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次直奉戰爭

  辛亥革命後，中國軍閥林立，混戰不休。利用軍閥混戰維護和擴大在華殖民權益，是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採取的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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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袁世凱死後，日本積極扶植皖系軍閥段祺瑞，以西原借款之名，向他提供巨額貸款和軍械。但段在1920年的直皖戰爭中被直系軍閥吳佩孚和曹錕打敗。段的倒台，使日本在中國失去了其侵華的馬前卒。於是，日本轉過來扶植曾協助打段的奉系軍閥張作霖。

  張作霖和日本，自從日俄戰爭以來早有往來。但張當時不是日本所依靠的一支力量。辛亥革命後，日本軍部和大陸浪人主要依靠宗社黨人，掀起滿蒙獨立運動，以便建立滿蒙親貴的傀儡政權。因此，當時日本和張之間常常發生衝突，甚至日本人想把他炸死，可是兩次滿蒙獨立運動均歸失敗，段也倒台。於是日本不得不依靠張作霖來維護和擴大在滿蒙的權益。而張作霖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軍閥勢力，也需要進一步投靠日本。1920年11月，張派於漢中去日本，表明他對日本的進一步投靠。日本政府對其以貴賓相待。內閣首相原敬認為：「張是想靠日本伸張勢力，而我們在東三省的發展需要好好對待張。我們雙方的利益是不謀而合的。」[1]這便道出了張和日本相互依靠的關係。接著，1921年5月16日，日本政府召開東方會議。出席會議的除首相和內閣成員之外，還有朝鮮總督齋藤實、關東廳長官山縣、駐華公使小幡。在這次會議上，日本政府正式決定了對張的政策：「援助掌握滿蒙實權的張，以便鞏固我在滿蒙的特殊地位。」[2]

  在直皖戰爭中，張援助吳打段，坐收漁人之利。他不僅插手北京政權，而且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壯大了奉系的軍事力量。這便加劇了直系的曹、吳和奉張之間爭權奪利的鬥爭。尤其是1921年12月梁士詒內閣的成立，更加激化了兩者的矛盾。直奉戰爭迫在眉睫。

  張在東北稱王主要依靠日本，要打敗依靠英美的直吳，一定要爭取日本的支持。於是，張在準備對直戰爭的同時，乞求日本對他的援助。1922年1月8日，張派其日人顧問町野中佐向駐華公使小幡轉達他的旨意：「我（張）沒有和吳合作之意。當此之際，有兩種途徑。一、暫時靜觀形勢，等待吳積極行動，消極防衛；二、張全然積極行動。日本政府的意見如何？」[3]這是張刺探日本對即將爆發的直奉戰爭的態度。對此，小幡公使表示，進入中原地區要慎重考慮，先要確保北京、奉天間的聯絡，不要隨意採取行動。張對此表示不滿。過兩天，即10日，張又派於漢中向奉天特務機關長貴志少將要求日本供應武器、彈藥。於還對貴志說：「如張為了維護現內閣（指梁士詒內閣——筆者注）出動軍隊時，滿洲的治安至少由日軍來擔任。」[4]貴志少將對此沒有予以可否。於是，14日張又派於漢中到奉天的日本總領事館，通過赤冢總領事，向日本政府轉達要求援助的意見。於漢中說：「直奉之爭並非單純的政權爭奪，而是和排日派之爭。貴國政府應考慮到這一點，以便決定援助張巡閱使之策。」[5]於漢中要求日本提供步槍1萬支，彈藥1000萬粒，炮彈10萬發，機槍一二百挺，子彈500萬粒。15日，張又派其日人顧問本庄繁大佐和町野中佐，向小幡公使提出同樣要求。

  對張的這種急切要求，日本在華的外務省機構和陸軍省機構分別採取了如下態度：

  如前所述，小幡公使採取靜觀態度。但赤冢奉天總領事卻支持張的要求，「給張提供武器，以便使之下斷然的決心」[6]。而陸軍在華機構的軍官，除坂西利八郎中將之外，都主張援助張。他們認為：「英美和直派合作，力圖驅逐日本在華勢力，使帝國喪失對中國的權威，使我對華尤其是滿蒙政策有從根底上被推翻而不可挽回之虞。」[7]因此，「當此之際，帝國應支持張作霖，壓制吳的野心，打破英美以吳為傀儡的陰謀，相信這是為了維護帝國地位不可避免地採取的正當防衛手段」[8]。可是坂西利八郎中將[9]則反對援助張。他認為，如輕率地援張，使張產生誤解，促使不測之亂的發生，援助張不是鞏固日本在華地位的有力措施。這種情況說明日本尚未決定對即將爆發的直奉戰爭的態度。

  可是，直奉關係急劇惡化。3月22日，張發出向關內調兵遣將的命令，26日起奉軍越過山海關向關內進發。這時，張設宴招待赤冢總領事等日本官員。張在宴席上大談他對日本的效忠和英美對北滿的野心，再次請求日本對他援助。他說：「當此之際，我想看看日本政府在中國人中將認定誰為朋友和日本對老朋友的態度。這次行動是足以窺視日本真意的試金石。」[10]對此，赤冢總領事代表赴宴的日本官員回答道：「因對東三省的特殊關係，日本人都抱有援助張巡閱使的強烈希望。但鑑於國際關係及中國混亂的現狀，不能積極地予以援助，只是抱有消極的滿腔好意。請見諒。」[11]這就是說，精神上積極支持，但行動上卻採取消極態度。這當然不是赤冢本人的真意，作為外交官他要受外務省的約束。

  到4月中旬，直奉戰爭一觸即發。日本不能不表態了，外務省於4月21日起草《帝國政府對直奉戰爭引起的中國局勢的方針》。該方針規定三條：

  第一條：「為目前中國局勢的安定，召回張作霖的顧問貴志少將、町野大佐、本庄大佐。如召回有困難時，至少他們作為張作霖的顧問，在只限於中國內戰的情況下，不要干預張的任何軍事行動。」[12]

  第二條：「以適當的方法和吳佩孚進行聯繫，努力使他對我方針不至於誤解，以便使他諒解我國的公正不倚的態度。」[13]

  第三條：「在北京，按著既定方針尤其是《九國公約》的宗旨，由我方主動採取措施，使英國公使和外交使團在協商的基礎上對中國時局採取共同措施。」[14]

  當初，這一方案是作為內閣的方針起草的。後經研究修改為外務省的方案，把「召回」張的日人顧問改為使他們「採取慎重的態度」。儘管如此，日本外務省還是沒有採取積極援張的態度。

  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日本外務省為什麼沒有積極支持張作霖？這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首先，國際上，歐美列強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新回到亞洲，和日本進行新的爭奪。在華盛頓會議上，列強打著「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旗號，訂立了《九國公約》，建立共同侵略和控制中國的新體制，迫使日本放棄了利用一戰時期歐美列強無暇東顧之際在華攫取的殖民權益。因此，這時日本正受歐美列強和《九國公約》的限制，不敢為所欲為地侵略中國。如果日本不顧歐美列強，公然支持張來擴大在華權益，則歐美列強一定會聯合起來制裁日本。內田外相在1922年1月19日對奉天總領事赤冢的密電中曾提及援張給日本帶來的嚴重後果。他說：「如援張，日本則冒很大風險。提供武器之事，不會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僅會招來張的政敵，而且會招來中國國民和世界輿論的非難和反對，影響我國外交立場。英美方面為對抗日本對張的援助，又援助吳佩孚，進而出現日英對峙的形勢。有必要甘冒這種風險而援張嗎？」[15]因此，4月21日外務省起草的方針，一開頭就寫道，「尊重《九國公約》及關於中國的決議精神」，要和列強採取協調行動。

  其次，日本和張之間有矛盾，對張不大信任。內田外相1月19日的密電中寫道：「張雖然標榜親日，但看他的實際行動時不能立即信賴他。他的親日是從他自己的打算中來的，而不是從一定主義的信念中來的。」[16]內田還認為張在中國的「威望」不高。他說：「張在目前中國政局中的處境，作為軍閥的巨頭在國民中沒有威望，而且張在外國人中的人緣也不是好的。照華盛頓會議來看，他那種立場將日益遇到困難，是否能維持其地位頗有疑問。」[17]

  可見，日本確實對張是半信半疑的。所以1921年5月東方會議雖然決定支持張，但支持張「並非對張個人的」支持，而是為了確保日本在滿蒙的權益，因此「對於和張一樣地位者，不論何人，都和他合作，彼此為共享其利而努力」[18]。這說明，日本援張是留有餘地的。

  最後，日本不能不考慮到對吳佩孚的政策。如日本積極支持張，必然得罪吳。因此，日本儘量緩和對吳的矛盾，而且對他抱有一定的希望。內田外相致赤冢總領事的密電中說：「吳不一定是排日分子。他是否成為排日分子，是由今後日本的所作所為決定的。鑑於他現在是中國的一方勢力，因此儘量避免因援張而可能明顯地挑起他反感的行動，是否得策？」[19]日本當時認為，吳雖然和英美有聯繫，可是如果把他置之度外，他就日益疏遠日本，最後明確地表示排日的態度。所以內田外相訓電小幡駐華公使，選擇適當人選，和吳接觸。小幡不大同意內田的意見，認為這時對吳的接近反而抬高他身價，使他更傲慢。可是，小幡還是遵照內田的訓令，選派寺西秀武[20]到保定，對吳進行工作。

  這說明，日本雖和奉張關係密切，但又力爭直吳。日本支持軍閥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和擴大在華的權益。為此目的，鑑於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有時支持這個軍閥打那個軍閥，有時支持那個軍閥打這個軍閥；有時腳踏兩隻船；有時以支持一方為主，另一方為輔。日本和某一軍閥雖有相對的穩定關係，但不是固定不變的。

  日本外務省的態度雖然如此，但奉天總領事赤冢、公使館武官東少將、關東軍參謀長福原少將、奉天特務機關長貴志少將等卻主張積極援助張。他們認為，直奉戰爭不僅是軍閥間的內戰，而且是依靠吳的英美對依賴張的日本滿蒙政策的挑戰，把戰爭的性質提高到英美和日本的爭奪上，因此主張應該給張援助武器，擊敗吳及其背後的英美勢力。其次，他們認為，張是可靠的，要充分相信他，冒著風險也要支持他。

  在積極主張援助張的人中也有一些分歧。是援助張鞏固其在東三省的地盤，還是支持他打入關內，爭奪北京政權？赤冢總領事等積極支持張把勢力擴展到關內，爭奪北京政權，進而稱霸全中國。赤冢於1922年1月在園田龜一寫的《怪傑張作霖》一書的序言中寫道：「我們切望張作霖以旭日東升之勢，君臨於全中國，和其他志士一道完成南北統一的艱苦事業，將四百餘州的國民引至安穩之境。」[21]可是陸軍省軍務局在4月23日起草的《帝國對握有東三省實權的張作霖的態度》一文中則主張讓張先鞏固其在東北的地盤。該文寫道：「帝國讓張先充實東三省的內政和軍備，努力培植其實力，不讓他在東三省的基礎確立前過早地爭奪中央政界的地位。在這種宗旨下要援助他。」[22]當時軍部認為，張的勢力尚未達到統一全中國的地步。因此先充實東三省的勢力，在中國政局的變化和他地位及威望提高之後，再認真地援助他爭奪中央政界的地位。

  綜上所述，在第一次直奉戰爭時期，就援張問題日本統治階級內部有分歧。但他們維護日本在滿蒙的權益是共同的、一致的。可見，這種分歧是為共同目的而採取的策略上的分歧。

  由於上述分歧，日本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沒有直接支持張作霖。結果，張在5月4日長辛店附近的戰鬥中吃了敗仗，5月7日把指揮部從軍糧城撤退到灤縣，19日完全撤回關外。直軍沒有追擊奉軍。

  第一次直奉戰爭的結果是：張所支持的梁士詒內閣垮台，張的東三省巡閱使、奉天督軍兼省長及蒙疆經略使之職均被罷免。但日本在滿蒙的權益絲毫沒有受到損失。

  在這種形勢下，直奉兩系6月17日至18日在英美傳教士的調停下，在秦皇島的英國軍艦上簽訂了三項停戰協定：一、直奉兩軍為中華民國的統一而努力合作；二、奉軍撤出二郎廟以南陣地，直軍集中於灤州後方；三、直軍不得進東三省。這是直奉的暫時妥協。這種妥協醞釀著更大的第二次直奉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