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吉野對五四運動的認識

  1919年五四運動的革命洪流猶如大浪淘沙，不僅使中國而且使日本的各階級、階層顯現出對它的態度。

  日本統治階級從其侵略本性出發，極端仇視五四愛國運動，一面通過外交途徑提出「抗議」，要求北洋政府採取堅決措施取締學生運動；另一方面則指使日本特務分子和親日派對學生運動進行直接破壞。

  日本國內則輿論大嘩。5月6日，大阪《每日新聞》發表社論，攻擊和誣衊五四運動，說什麼它「好比婦女犯精神病後，放火燒家，自身投井」[2]；5月10日，該報又攻擊五四運動是「華人自危其國家」[3]。

  6月3日後，中國工人階級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五四運動進入新的階段。大阪《每日新聞》又叫喊，運動激化後變成第二個俄國革命，要求政府與中國軍閥相勾結鎮壓愛國運動，[4]甚至主張藉此向中國宣戰。對此，當時日本內部意見分歧。有的主張袖手旁觀，有的則堅決反對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反對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滿腔熱情地聲援朝鮮的「三一」愛國運動。但對五四運動卻無動於衷，僅想通過四國借款團來解決山東問題。[5]

  這便說明，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攫取山東為己有的帝國主義外交的「勝利」，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民族沙文主義的狂熱。

  此刻，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吉野作造博士，伸張正義，揮筆撰寫《勿要謾罵北京學生團的行動》，發出正義心聲：「中華民眾一般反日，不過是對官僚、軍閥以及財閥代表的日本的反感」「鄰邦的一般民眾恐怕不知道我國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如果知道了，他們必定立即會隱忍反日的聲音的」。[6]接著他又在《東方時論》7月號上撰寫《中國的反日騷亂與根本解決之策》一文，進一步闡述了他的兩個日本論。他寫道：「在中國排斥日本的事實是排斥侵略的日本。但日本本身絕不是侵略主義國家，官僚軍閥的日本具有濃厚的侵略色彩……可是，現在[日本]國民的多數是愛好和平、愛好自由、愛好共存主義的。這就是說，今日的日本有侵略的日本和和平的日本。」[7]吉野先生的這些論述說明，他通過五四運動而對日本有了新的認識。吉野從這種認識出發，進一步探討中國人民為什麼反對日本的官僚、軍閥？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日本和中國的官僚軍閥是個什麼關係？他認為，兩國的官僚、軍閥互相狼狽為奸，日本的官僚、軍閥在中國政府中扶植中國的官僚、軍閥，通過他們圖謀自己的利益；而中國官僚、軍閥依靠日本官僚、軍閥的御用商人主義外交的支持，鞏固自己的地盤。[8]因此，他再次指出：「他們吶喊的反日是反對操縱和籠絡中國官僚、軍閥的官僚、軍閥的日本，而不是懷疑和他們（指中國人——筆者注）產生共鳴的日本國民的公正性」[9]，進而承認和支持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官僚軍閥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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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僅如此，吉野從這種認識中進一步發現日中兩國人民之間是存在共同點的。他說：「在冷靜地想一想他們的要求時，認識到他們和我們之間有一個共同的生命的萌芽。」[10]這一生命的萌芽是兩國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反對日本官僚、軍閥的可能性。他指出：「這一侵略性日本，就是我們和平的日本極力要反對的。他們要反對的和我們要反對的完全是一樣的。」[11]此外他還從五四運動中看出兩國人民結成友好的萌芽。他說：「我們從藏在鄰邦青年暴動影子中的精神中不能不看出，發展日中真正友好的種子。據[我]考慮，同官僚、軍閥一起進行著惡戰苦鬥的我們與他們，以同一個精神進行著同一種工作。」[12]他殷切地「期待他們和我們兩國民眾之間出現站在和平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基礎上逐漸地共同開展改造社會的運動」[13]。吉野的這種建立友好的種子和改造社會的想法，當時和中國人民的想法有相近之處。「五四」時期的周恩來於1919年8月談及日本學生，譴責日本軍閥的侵略主義時說道，「實在讓我們覺得東亞兩國國民的前途，尚有一點親善的希望」「兩國國民真正的親善，萬不是口舌、文字所能表達出的，緊要的就是雙方國民對內對外，要有一個社會根本改造的實現」。[14]吉野認為，解決中國反日問題的途徑，是從官僚、軍閥統治下解放兩國人民。[15]這一看法是很高明的。他迫切地希望兩國人民「取得成功」[16]。他指出：兩國官僚、軍閥的「友好」，實際上是阻礙真正友好的大障礙。[17]一個人的正確認識，來源於對一個歷史事件的正確理解。吉野之所以同情、聲援五四運動，是因為他認識到五四運動是中國千瘡百孔的社會各種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是在十月革命的號召下發生的。

  他曾寫道：「騷擾直接發端於山東問題的巴黎外交的失敗。但根本的原因在於最近一兩年北京學界的飛躍性的確信。由於歐洲戰爭而引起的思想激變的波濤也波及中國，對青年學生中的啟發顯著……其結果對社會各方面的事物進行敏銳的批判，進而成為對最毒害中國的官僚政治的劇烈的不滿。這是理所當然的。而且很明白，今日的北京官僚政府久久依靠我國閥族的支持而存在，因此鄰邦青年把矛頭指向我國也是不得已的……如果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來考慮，就有可以諒解的理由。」[18]

  吉野從對五四運動的這種認識出發，批駁所謂五四運動是「某國煽動」的謬論，說「他們的運動全然是自發的，不被任何人煽動」。[19]並指出日本報刊的宣傳是無事生非。同時他又抨擊五四運動是「盲目反日運動」[20]的錯誤說法。他認為「他們首先著眼於革除認為是禍根的東西」[21]，其目的是消滅官僚、軍閥；其反日原因是因為日本援助他們的官僚政府；在他看來如果中國青年知道日本有帝國主義日本和和平主義日本，「他們必然高興地不推辭和後者友好的」[22]。不僅如此，他還認為五四「在精神上仍然不外乎是政治性的啟蒙運動」[23]。吉野對五四運動的這種看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他雖然沒有直接用反帝反封的詞句，但基本意思是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軍閥官僚的。

  正確認識是正確行動的先導。吉野不僅思想上同情、聲援五四運動，而且付諸行動。他為了聲援中國的青年運動，為了建立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6月5日在黎明會講演會上提出邀請北京大學一名教授和兩三名青年學生訪日的倡議，並勇敢地給李大釗寫了一封信。寫信本身就說明了他對李大釗的理解和相信。這一珍貴的書簡如今已失傳。《東方雜誌》1919年7月號刊載了《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國最近風潮觀》一文，其中引用了吉野博士致北京大學某君書。中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致日本黎明會的信也引了吉野信的一段。兩者基本上相同：「我知貴國雖盛倡排日，所非之日，必為野心的、侵略的、軍閥主義的日本，而非親善的、平和的、民主主義的日本。侵略的日本，不獨為貴國青年所排斥，亦我儕所反對者也。侵略的日本，行將瓦解；未來平和人道之日本，必可與貴國青年提攜。」[24]這是充滿戰鬥情誼和友好之情的信。此信在中國人民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和共鳴。全國學生聯合會致日本黎明會書中寫道：「博士此語，我國人士實不勝其感佩之情。蓋此皆我國人士心坎中所欲發者。」[25]

  不久，吉野收到李大釗的回信。信中表示，北京學界非常高興地盼望他訪華，如他今年夏天和秋天來華，用數個月時間能把日本國民的真意和民主精神披示給中國人民，這對東亞黎明運動的前途甚有影響。[26]通過李大釗的信，吉野加深了對中國人民的理解，確信了中國人民「持有非常希望和我們（指日本人民——筆者注）聯合的本能的熱情」[27]；此外，吉野又接到北京清華學校駱啟榮的一封信。信中表示，中日兩國真正的善良國民，必須彼此相愛，立於彼此互助主義。如欲享持久的、真正的人類和平的幸福，中日兩國人民首先非改良各自的政府不可。[28]這一信的內容便和他的兩國民眾「開展改造社會的共同運動」的思想吻合。吉野通過這些信，「大體知道了北京的風潮」[29]。

  是年夏天，吉野借其弟子岡山守道出差中國路經北京之機，又叫他在北京拜訪李大釗，再次轉達他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並再請北大教授和青年學生東渡訪日。當時李大釗對岡山表示，為派北大教授和青年學生東渡訪日做積極的努力。[30]

  不久，日本黎明會接到中國全國學生聯合會的信：「彼謂持侵略政策者，為日本軍閥派政府，日本人民無與也」；「諸君須知我中日兩國人民，本無深仇宿恨，徒以兩國軍閥政府之狼狽要結，遂致互相嫉視，苟一日不解脫此萬惡之軍閥，則兩國人民，永無親善之望。若欲解脫其軍閥政府，則非互助不可。」[31]接著，北京學生也發表了告日本國民書：「吾中日兩國國民地位相同，利害一致，吾國民謂欲謀東亞真正之和平，中日兩國間真正之親交，首在促貴國國民之覺醒，共起而反抗侵略主義。」[32]這些信，以高度的熱情，傾注了中國青年學生對日本人民的友好情誼和兩國人民攜手反對官僚軍閥的共同心愿。通過這些信，吉野對中國「學生的意向也清楚了」「鄰國的多數青年也畢竟是我們可以信賴的朋友，絕不是敵人」。[33]他滿腔熱情地說：「他們和我們友好合作的可能已經不可懷疑了。現在起難道不是建立國民的真正友好，真正的東洋和平之花開放的時候嗎？」[34]

  通過吉野作造的努力，1919年底和1920年初，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宮崎滔天之子宮崎龍介抵達上海訪問，在上海學生聯合會召開的大會上發表講演，表達了日本人民對中國反日鬥爭的同情和聲援。他曾寫《日人口中之破壞和平的資本主義外交》一文，猛烈地抨擊了日本官僚軍閥對中國的侵略。周恩來把聲援中國人民的這一文譯成中文，刊載在他主辦的《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上。5月，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學生一行6人[35]東渡訪日，在東京和京都跟日本的教授、學生及工人舉行座談和聯歡。吉野也數次會見他們，進一步增進了兩國人民的友誼和相互了解，為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打下一定的基礎。日本統治階級對此暴跳如雷，認為這是阻礙兩國國交，禁止兩國人民和青年學生的交流。由於統治階級的阻撓，吉野先生來中國的願望未能實現。吉野先生從這些事實中認識到，「實際上阻礙兩國真正友好的、威脅東洋和平的是聯繫著官僚軍閥的醜惡的關係」[36]，並憤怒抨擊日本和中國的官僚軍閥的勾結。他從這一事例中切身體會到，正是日中兩國的官僚軍閥的這種勾結，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猛烈的反日，並從中進一步理解了中國人民反日的深刻的社會根源。

  吉野作造在抨擊兩國官僚軍閥的同時，主張建立真正友好的途徑是「從充分承認侵略性的對華政策的不對開始。這樣，我們能夠得到中國的諒解」[37]。他曾數次提到「侵略」二字，但有時模稜兩可。[38]後來的文章把「侵略」二字提得較突出，把反對侵略主義作為兩國人民的共同任務。他於1920年6月在《日中學生協作運動》一文中提出：「協作運動首先要指向的敵人是官僚軍閥的侵略主義。」[39]這就是說，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是日本官僚軍閥的侵略主義。幾十年前吉野先生提出的日中友好的宗旨非常正確。

  吉野先生提出的中日友好的這一宗旨，當時遭到一些人的非難，說什麼中國青年運動的背後有過激派（指共產主義者——筆者注）。吉野橫眉冷對，嚴肅指出這是「非常愚蠢的疑惑」[40]。有的人愛面子，認為日本人在中國人面前說日本的壞話是不好的。吉野認為這種「家醜不能外揚」的思想是封建的東西，「我們對自己的壞事要徹底地予以承認。如果他們的非難中有相應的理由，要自動地傾聽它並明確自己改正的理由，進而進行對話，這是真正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41]，批判了掩蓋自己民族過錯的民族主義情緒。

  五四運動雖然沒有完成徹底反帝反封建這一歷史使命，但它沉重地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封建軍閥。吉野作造估計到了五四運動的這一歷史意義。他認為，中國人民的鬥爭「在一種意義上是對日本的一大警告；在一種意義上又是對開闢日中兩國的真正友好的一大障礙物發起攻擊的呼聲」[42]。「對我國官僚軍閥來說不外乎是要求改變對華外交的實物性教育。如果受到這種實物性教育後還不醒悟，我們日本永遠失去向中國伸長的機會。」[43]

  這種看法雖然未能充分評價五四運動反帝鬥爭的徹底性和不妥協性，但還是認識和肯定了中國人民的這一反帝鬥爭。他認為：中國民眾「給[中國]軍閥、財閥的政治地位以全民性的一大鐵錘」[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