宮崎滔天初見孫中山的目的和後來與孫中山的關係是完全相反的。滔天在孫中山的共和思想感召下，逐漸與孫中山的思想產生共鳴，開始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對此，犬養毅說，去拿木乃伊的反被木乃伊抓住了。這一事實說明，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的初次相見也打下了這一時代的烙印。

  從孫中山見中川領事到宮崎滔天見孫中山的三年裡，日本對孫中山及其革命黨的態度和政策發生了變化。但這一變化中不變的是日本的侵華政策：對日本的侵華政策有利便支持孫中山，對日本的侵華政策不利則不支持。這就是日本政府對孫政策的根本原則。這一原則從1895年孫中山第一次和日本官方機構接觸以來一直沒有變。孫中山與日本的香港領事中川恆次郎的接觸，便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