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對孫中山政策史論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驅，他領導的民主革命運動與近代日本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孫中山在三十餘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國外度過了十七年六個月。其中在日本九年六個月，占54%；在歐美五年六個月，占31.4%；在南洋兩年六個月，占14.28%。從這一統計數中便可看出，孫中山在日本的時間最長，占海外時間的一半以上，在此期間共進出日本十六次。其中八次是在日本居留時期臨時進出的，真正進出日本，可算為八次。這一次數遠遠超過美國、英國和南洋，占居首位。

  日本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將孫中山做為貴賓邀請訪日的是日本，孫中山做為日本朝野的貴賓訪日三十九天，這在孫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是唯一的一次，也是受到最隆重歡迎的一次，這在歐美和南洋是沒有其例的。給孫中山提供過貸款和武器的也是日本，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山東起義中利用了日本的貸款和武器。歐美各國從來未提供過任何援助，只有日本是提供過援助的唯一國家。日本的許多民間人士和大陸浪人會協助了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孫中山也始終與他們保持了友好的情誼。而在歐美只有康德黎、咸馬里和布思等幾個人協助過孫中山。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的骨幹力量多半是留日學生，這些人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他的革命運動的骨幹中雖也有歐美留學生，但其數甚少，影響也不大。

  日本與孫中山的上述關係，充滿著矛盾。孫中山的共和思想，主要是受歐美的影響，在其三民主義思想中包含著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自由、平等、博愛思想。從思想來源方面講，歐美列強理應同情和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但是，歷史事實卻恰好相反。孫中山在歐美停留五年半，奔足呼號，尋求對他革命的支持，結果僅得到康德黎等幾個人的協助，歐美各國政府對孫中山根本置之不理。與歐美相反，孫中山的思想很少受日本的影響。只是明治維新後日本取得的迅猛發展，在精神上鼓舞了他的革命運動。且日本的立憲君主制與孫中山的共和思想是相矛盾的，但是日本與孫中山的關係卻遠較歐美密切。

  日本與孫中山的關係是在中國淪為日本和歐美列強的半殖民地的情況下形成的。英國是打開中國門戶並率先侵略中國的急先鋒，但是，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後，日本逐漸替代英國，成為侵略中國的急先鋒和中國最危險的敵國。這樣的頭號敵國卻支持孫中山是個矛盾的現象。而孫中山期望在日本的支持下推翻國內政敵，完成共和革命。這與他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廢除不平等條約、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革命目標是相矛盾的。矛盾如此重重的日本與孫中山為何能結成如上所述的關係，其原因何在？其原因在於日本和孫中山兩個方面，但日方占主導地位，孫中山居於次要地位。這是因為在兩者的矛盾中，日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孫中山則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矛盾的性質，並掌握解決矛盾的鑰匙。這一鑰匙便是日本對孫中山的政策。

  孫中山對日的態度及政策，本人已在《孫中山對日態度再認識》[1]和《孫日關係研究方法論》[2]中做了論述，因此在本節中採用宏觀研究和理論性研究的方法，著重論述日本對孫中山的幾種政策和日本在決定對孫中山的這種政策中所起的幾種因素，同時在論述中還將日本對孫政策和孫中山的對日態度適當地加以比較。

  日本對孫政策是日本對華政策的組成部分，隨著日本對華政策的變化而變化。日本的對孫政策，概括起來，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政策是支持和援助：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日本應孫中山的要求，提供過滬杭鐵路借款、招商局借款和漢冶萍公司借款，並提供了革命所需的武器。[3]1915年底至1916年5月，在孫中山的領導下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居正在山東半島舉行起義時，在日本政府和軍部的支持下，財界的久原房之助提供六十萬日元的貸款，駐山東的日軍也直接或間接地援助過這次起義。[4]1913年2～3月，孫中山做為日本的貴賓訪日，受到日本朝野的隆重歡迎。這是孫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唯一的一次，顯示了日本朝野對孫中山的聲援，並以成立中國興業公司來支持他的振興產業的近代化計劃。[5]從總體來說，日本支持和援助孫中山的時期是短暫的，甚至是曇花一現的，但它畢竟是支持和援助，對孫中山的革命和近代化來說具有積極、有利的一面。

  第二種是對孫中山不即不離、不冷不熱的較為消極的政策：這一政策在日本的對孫政策中占主導地位，時期也較長。例如1897年至1903年，1905年至1907年、1913年至1916年，孫中山雖在日本領導國內革命運動，日本儘管給他提供了進行革命活動的社會空間，某種意義上保護了他的人身安全，但卻沒有提供積極的支持和援助。例如，1900年惠州起義時，孫中山希望日本提供武器，但日本沒有提供。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孫中山藉此東風發動反袁的革命運動，積極爭取日本的支持，但日本沒有支持他。

  

  第三種政策是勸他自動離日，不許他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例如1907年3月[6]、1910年6月[7]曾兩次勸他離日。1907年3月勸他離日時，給他提供七千日元。這種勸告形式上不粗魯，但實質上與驅逐一樣。有時，孫中山希望來日時，日本政府不許或不希望他來日。這在形式上與勸他離日不同，但其實質是一樣的。例如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極力爭取來日，在日本繼續領導國內的革命，但日本政府不歡迎他來日，再三勸他去美國。[8]孫中山不顧勸阻，經門司、下關抵神戶港時，日本才勉強同意他上岸。但日本對孫中山在日的一舉一動嚴加監視，沒有給任何的援助。

  第四種是壓制孫中山的政策：1917年至1922年正是如此，孫中山公然譴責日本，兩者公開對立。1916年袁死後，段祺瑞於1917年上台執掌北京政權。段靠日本，力圖以武力統一中國。日本則給他提供1.45億日元的西原貸款，提供武器裝備，支持他以武力壓服孫中山，進而統一中國的政策，以便靠段妄圖稱霸全中國。孫中山則主張恢復1912年制訂的《臨時約法》和此年產生的舊國會，抵制和對抗段的武力統一政策。於是孫中山便成為日本和段以武力統一南北的障礙。日本軍部和外務省則採取調虎離山計，1918年6月把孫中山「邀請」到日本，以此排除這一障礙。[9]孫中山抵日後識破了他們的陰謀，數日後便回國。抵上海時，他嚴厲譴責寺內內閣的政策是「日本政府對南方的征伐」[10]。這時期孫中山猛烈抨擊日本的侵華政策，指出：「近代日本對於東亞之政策，以武力的、資本的侵略為骨幹……對於中國，為達日本之目的，恆以扶植守舊的反對的勢力，壓抑革命運動的事」，[11]並公然稱「日本為民國之敵」，[12]「白人外患可以無憂。此後吾黨之患，仍在日本之軍閥政策」[13]。孫中山對日的這種抨擊反過來又說明日本對孫中山施加的壓力有多大。

  日本對孫中山的這四種政策是交替使用，變化無常的。那麼，決定日本的這種對孫政策的諸因素是什麼？什麼樣的內外形勢及因素決定日本的對孫政策，其中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是什麼？下面就分析這一諸因素。

  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是近代中日關係的組成部分，近代中日關係的主流是侵略與被侵略的關係。近代日本的對華政策是侵略性政策，其目的是在中國維護和擴大其殖民權益。日本的對孫政策是這一政策的組成部分，即為達到這一目的是否利用孫中山及其革命運動，如要利用則如何加以利用的問題。這是日本決定對孫政策的原則，也是前提，在這一原則和前提下，日本政府和軍部在決定對孫政策時則考慮以下幾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日本與孫對立的國內政敵即孫中山所反對的對立面的關係：這是因為孫中山在中國國內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與其政敵對立而存在的。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的政敵是他要推翻的清朝，日本的對華政策中存在著相互對立的清朝和孫中山。在這一對立的存在中，日本面臨選擇哪一方要求和希望的問題。在這一選擇中日本則考慮選擇哪一方對自己的對華政策有利，從這一考慮出發決定對孫的政策。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遠不如辛亥革命後，日本對孫中山的期待也不大。相反，清朝在日本的對華政策中的地位遠比孫大，日本在中國業已取得的殖民權益和將來要取得的新權益都來自清朝，且改善甲午及日俄戰爭以來逐年惡化的日清關係要比孫中山的關係更為重要。因此，1907年3月和1910年6月，日本遵照清政府的要求，兩次勸孫中山離日。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一度要求去日本，但日本考慮清朝的關係，拒絕了其要求。儘管如此，孫中山對日本是個潛在的力量。日本的侵華政策，使日清關係惡化。日本為牽制清政府，則利用孫中山等反清勢力。例如1897年8月孫中山從歐美抵達日本時，日本讓他居住日本，並默認他在日從事反清的革命活動，其目的就在於此。這些史實說明，日本對清政府的政策反過來決定日本對孫中山的政策。

  辛亥革命爆發後，清廷重用袁世凱，使他東山再起，執掌了清廷的大權。1912年2月清帝退位，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的大權讓給袁世凱，袁君臨於民國。這樣，袁世凱替代清廷，成為與孫中山對立的勢力。日本與袁的關係在日俄戰爭前是修好的，但日俄戰爭後日本極力擴大在東三省的殖民權益，這便激化了當時任外務尚書和軍機大臣的袁與日本的矛盾。袁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力圖靠美俄勢力牽制日本。於是，袁便成為日本侵華政策的障礙。從此，日本便採取種種措施，想排除袁。1909年袁因清廷內部的權力之爭，解甲歸田時，日本為此興高采烈；1911年武昌起義後袁東山再起時，日本設法阻撓他北上，甚至要暗殺他。1912年給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提供的三次貸款和武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抗衡袁的一種措施；1913年2～3月，桂太郎首相等請孫中山訪日之中也有反袁的因素。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和孫中山的關係公開破裂，兩個人成為死對頭。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來日，居日達四年九個月之久。袁世凱等數次要求引渡陳其美等革命黨人，但日本沒有同意。這時期日本一面力圖改善與袁的關係，一面又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當作反袁的潛在力量，默認他們在日本從事反袁的革命活動，但沒有給予直接的支持。1915年下半年袁稱帝，中國國內掀起反袁反帝制的護國戰爭。日本認為反袁的時機到來，支持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反袁。[14]結果，袁的帝制失敗，袁也暴死，日本也達到了反袁的目的。從上述史實說明，日本對孫政策是根據日本的對袁政策的變化來決定的，也就是說日本對孫中山的政敵的政策來決定的。

  袁死後段祺瑞登台執掌北京政權。日本給段提供西原借款，妄圖靠段的武力統一中國南北，進而稱霸全中國。1920年經直皖戰爭，親日的奉系張作霖執掌北京政權，直至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張作霖被親英美的吳佩孚趕出北京，吳和曹錕掌握了北京政權。這數年中北京政權由親日的段、張轉到親英美的吳、曹。這一變化便反映在日本的對孫政策上。段、張的親日軍閥掌北京政權時，日本則支持他們來壓孫中山；吳、曹的親英美軍閥掌北京政權時，日本則支持孫和南方軍閥勢力來反親英美的北京政權。隨之，孫中山的對日態度也從批判日本轉到接近日本。這反映在第三次廣東軍政府時期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上。這一史實再次說明，日本對北京政權的態度便決定日本的對孫政策；孫中山的對日態度也隨日本的對孫政策的變化而變化。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親日的張作霖乘馮玉祥的北京政變戰勝吳佩孚，與段合作，重新執掌北京政權。雖然掌握北京政權的段、張，改變了過去以武力壓孫中山和南方革命勢力的政策，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時局。1923年以來孫中山想以北伐來完成統一大業，但力不從心。於是應段、張的邀請北上，以國民會議來收拾中國時局。日本當然支持段、張重新執掌北京政權，並促孫中山北上合流於段、張。此時的日本的對孫政策，形式上雖與1917～1922年時期的壓服政策不同，但實質上是讓孫統一於親日的北京政權。從統一於北京的親日政權來說，是與1917～1922年時期完全相同的，但在方法上則採取了從壓服到合流的不同形式。

  綜上所述，日本的對孫政策不是根據孫中山對日的希望和期待來決定的，而是根據日本對孫中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政敵的政策來決定的。孫中山的政敵在日本的對孫政策決定過程中起主導作用，而孫中山對日的希望和期待處於次要地位。換句話說，孫中山所期望於日本對其革命的支持和援助，在日本的對孫政策的決定中不起主要作用，而且日本對孫中山和他的政敵的政策是成反比的；孫中山和他的政敵的對日態度也成反比。以孫中山和袁世凱為例，當日本力圖改善對袁關係並與袁保持一定關係時，其對孫的態度較為冷淡；當日本對袁態度曖昧時，對孫便若即若離；而當日本對袁採取牽制、排擠政策時，對孫的態度便轉為支持和援助。這種反比現象，在段祺瑞、張作霖、吳佩孚等掌握北京政權時也同樣發生過。例如當日本積極支持段祺瑞以武力統一南方時，其對孫的政策是壓服，與支持段便形成了反比。這種反比關係的根源在於圍繞中國和孫中山所形成的雙重性國際關係。

  第二個因素是圍繞中國和孫中山所形成的國際關係：中國是列強的半殖民地，日本和歐美列強都在中國擁有既得殖民權益，並在爭奪新的權益。在爭奪殖民權益中，中國、日本及歐美列強之間形成了雙重性國際關係。這種雙重性關係表現在各個方面。日本和歐美列強在維護在華既得權益時則採取一致行動，但在擴大新權益時又互相爭奪、互相牽制。中國和列強是侵略與被侵略的對立關係，但中國則利用列強之間在中國擴大權益而產生的矛盾，採取「以夷制夷」的政策，或利用歐美列強抵抗日本，或利用日本牽制歐美列強。而歐美列強也時而借日本加緊侵華而激化的中日矛盾，以「支持」中國來與日本爭奪，時而利用日本來向中國施加壓力，時而利用中國來牽制日本。而日本也時而利用歐美列強來對中國施加壓力，時而利用中國來牽制歐美列強。這種關係是既矛盾又統一，既對立又利用，既爭奪又協作的雙重性關係。這種雙重性關係的根源在於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本質，一種本性表現在兩種形式上。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時期，中國分裂成兩種勢力，即清政府和孫中山的革命勢力及北洋軍閥和孫的革命黨。分裂對立的這兩種勢力，為各自的目的，都利用圍繞中國形成的雙重性國際關係。日本和歐美列強也為各自在華的目的，借雙重性國際關係，巧妙地利用分裂成對立的中國各勢力。這種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不僅決定孫中山對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態度，而且決定日本及歐美列強對孫中山的政策。國際關係是國與國、國與某個集團為各自的目的和利益，超越對方本質的認識而結成的相互間的關係，或多方的關係。孫中山代表中國革命黨，日本與他的關係便是日本與革命黨之間的國際關係。這種關係是建立在孫中山為實現其革命理想和日本為維護和擴大在華的殖民權益的基礎上的。這是相互矛盾的理想和目的的基礎上結成的關係。按倫理來說，相互矛盾的東西是相互對立，不可能結成協作關係的。但在國與國、國與某一個集團間的關係中，為其各自的目的，可以超越這一矛盾和對立而結成關係。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實用主義。如上所述，日本的對孫政策的原則或前提是日本帝國的國家利益；孫中山對日的期待和希望是為實現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和富強的近代化國家。兩者都為實現各自的目的和目標，在對外政策上採取了靈活的實用主義政策。

  下面舉例說明日本和孫中山採取實用主義政策的必然性。19世紀末以來，日本通過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和日俄戰爭在中國急劇擴大新的殖民權益。這便直接威脅清政府（後來是北洋軍閥操縱的北京政府）和歐美列強的在華權益，激化了清政府（北京政府）與日本及歐美列強與日本的矛盾和對立。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列強為牽制日本，先利用因日本急劇侵華而激化的清政府（北京政府）與日本之間的矛盾和對立，支持清政府（北京政府）的實權人物。而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操有實權的人物，從維護其統治出發，都採取了「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但是選擇哪一個夷來制哪一個夷是根據中國與列強間存在的雙重國際關係來決定的。這使清政府、袁世凱、吳佩孚選擇了英美，欲利用或依靠歐美列強來抗禦日本；段祺瑞和張作霖選擇了日本，靠日本的勢力來擴大其在中國的勢力。前者和歐美列強之間便在共同對付日本這一點上取得了一致，並加強了它們之間的關係。後者和日本為了在中國擴大各自的勢力，稱霸全中國，排除歐美勢力方面取得了一致，並加強了它們之間的關係。而孫中山及其革命黨是夾在日本、歐美列強與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中間的勢力，他們的首要任務是推翻清政府和北洋軍閥操縱的北京政府，但他們的基礎和力量有限，非利用列強勢力不可。於是，他們根據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統治者與日本或歐美列強的關係中選擇與它們對立的列強。1907年3月孫中山被驅逐日本後，努力爭取法、美、英等國的支持；1917～1922年段祺瑞、張作霖把持北京政權並與日本勾結甚密時，孫中山則想聯合美、德；1922～1924年掌握北京政權的吳佩孚、曹錕投靠美英時，孫中山則轉而爭取日本的支持。這是因為日本和歐美列強為爭奪中國而產生了矛盾，孫中山則利用這一矛盾來增強反對北京政權的力量。日本則與孫中山不同。孫中山是始終反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的北京政權，但清政府和北京政權投靠英美時，日本則相對來說，支持孫中山等反清政府和北京政權的勢力；而清政府和北京政權投靠日本時，日本則反過來反孫中山等反對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勢力。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日本與歐美列強間在中國的爭奪，這種爭奪首先表現在掌握北京政權的實權人物的爭奪上。日本也好，歐美列強也好，在維護和擴大在華殖民權益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把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實權人物掌握在其手中，因而它們之間的爭奪首先圍繞北京的中央政權而展開。因此出現日本的對孫政策是根據日本對孫中山的政敵——清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實權人物的政策如何而定的現象，出現日本對孫中山與其政敵——清政府及北京政府的實權人物之政策成反比的現象。

  第三個因素是日本對孫中山能否君臨中國的可能性的判斷和孫中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的變化：如前所述，日本和歐美列強在中國的爭奪，集中表現在統治中國的實權人物的身上。這是因為如把這一人物掌握在自己手下，則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容易擴大在中國的殖民權益。辛亥革命前孫中山在日本的心目中是一股潛在的勢力，不完全相信他能推翻清朝統治，但又不願忽視這一勢力的存在，是把他和革命黨看作從清朝的背後牽制它的力量來加以利用的。因此日本的對孫政策較為消極，不即不離，不冷不熱。辛亥革命爆發後，尤其是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任臨時大總統，控制中國的半個天下，表現出統一全中國的趨勢。這時日本的對孫政策從消極轉變為積極，提供了貸款和武器，但形式上卻採用民間形式，由財界出面辦理貸款，政府不敢公然出面支持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1912年4月孫中山將臨時大總統的大權正式讓給袁世凱後，袁掌握民國大權。此時，日本的對袁、對孫政策又發生了變化。1912年8月，孫中山為實現實業計劃，希望訪日，但日本政府拒絕了。這反映出日本對孫政策從積極轉為消極。但軍部則較為積極，陸軍大將桂太郎任內閣首相後改變對孫政策，同意孫訪日。1913年2～3月孫中山的訪日是日本給他的最高禮儀，可謂日本的對孫政策達最高峰。此時桂太郎等之所以如此對孫是預測他總有一天替代袁並君臨於中國。但孫中山訪日回國之後，在二次革命中敗於袁世凱，孫中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在中國掌握政權的可能性變得渺茫。於是日本的對孫政策從積極又變為消極，對孫較為冷淡。這與訪日時形成鮮明的對照。這時，日本將孫僅僅當作與袁進行山東及二十一條交涉時討價還價的籌碼。1915下半年袁世凱搞帝制，以西南為中心的反袁勢力掀起反帝制的護國戰爭，袁的統治搖搖欲墜。此時日本政府和軍部則支持孫反袁，但日本對孫的支持不如岑春煊大，僅僅利用了孫中山一時。1916年6月袁死後，日本轉過來支持段祺瑞等北洋軍閥，完全拋棄了孫中山。從此孫中山在日本的對華政策中的地位降到最低點，因為日本不僅對孫中山掌握中國的政權不抱希望，而且希望把他和廣東軍政府以武力加以消滅。因此這個時期孫中山也嚴厲批判了日本，孫日關係也到了最壞的時期。但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中親英美的吳佩孚、曹錕戰勝親日的奉系張作霖，掌握了北京政權。1923年2月孫中山在廣東成立第三次廣東軍政府，準備北伐。孫中山經幾年的曲折，重新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這時日本採取了在北方支持張作霖，在南方支持孫中山，來夾擊吳、曹北京政權的戰略。日本重新估計孫中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勢力後，對孫政策也從壓服轉為有所支持。1923～1924年第三次廣東軍政府與日本的往來，足以證明日本對孫政策的變化。[15]但為時不長。1924年10月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和馮玉祥的北京政變中親日的段祺瑞和張作霖重新執掌北京政權，日本的對華、對孫政策又顯現出新的趨勢。1924年孫中山北上途中訪問神戶，希望去東京會見日本的實權人物，但日本外務省拒絕了孫的這一要求。這說明這時期日本支持孫中山是有限度的。

  從上述史實中得出：孫中山君臨於中國的可能性的大小和孫中山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地位高低與日本的對孫政策是成正比的。就是大和高時，日本的對孫政策是積極的；小和低時是消極的，不冷不熱的。

  第四個因素是意識形態：孫中山的共和思想、他的革命運動的內容及性質等等是屬於意識形態的。這種意識形態制約了日本對孫中山的政策。[16]但是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是國際關係，國際關係往往是超越意識形態，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或集團的利益的。由此可謂意識形態在國際關係中具有制約和超越的兩種功能。在兩種功能中哪一個起更重要作用，在不同的條件和環境中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論。但從總體上說，超越的功能占主導地位。

  1897年孫中山從歐美到日本時，坦率地表明了其實現共和政體的理想和以暴力推翻封建皇帝的思想。而日本是君主立憲國家，存在著相似於皇帝的天皇制。這兩者在政體上是相互對立的。這應成為制約日本與孫中山關係的因素之一。辛亥革命爆發後出現的南北議和中，日本贊成君主立憲，反對孫的共和制主張。這也理應成為制約日本的對孫政策的要因。如果日本對華外交中優先意識形態的話，應支持清政府和主張君主立憲的袁世凱，反對倡導共和的孫中山。但事實卻與此相反。這是因為日本推行實用主義外交，為追求日本帝國的國家利益，超越意識上的不同和衝突，支持了反對皇帝和君主立憲的孫中山和革命勢力。可見，日本是優先了國家利益。孫中山的對日政策的最高目的是實現共和革命的理想和目標，這是屬於意識形態的。孫中山為實現其共和理想和完成革命目的，不惜犧牲國家權益的一部分，與日本結成了關係。而日本為其國家利益，為擴大其在華權益，不顧在意識形態上的衝突，則展開了與孫中山的關係。兩者的關係從根本上是對立的。然而孫中山從意識形態出發，說「日本維新是中國革命的第一步，中國革命是日本維新的第二步。中國革命同日本維新實在是一個意義」[17]。他之所以強調日本維新與中國革命的一致性，其用意在於爭取日本的支持。在廢除不平等條約問題上，孫中山認為，日本會受到歐美列強強加給它的不平等條約之苦，因此日本能理解中國人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心情。他呼籲日本協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日本對孫中山從意識形態出發的呼籲置之不理。可是日本在不同時期給孫中山提供了不同的支持和援助。這並非與孫中山在意識形態上發生了共鳴，而是為了擴大日本的在華權益。可是，孫中山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直接威脅日本的在華權益時，日本也不能不考慮孫中山的這一威脅，從某種意義上制約了日本的對孫政策。

  孫中山的共和政體主張也好，日本的君主立憲制也好，都屬於資產階級政體的範疇，兩者之間雖有不同之點，但不會發生根本的對立。如果孫中山主張與日本一樣的君主立憲，同時主張全面廢除日本在華的既得權益的話，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是不可能調和的。1915～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實行君主立憲時，從意識形態的角度講，日本理應支持袁，但日本對袁不抱好感，堅決反對。袁的帝制宣告失敗和袁暴死的國際上的原因就在於日本的這一反對。由此可見，意識形態雖然是一種制約的因素，但它在日本的對華、對袁及對孫政策的決定過程中不起重要的作用。

  比意識形態，起更為重要作用的是主張意識形態的人的傾向，即這一人物傾向於日本或者傾向於歐美。傾向於歐美的人物即使主張與日本相同的君主立憲，日本也不會支持他的；傾向於日本的人物即使主張共和制，日本也不會不支持他的。當然，不同人物的不同傾向是由當時的雙重性國際關系所決定的。日本之所以採取這種政策，是因為支持傾向於日本的人物掌握著統治中國的大權，對維護和擴大其在中國的殖民權益有利，對日本帝國的國家利益有利。

  至於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主張在日本的對孫政策決定過程中所起的作用，與前面所述的情況有所不同。蘇聯、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與近代共和制是完全對立的。因此，日本把孫中山聯俄、聯共看做「赤化」，非常警戒孫中山與蘇聯的關係，這從某種意義上制約了日本的對孫政策。可是，孫中山的聯俄、聯共並未改變他原來的政治信仰，他依然主張共和制，變化的只是他的對內、對外政策。因此，1923～1924年第三次廣東軍政府時期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比前一個時期大有改觀，日本在關余、商團等事件中採取了與歐美列強有所不同的政策。[18]

  綜上所述，日本與孫的關係存在著意識形態的分歧，這一分歧在某種意義上制約著日本對孫中山的政策。但從整體來說，兩者都為各自的目的而超越這一分歧，結成了一定的關係。這便說明，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雖然帶有制約的要素，但不起主導作用。

  第五個是經濟因素：日本在中國的領土、政治及軍事上的權益，歸根結底是為了經濟權益，即攫取中國的資源，剝削中國的勞動力，擴大日貨在中國的市場。經濟權益的擴大，反過來又提高日本在中國的政治權益，鞏固在華的軍事地位。

  日本在華的經濟權益是由資本輸出、貿易及經濟特權等組成。對中國的資本輸出是對中國的投資。甲午戰爭前，日本在華幾乎沒有投資，1897年開始投資。1900年日本在華投資則有100萬美元，1914年猛增到1.9億美元，增加了190倍。[19]日本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開始轉入帝國主義階段，這時期日本的財閥極為重視對華投資。1911年春，日本最大財閥之一的三井財閥將尾崎敬義和松元勢葳二人派往中國調查對華投資問題。12月他們回國後便提出了由十五章組成的《對華投資論》。該報告指出，「從列強的立場來說，如果想在中國取得相當的勢力和發言權，除貸出資本之外，別無他法。換句話說，當前在中國的投資不單純是其利息的儲蓄。貸出資本是手段，其第一個目的是獲得權利，第二個目的是扶植勢力，第三也許有更大的目的」[20]。這一報告強調了對華投資在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意義，對日本財界產生了極大影響，並促進了日本的對華投資。辛亥革命時期日本對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的三筆貸款，既有經濟目的又有政治目的，其以援助為名擴大日本在長江流域的政治、經濟權益。這些貸款雖然是大倉組、日本郵船公司、日清汽船公司、橫濱正金銀行等出面辦的，但其背後有日本政府的積極支持。1916年春，久原財閥給孫中山的貸款背後也有軍部的積極支持。這便說明，這些貸款表面上是民間財閥的行為，但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和軍部對孫政策的一種形式。

  《對華投資論》的特色就在於從政治的角度分析了投資的重要性。這就是說，日本對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的貸款並不是單純的經濟投資，而是一次政治投資。這與一般的企業投資不同，通過經濟投資要達到政治目的。換言之，為達到政治目的而進行貸款，前者是目的，後者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前者比後者更為重要。由此可謂，在日本的對孫政策決定過程中經濟因素（投資貸款）是通過政治因素起作用，日本不會進行政治上不具有積極意義的經濟投資。這就是說，對孫政策的決定過程中經濟因素服從於政治因素，先從政治上考慮是否提供貸款。但這並不否定貸款帶來的經濟效益，因為貸款在政治上的效益將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日本在華的一大權益是貿易。日本在華的投資雖有猛增的趨勢，但與其他列強相比，不占重要地位。而貿易則不然。中國在日本的對外貿易中占第二位（美國占第一位），1910年日本對華貿易總額為1.58億日元，占日本對外貿易的17%。[21]其中從中國進口6800萬日元，占第三位；出口9000萬日元，占第二位；進出口順差2200萬日元。[22]這些數字表明中國在日本的對外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對華貿易的如何直接影響日本的對外貿易和其國內經濟形勢。

  在此，以辛亥革命為例，說明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對中日貿易產生的巨大影響。處於中部中國的長江流域在日本的對華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1910年日本對中部中國的出口5500萬日元，占對華出口的64%；進口4800萬日元，占從中國進口的70%。[23]在占有如此重要地位的中部中國爆發了武昌起義，並迅速波及長江流域。革命引起的動亂，不僅影響了中國經濟，而且直接影響了日本的對華貿易。1911年10月前逐月增長的中日貿易，從11月至歷年2月的4個月中，與1910～1911年的同期相比，減少1121萬日元，減少率為30%，中部地區則減小1270.6萬日元，減少率為57%。從中國的進口則在同一時期減少2320萬日元，減少率為60%。中部地區則減少2183萬日元，減少率為70%。[24]這一減少無疑是對日本對外貿易的沉重打擊。

  對華貿易的減少，則導致日本市場上的一些商品價格上漲。例如麻、漆、雞蛋的價格因進口減少而漲價10%以上。另一方向，因出口的減少，一些企業減產或倒閉。例如火柴出口減少一半，因而一些工廠減產一半，或者倒閉。由於出口的減少，對中國出口中占第一位的棉紗價格暴跌，一些棉紡廠不得不減產，或者停產。由於辛亥革命引起的經濟秩序的混亂，日本的對華貿易將近半年受到較大影響，由此蒙受的經濟損失也較大。這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到日本的對華和對孫政策上。日本為了早日恢復中國的安定和對華貿易的正常秩序，要麼對立雙方之一的孫中山讓步妥協（1924年孫中山北上時），要麼壓服孫中山屈服於與他對立的另一方（1917～1922年南北對峙時期），要麼孫中山避開衝突（如1913年二次革命時期）。這便說明，雖然在投資貸款中政治因素起重要作用，但在貿易領域裡經濟因素起更重要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政治因素服從於經濟因素。

  從上述事實中得出：日本在決定對孫政策的過程中，經濟因素起作用，但有時服從於政治因素，通過政治因素髮揮作用；但有時政治因素服從於經濟因素。總之，經濟因素不是單純的一個因素，而是與政治因素結成不解之緣。

  綜上所述，日本的對孫政策是在維護和擴大日本在華殖民權益的原則和大前提下，各種因素起複合性的多樣的作用，有時其中的一兩個因素起特別重要的作用，有時另一個因素起特別重要作用，因此，在分析日本對孫中山的政策時，特別要注意一個政策中所包含的各種因素的相互關係及它們的複合性的綜合作用，對具體政策要進行具體分析，絕不能一概而論。對日本決定對孫中山政策過程中起作用的諸因素上述分析，不僅對日本的對孫政策的解剖有積極的意義，而且對孫中山的對日言論和態度的理解也有很大啟迪，因為這兩者是相互矛盾和統一的對立體。

  注釋

  [1]參照《歷史研究》1990年3期，142～156頁。

  [2]參照拙著《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287～334頁。

  [3]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167～168頁、185～190頁。

  [4]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264～272頁。

  [5]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210～222頁。

  [6]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113～115頁。

  [7]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127～132頁。

  [8]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244～247頁。

  [9]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294～300頁。

  [10]《東京朝日新聞》，1918年6月28日。

  [11]《孫中山全集》第五卷，276頁。

  [12]《孫中山全集》第五卷，277頁。

  [13]《孫中山全集》第五卷，354頁。

  [14]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264～272頁。

  [15]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332～337頁。

  [16]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任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陸軍大將）驚嘆：「清共和國論對我國的人心影響之大，從現在新聞界年輕這輩的論述中可知其可怕，要及早採取措施，以防其影響。」

  [17]《孫中山全集》第一一卷，365頁。

  [18]參照拙著《孫文の革命運動と日本》（日本六興出版，1989年）340～354頁。

  [19]雷麥：《外人在華投資》，（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313、318頁。

  [20]山浦貫一：《森恪》上卷，（高山青院，1943年版），197～200頁。

  [21]安木重治：《日本在對華貿易中的地位》，見《新日本》1911年12月號，24頁。

  [22]安木重治：《日本在對華貿易中的地位》，見《新日本》1911年12月號，24頁。

  [23]安木重治：《日本在對華貿易中的地位》，見《新日本》1911年12月號，26頁。

  [24]八木生：《對華貿易的恢復》，日本外務省通商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