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二次直奉戰爭

  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吳勝張敗，戰爭有了勝負。但直奉兩軍閥爭權奪利的鬥爭並沒有休止。

  張雖然被打敗，但沒有受到更大的打擊。他依然割據東北，保存奉軍主力。他以此為資本，於5月下旬宣布東北獨立和自治，和北京政權斷絕關係。張退到東三省後，整軍備戰，興辦軍工廠，設立航空處，積極準備對直軍的新的戰爭。

  對張作霖的整軍備戰，日本採取何種態度？1922年12月內田外相致赤冢奉天總領事的密電中就對張的政策作了指示。密電寫道：「如張作霖維持其勢力之下的東三省的治安，專心努力於和平政策，則能鞏固和維持其在東三省的勢力。一旦張依靠其武力，將野心擴大到中央，試圖武力統一或遠征，其結果最終必然失敗。這在直奉戰爭（指第一次——筆者注）中已經清楚證實了的……如果張專心治理東三省的治安，這不僅是張本身的利益和幸福，而且也是在滿蒙擁有錯綜複雜利害關係的日本最希望的。因此對張的東三省和平政策，日本以同情之心歡迎，不惜予以儘可能範圍的援助。」[23]這就是說，日本希望張不要打進關內，專心統治東三省。

  日本外務省雖然採取這種態度，但軍部暗中支持張的整軍備戰。據中國《申報》的揭露，1922年10月日本將存於海參崴的兩萬支步槍及炮彈、炸彈、飛機等價值達100萬元的軍械賣給張。1923年2月，日本又把從義大利購買的13000支步槍、800顆炸彈、12尊大炮轉賣給張。8月把價值達368萬元的22000件軍械運入奉天。同時日本採取助張自辦兵工廠的辦法，協助張擴建軍工廠。在擴建中，聘請日本技術員設計，由大倉洋行承擔施工，主要機器均由日本提供。

  1924年9月1日，江浙戰爭爆發。這是直奉戰爭的前奏，促進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的早日爆發。

  張為了再次打吳，進一步爭取日本的支持和援助。9月5日和8日，張分別通過其軍事顧問本庄繁和松井七夫，就以下三個問題向幣原外相和關東廳長兒玉徵詢日本政府的態度：

  一、直軍打到東三省時，日本採取何種態度？是否予以我（張）所希望的援助？想了解日本的具體方針。

  二、最近英國人和美國人壓反直隸派來完成中國的統一。我希望以親日派之手統一中國。對英國的行動，日本有何種想法？

  三、最近北京政府接近俄國政府，孫中山赤化一半，因此我腹背受直派和工農俄國的壓力。對此日本有何種想法？[24]

  到14日，張作霖親自找船津奉天總領事就與日的關係問題進行會談；15日，奉軍參謀長楊宇霆又設宴招待船津總領事和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及四名軍事顧問，再次請求日本對張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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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軍方面也積極做對日工作。9月16日，北京政府國務院秘書長孫潤宇拜訪芳澤駐華公使，提出兩點要求：一、日本新聞媒體不要報導不利於直軍的消息；二、日本勸張不要南下。時過3天即19日，吳佩孚親自找芳澤公使會談，並指責日本對張的援助。芳澤在吳的面前，接受了孫潤宇提出的第一條要求，但對第二條要求，芳澤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由予以拒絕。

  這時，張把所部25萬人編為六個軍，向直方進發。吳將所部編為三個軍，向奉軍進擊。直奉兩軍於9月17日在山海關、九門口附近交火，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同時，本庄軍事顧問奉命回國，松井七夫大佐接替為張的軍事顧問。兩軍開戰後，松井直接參與作戰指揮，並向奉軍的各軍分別派遣是永中佐、權我少佐、濱本少佐、荒木少尉等日人軍事顧問，且聘請日本空軍軍官協助奉軍的空軍。[25]

  可是日本外務省於9月22日以亞洲局局長出淵的名義，發表了對第二次直奉戰爭的聲明。聲明說，日本「對這次內亂，採取不干涉的方針，嚴持公正態度」[26]，但駐華公使芳澤則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這次戰爭是吳實現其侵滿野心的戰爭，其背後有英美的支持，力圖驅逐日本在滿蒙的勢力，因此，要在戰火波及滿洲之前，表明日本的強硬態度。奉天總領事船津也要求「發相當強硬的警告」[27]。他在江浙戰爭爆發後，預見第二次直奉戰爭，並提出自己的意見。他主張：如戰爭中張作霖勝利，則儘量促使段祺瑞出山，引導張援助段。如美國為阻止吳的完全失敗而出面調停雙方時，日本則先採取居中調停，防止直方的完全失敗，以留日本牽制張和段的餘地。如張在戰爭中失敗而直軍進犯遼河以東地區時，則向中外聲明日本在滿蒙的權益，為維護日本權益行使必要的武力。[28]船津的獻計是日本在兩個軍閥混戰中既能維護其在滿蒙的權益，又能控制和牽制吳、張雙方的一舉兩得的措施。可是幣原外相堅持不干涉方針，要芳澤公使和船津總領事採取靜觀形勢的態度。

  日本直接插手直奉戰爭，對直軍的作戰是不利的。因此，吳的北京政府採取種種措施阻止日本干涉戰爭。國務院總理顏惠慶通過芳澤公使和顧問岡野增次郎給元老西園寺公望、船津奉天總領事、白川義則關東軍司令官、安廣伴一郎滿鐵社長等寫了六十餘封信，希望他們諒解直軍的軍事行動。10月9日，吳佩孚親自和天津總領事吉田茂會談。會談中吳表示，直軍進入滿洲後尊重日本在滿權益，而且在條約中已有規定的權益中張尚未許可的權益也予以許可。當時吉田茂非常同情吳。[29]

  中國軍閥為了維護和擴大自己的地盤，有時投靠這個列強，有時投靠那個列強；有時腳踏兩隻船；有時投靠一方為主，另一方為輔。這是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的。上述事實說明，直吳雖和英美的關係密切，但也和日本有往來，力圖利用日本達到其目的。

  這時，日本國內輿論對幣原的不干涉政策提出種種指責，對幣原施加種種壓力。國策研究會、貴族院研究會、東亞聯盟協會、在野黨三派院外團等紛紛開會或發表聲明指責不干涉政策，要求政府採取積極的強硬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於10月13日對直奉雙方發出喚起注意的勸告。勸告指出，在滿蒙居住日本臣民數十萬，日本的投資和企業也較多，因此「在此喚起兩軍對上述明確事實的嚴肅注意，且如此重要的日本權利和權益，應受到十分尊重和保護。對此表示最重視之意」[30]。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日本沒有發表過這種聲明，這說明日本對直奉戰爭的態度進了一步。

  當時，內閣成員中，也有不少人主張援張。他們主張，直軍進犯東三省之前，派兵到奉天和山海關之間，設立緩衝地帶，以便阻止直軍。一些人則主張，給張以武器和貸款，直接援助張。於是10月23日日本內閣開會研究直奉戰爭的問題。會上曾反對援張的高橋是清農商大臣也主張援張，但幣原外相還是反對。他說：「當此之際，我們採取穩如泰山的態度是最好的政策。」[31]他提出反對干涉的三條理由：

  一、援助一方是明顯的干涉，這違反政府的決定和聲明，並失去國際的信義。是否遵守國際信義，是關係到國家命運的重大問題。言外之意是要遵守華盛頓會議所通過的《九國公約》，和英美等歐美列強進行協調。

  二、直軍要進入奉天，一定要跨越滿鐵，和我精銳的部隊兵戎相見。但直軍沒有這種力量。即使吳占領滿洲，使他尊重我既得權益也是可能的。

  三、馮與吳有矛盾。他說：現在，馮玉祥把兵馬駐紮在張家口方面。馮與吳有宿怨。吳在東三省稱霸，馮決不會袖手旁觀。張與吳在山海關之險生死決戰的一剎那，就是馮崛起的機會。如果是那樣，吳佩孚後方被切斷，不得不撤兵，張作霖也將重整旗鼓。[32]

  這三條理由中，前兩條和第一次直奉戰爭時期日本沒有直接干涉的原因大致相同。第三條則是新的理由。幣原作為日本的外相，把維護日本在滿蒙的既得權益作為他的使命。維護權益是日本外交的目的，但採取什麼手段，則是根據內外形勢而定。也許採取武裝侵略、武裝干涉或者援助交戰中的一方，也許採取不干涉手段。當時幣原認為不干涉是維護日本權益的最好辦法。他主張不干涉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三條。如馮舉兵倒戈，日本即使不干涉也能達到維護其滿蒙權益的目的。這種手段既可以不激化與英美的矛盾，又維護了其在滿蒙的權益。這對日本是最上策。

  那麼，事實如何呢？果真如日本所料。

  10月23日上午即幣原外相在內閣會議上陳述其不干涉的三條理由時，馮玉祥在北京舉行了政變。[33]馮的倒戈是馮與吳矛盾激化的產物。但日本巧妙地利用這一矛盾，以金錢手段加速了這一矛盾的爆發。

  在日本人中，最早插手此事的是寺西秀武。1924年，他在東京獲悉第二次直奉戰爭即將爆發的消息後，用大倉洋行的暗號電報，立即打電報給在天津的段祺瑞，告訴他奉軍將向直軍開戰。爾後他火速跑到奉天。途中，他遇見奉軍第六軍副軍長吳光新，和他一起去見張作霖。他見張作霖時，勸張聯合段祺瑞打吳佩孚，並獻計拉馮玉祥。爾後，他轉赴天津，和段策劃拉馮的計劃。他們決定，由段寫信給張，要所需的錢。寺西在天津安排拉馮計劃後，到京見北京警備區副司令孫岳，從他那裡得知馮準備倒戈的消息。於是，他又找馮在京代表，並告訴他們「孫岳已和段合作啦，你們也要迅速採取果斷行動」[34]。時過不久，段果然給張寫信，要100萬元，說如有這筆錢能拉馮、孫岳、胡景翼等人倒戈。張猶豫不決。於是日本軍事顧問松井七夫和坂東勸張出錢。他們對張說：「用100萬元能戰勝[直軍]，比這更便宜的是沒有的。即使徒勞，白扔100萬元就是啦。」[35]張在他們的勸告下同意出錢，但明天才能拿。他們怕張過夜變卦，促張當即拿出。張的這筆款，經三井銀行奉天支店長天野悌二之手，交到日本駐天津司令官吉岡顯作，由吉岡交給段。[36]段又派馮的日人軍事顧問松室考良少佐和王乃模、段其澍三人，交給馮玉祥。[37]

  另一方面，任曹錕總統府軍事顧問的坂西利八郎少將和土肥原賢二中佐也從中起了很大作用。當時坂西搞到一則情報：曹錕為了維持總統的寶座，通過秘書長王蘭亭和顧維鈞，企求美國的援助。如曹的這一計劃實現，對日本和奉軍大為不利。於是，土肥原把此情報告訴顏惠慶內閣的教育總長黃郛，並說服他打亂這一計劃。黃贊成土肥原的意見，當即跑到北苑的馮軍駐地高麗營，轉達土肥原的意見，並敦促馮火速舉兵倒戈。他替馮起草和印刷馮軍進城時的布告，並且做組織新內閣的準備工作。

  爾後，日駐京公使館、日軍駐天津司令部和北京的日軍警備隊把馮倒戈的消息，通過跟隨吳的日人軍事顧問岡野增次郎，於當天下午轉告吳。翌日，駐天津司令部又電告吳，撤退時不得使用秦皇島碼頭。戰爭爆發後，日本曾派關東軍的一個步兵大隊駐紮秦皇島，六艘驅逐艦游弋在該地區海域。[38]這便切斷了直軍的海上退路。此外，日軍的一位少佐率領黑龍江軍的騎兵隊，直插灤河流域，力圖堵住直軍的陸上退路。這使得吳感到「……好像是我跟日本人打仗了」。吳突破包圍，於10月26日抵津。這時日本反過來又拉吳。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通過岡野向吳傳遞馮軍逼近天津和奉張要吳腦袋的消息，以便把吳誘進日本租界。另一方面，吉田茂勸吳和段合作，企圖把直、皖兩大系都控制在其手中。但吳沒有聽吉田的勸告，於11月13日經塘沽、浮海南下。

  此外，日本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攫取到額外的「戰果」。馮玉祥占據北京後，把溥儀從皇宮趕出，溥儀在醇親王府逗留數天後，便投奔日本公使館。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和日軍步兵隊長竹本把他安置在公使館一個月。後來把他秘密護送到天津日租界。[39]

  在華日本軍人對馮的策動，和陸軍本部有直接的關係。當時任陸軍大臣的宇垣一成的日記和陸軍元帥上原勇作在傳記中都談到這次政變問題。據《元帥上原勇作傳》，駐華公使館武官林少將也直接參與了此事。傳記寫道：「馮玉祥之所以斷然下決心和奉軍裡應外合，是林少將的奇策妙計打動了馮玉祥，使他改變了態度。」[40]可見，這是在陸軍本部的指令下策劃的一次行動。

  馮的倒戈雖然不是日軍的直接軍事行動，但日本軍部借馮猛擊了直軍。因此這事實上是日本軍部變相的軍事行動，是對中國內戰的公然干涉。

  至於幣原外相是否直接參與此事，尚無確實的材料。可是，幣原本人也盼望這一倒戈的早日到來。馮政變的那一天晚上，他正出席全國商業會議所舉行的招待會。外務省值班員打電話報告北京政變的消息後，他心想，「該來的就來了」[41]。他立即把此事告訴加藤首相，並召開臨時內閣會議報告此消息。聽到此消息的農商大臣高橋是清緊握幣原之手，說：「好！好！由於你的奮鬥日本得救了。如果和我們主張的那樣秘密援助張作霖，則了不得啦。我們沒有臉見列國，進退維谷了。這樣，保全了日本的權益。維護了日本的信用。如此高興的事再也沒有了。」[42]高橋的這一番話，形象地概括了幣原外交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作用。

  幣原喜重郎是加藤高明內閣的外相。加藤內閣是經過第二次護憲運動建立的日本第一屆政黨內閣。政黨內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的產物，是壟斷資產階級的政治地位提高的具體表現。政黨內閣同官僚、軍閥內閣相比較，更善於玩弄兩手政策。幣原自1924年至1932年的政黨內閣時期，任四屆內閣外相4年零3個月。他主張和英美協調及對華內政的不干涉。他於1924年7月1日在眾議院發表外交演說時說：「至於中國問題，這也是我們極為重視的問題……列強尤其是日本，當然希望中國政局有朝一日宣告安定。但遺憾的是未見到顯著效果……我們帶著同情和希望，觀望中國國民的努力，並祝願其成功。而且對中國求助於我們的友好合作，在我們力所能及的限度內，不惜提供協助。對中國內政問題，我們不應干涉。我們不採取無視中國合理立場的任何行動。與此同時，相信中國也不會採取無視我們合理立場的任何行動。」[43]幣原雖然口口聲聲說不干涉中國內政，但極力主張維護日本在華的權益。「不干涉」不過是維護權益的掩人耳目的一種手段。干涉或不干涉手段雖不同，但維護日本在華權益的目的是共同的。日本外務省在直奉戰爭中主張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原因，已如前所述。這是當時的國內外形勢所決定的。幣原外交不是幣原外相個人的外交，而是執行了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

  在直奉戰爭中，外務省高唱不干涉政策，但軍部卻暗中支持張。從現象來看，外務省和軍部之間有政策上的差異。在日本稱這種差異為雙重外交，或二元外交。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外務省和軍部是日本推行侵略政策的兩個主要機構，也是日本對外政策的兩翼。一般情況下，戰前主要由外務省出面，力求以外交手段達到其侵略目的。如以外交手段達不到目的時，軍部則動用武力。因此，軍部所採取的軍事行動或者其他舉動，是外務省的對外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軍部的行動是帶有外交性的行動，用軍事手段掃除在推行外交政策上的障礙。障礙掃除後，外交目的達到，軍事行動也結束。可見，對於日本來說，外交是不流血的軍事行動，軍事行動是流血的外交行動。直奉戰爭時期日本外務省和軍部的對華政策正是如此。

  注釋

  [1]《原敬日記》，第9卷，第136頁。

  [2]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上卷，第524頁。

  [3]《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241～258頁。

  [4]《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307～308頁。

  [5]《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第261～269頁。

  [6]《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第261～269頁。

  [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第530～533頁。

  [8]《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第328～329頁。

  [9]坂西利八郎是陸軍參謀本部的特派員，任曹錕總統府的軍事顧問，在北京設有坂西公寓。

  [10]《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8卷，MT:161411，第1662～1672頁。

  [11]《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8卷，MT:161411，第1662～1672頁。

  [12]《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頁。

  [13]《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頁。

  [14]《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9卷，MT:161411，第2083～2093頁。

  [15]《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頁。

  [16]《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頁。

  [1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頁。

  [18]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上卷，第524頁。

  [19]《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37卷，MT:161411，第408～422頁。

  [20]寺西秀武是日本陸軍中佐（1914年退役），曾任黎元洪、王占元的軍事顧問，來往於奉直之間，與吳關係甚好。

  [21]栗原健編：《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側面》，第181頁。

  [22]《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IT139卷，MT:161411，第2153～2157頁。

  [23]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卷，第31頁。

  [24]《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67，第160～163，172～174頁。

  [25]東亞同文會編：《續對華回憶錄》，原書房1974年版，第900頁。

  [26]《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273頁。

  [27]《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294～299頁。

  [28]《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167～171頁。

  [29]豬木正道：《評傳、吉田茂》，上卷，讀賣新聞社1978年版，第259頁。

  [30]《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MT172卷，MT:161857，第457頁。

  [31]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原書房1975年版，第100～101頁。

  [32]幣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原書房1975年版，第100～101頁。

  [33]馮玉祥北京政變的內幕：請參閱鹿鍾麟、劉驥、鄧哲熙：《馮玉祥北京政變》。

  [34]《續對華回憶錄》，下卷，原書房1974年版，第807～808頁。

  [35]東亞同文會編：前引書下卷，第900～901頁。

  [36]《續對華回憶錄》，下卷，第900～901頁。

  [37]栗原健編：《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側面》，第218頁。

  [38]江口圭一著：《日本帝國主義史論》，青林書店1979年版，第14～15頁。

  [39]東亞同文會編：《續對華回憶錄》，下卷，第976～977頁。

  [40]元帥上原勇作傳記編纂委員會編：《元帥上原勇作》，第279～280頁。

  [41]幣原喜重郎著：《外交五十年》，原書房1975年版，第102～103頁。

  [42]幣原喜重郎著：《外交五十年》，原書房1975年版，第102～103頁。

  [43]幣原和平財團編：《幣原喜重郎》，幣原和平財團1955年版，第265～2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