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與人道主義

  吉野作造對五四運動的同情、聲援和建立日中友好關係的殷切希望，絕不是先知先覺的。他是經過曲折的社會實踐逐步產生的，他的人生道路是坎坷不平的。他曾經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擁護者和支持者，曾經寫了不少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出謀劃策的文章。例如日本政府向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他說「和列國競爭，建立在中國的帝國勢力和帝國的利權，絕不是無用不及之事」[45]，「這次要求（指「二十一條」——筆者注）大體上是最少限度的要求，對日的生存來說必不可缺，刪除第五項[要求]是甚為遺憾的」[46]。不僅如此，在《關於決定對華根本外交政策中的日本政客的昏迷》一文中，極力主張日本支持袁世凱，以達到其侵略目的。吉野的這種立場和觀點，當然是和在培養日本官僚的最高學府東京帝國大學接受的教育分不開的。然而學校教育固然對一個人的人生觀之形成會起很大作用，但是在廣闊的社會實踐中又會使人的認識發生變化。

  吉野對五四運動的同情、聲援和共鳴及建立日中友好的理想，來自兩種因素：一是其思想本身的進步和發展，一是對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解。1910年，吉野遠渡重洋留學西方，受到歐美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1913年7月回國。這時正是大正初「打倒閥族，擁護憲法」的護憲運動時期，改良官僚軍閥的專制主義的大正民主運動在興起。此時回國的吉野在《中央公論》上發表《論群眾的示威運動》一文，標誌他開始登上大正民主運動的政治舞台。他嫌惡官僚軍閥的「暗室政治」，主張民本主義，並為實現這一目的積極宣傳民本主義思想，成為大正民主運動的理論大師。這一主義在20世紀初期的日本盛極一時，頗有影響。它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和官僚軍閥對立，具有一定的革新的氣息。

  其次，他對中國革命的理解也加深了。他於1906年至1908年，在中國住過3年。但他那時「全然不知道中國的事情」，認為「中國沒有人物，因而大為失望而歸」。[47]這時，孫中山先生已經登上了民主主義的政治舞台。但吉野當時尚未成為民本主義者，對中國革命運動和革命領導人毫無認識，因而不可能產生共鳴。他自己也曾經說，當時「對中國革命等事情完全沒有興趣」[48]。

  可是，從1914年起他開始關心中國革命。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不少中國革命黨人亡命日本。這時正好是吉野的民本主義思想形成時期。吉野通過和他們的接觸了解到，「最近在中國有一個大的蓬勃興起的偉大精神」[49]。這是他對中國的新發現。此時，大陸浪人頭山滿、寺尾亨等請吉野先生編寫一部中國革命史，並向他介紹了戴天仇和殷汝耕。上述兩位在介紹中國革命史時，向他推薦了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但直到1916年吉野才看見這本書，並一口氣把它讀完。這本書用不少篇幅敘述了孫中山和宮崎滔天的戰鬥友誼。因此，吉野在明治文化研究會重刊該書時寫道：「他（宮崎）的自傳本身就具有日中交涉史第一章的意義。」[50]他把《三十三年之夢》愛如至寶。1917年6月，他終於寫出《中國革命小史》。他在該書的開頭寫道：「近代中國運動的根本思想在於改革弊政，圖謀新中國的復興」，並批評了對中國革命的種種錯誤看法。[51]他對這一革命採取的態度是「向中華民族致以很大同情和敬意」，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在直截了當地論述中國民族復興的努力的同時，說明著者為何向中華民族致敬的理由」[52]，這幾句簡明的言語，傾吐了吉野對中國革命和中華民族之同情。此時他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有了認識，「現在三民主義成為中國青年的國民性的口號」[53]，讚賞孫中山的遠見卓識。

  五四運動前夕，即4月30日他在黎明會的第四次講演會上發表了《關於中國》的演說。他在演講中批判專制主義的秘密外交，主張國民外交，要對中國採取共存主義。他還特別地指出：「最近在中國，改革過去政治的國民要求，作為一個新的力量蓬勃興起。這是非常明顯的。」[54]而且強調要重視這一力量。他說：「把國民不放在眼中的政策不能取得友好之實。」[55]因此他提出「在日本也好，在中國也好，要反對的是這一官僚思想」[56]。這便說明，他此時已經洞察到了像火山一樣爆發的一股力量和這股力量將要衝擊的是什麼。

  

  吉野作造是在什麼樣的思想指導下同情、聲援五四運動的？

  首先，如前所述，他的思想是民本主義。吉野認為，民主主義是主張「國家主權在民」的思想，平民主義是主張使平民和貴族對立起來的思想。他說，民本主義是和這兩種思想不同的，因而起名為民本主義。吉野則主張「民有」。因此，這種思想是日本天皇專制向近代化過渡的一種過渡性思想。這種思想雖然不是激進的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但和「五四」時期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有相近之處。他認為，憲法應具有保障人民權利、三權分立、民選議院制等內容，但在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特權階級掌權的國家裡，雖在世界形勢的敦促下公布了憲法，但不實行憲法應有的基本內容，並阻礙以立憲的思想來解釋憲法。[57]他所說的便是日本。吉野的這種思想是繼承和發展了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的。日本由於明治維新的不徹底，1889年制定的欽定憲法在天皇制、內閣、議會等政治體制上保存了封建的殘餘，與資本主義結合成為專制主義。因此，吉野的民本主義反對官僚軍閥的專制主義中就包含著反封建的因素。而中國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朝的封建統治，但封建官僚軍閥袁世凱、段祺瑞之流篡奪了政權，封建專制主義依然如故地被保存下來了。五四運動對內就是反對這一封建專制主義，因此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殘餘這一點，吉野的民本主義和五四運動就有共同之處。

  因此，吉野非常讚賞中國的新文化運動。1915年9月《新青年》雜誌的創刊吹響了新文化運動的號角。吉野在《關於北京大學學生騷擾事件》和《在北京大學的新思想的蓬勃興起》文中就介紹了中國的新文化運動。[58]他認為，開明思想是勃興於民間的，國立大學是與之鬥爭，進而保護官僚階級的，但「現在國立大學的學生，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最熱烈地、最徹底地成為自由思想的鼓吹者，正說明中國青年在世界形勢轉變之機善於利用著今日時勢」，這便「開闢了全體中國民眾，舉國上下，朝著開明的目標前進的開端」。[59]由此可見，他對新文化運動的共鳴和聲援，從中看出他的民本主義思想和五四運動的內在聯繫。

  其次，吉野先生的另一種思想是人道主義或道義主義。這種思想是和民本主義有關係的。民本主義是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它本身包含著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想，但和基督教也有關係。吉野是基督教徒，1917年3月任東京帝大學生基督教青年理事會理事長。吉野先生承認：「我迄今從道義的立場評論內外的各種政治問題。尤其是最近一兩年來，從這種立場出發，對中國、西伯利亞等問題加以痛激的批判。」[60]他還說：「歸根到底，我們是站在人道主義立場，從自主共存的根本出發，擬訂一切對華政策。」[61]他對一切勞動問題上的主張是站在人道主義來解決的。

  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和人道主義思想雖然同情、聲援五四運動，在建立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方面是有意義的，但它畢竟是屬於資產階級範疇的意識形態，因此它除歷史的局限性之外，還具有階級的局限性。

  民本主義，如前所述，不是改革絕對專制主義的革命理論，而是保存、改良天皇制的改良主義理論；不是主張共和制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而是主張君主主義、自由主義的民主主義。[62]他的民本主義雖然反對官僚、軍閥的專政，但並不反對日本的「軍國」化，如果說反對「軍國」化，這是因為「軍國」化和官僚軍閥專制結合在一起。[63]吉野的人道主義對日本的野蠻侵略和殘酷的殖民統治表示義憤和抗議，但他不能認識到產生這些現象的社會根源，因此找不到消滅這些現象的現實途徑。日本對中國侵略的根源在於軍事封建的日本帝國主義；五四運動的反帝主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二十一條」和日本對青島的侵占。但吉野沒有公然地譴責日本攫取山東、強加「二十一條」的侵略罪行，沒有明確地支持要求日本放棄在中國的殖民權益。1920年他在《關於朝鮮統治政策答丸山君》一文中寫道：「希望恢復祖國，不論是日本人、朝鮮人、中國人都普遍地承認的道德的立場。可以說，由此看出共同的或最高的原理。」[64]松尾認為這一「最高的原理」就是吉野的民族自決思想。但儘管如此，吉野的反帝思想依舊是不徹底的。

  當時，日本社會中也有徹底反帝的力量。鷲尾正五郎1919年1月在《中央公論》上發表的《戰後世界亦依然是國際競爭的舞台》一文中，堅決主張對中國實行民族自決，「青島問題，按著中國的要求，無條件地歸還給中國」[65]。這種思想，顯然比吉野高明得多。這就說明，吉野的局限性不僅是歷史性的，而且是階級的局限。

  至於北京的青年學生痛打章宗祥問題，吉野一再表示「甚為遺憾」，認為「極為狂暴」「不文明」等等。這是因為人道主義不分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是暴力者都要反對。中國人民就靠暴力即武裝鬥爭驅逐了一切帝國主義侵略者，恢復了民族主權的完整。顯然，吉野先生的指責是錯誤的。

  五四運動後，馬列主義思想逐步傳播，工農運動形勢高漲。日本的一些民主主義者變成社會主義者，跟上了時代發展的步伐。但吉野作造的思想依然停留在民本主義，而且受了20年代社會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於是民本主義和馬列主義，革命和改良的矛盾日趨激化。因此，五四後吉野對中國革命和日本侵略中國的態度，不像五四時期那樣明確。對中國的北伐，他希望取得勝利，但又不主張日軍撤出山東；對九一八事變，雖然懷疑動武的必要，否定偽滿洲國的建立，但又不主張日本放棄在東北的權益。這便說明，五四後吉野的思想不僅沒有進步，反而有所倒退。

  注釋

  [1]由井正臣編：《論集日本歷史第12卷——大正民主》，有精堂1977年版，第243頁。

  [2]吉野作造：《中國、朝鮮論》，平凡社1974年版，第371頁。

  [3]《五四愛國運動》，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頁。

  [4]吉野作造：《中國、朝鮮論》，第371頁。

  [5]井上清、渡部徹：《大正時期的急進的自由主義》，東洋經濟新報社1972年版，第165頁。

  [6]《勿要漫罵北京學生團的運動》，見《中國、朝鮮論》，第207頁。

  [7]《中國的反日騷亂與根本解決之策》，見《中國、朝鮮論》，第226頁。

  [8]《中國的反日騷亂與根本解決之策》，見《中國、朝鮮論》，第226頁。

  [9]《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15頁。

  [10]《中國的反日騷亂與根本解決之策》，見《中國、朝鮮論》，第228頁。

  [11]《中國的反日騷亂與根本解決之策》，見《中國、朝鮮論》，第226頁。

  [12]《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31頁。

  [13]《中國的反日騷亂與根本解決之策》，見《中國、朝鮮論》，第229頁。

  [14]《天津學生聯合會報》，1919年8月9日。

  [15]《勿要漫罵北京學生團的運動》，見《中國、朝鮮論》，第207頁。

  [16]《勿要漫罵北京學生團的運動》，見《中國、朝鮮論》，第207頁。

  [17]《勿要漫罵北京學生團的運動》，見《中國、朝鮮論》，第207頁。

  [18]《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30～231頁。

  [19]《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09頁。

  [20]《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09頁。

  [21]《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10頁。

  [22]《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31頁。

  [23]《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12頁。

  [24]《五四愛國運動》，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頁。

  [25]《五四愛國運動》，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頁。

  [26]《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34頁。

  [27]《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35頁。

  [28]《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37頁。

  [29]《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37頁。

  [30]《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38頁。

  [31]《五四愛國運動》，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頁。

  [32]《五四愛國運動》，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14頁。

  [33]《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41頁。

  [34]《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41頁。

  [35]這6人分別是：高一涵教授和學生方豪、徐彥之、康白情、孟壽椿、黃日葵。他們是李大釗影響下的進步的教授和學生。

  [36]《日中學生協作運動》，見《中國、朝鮮論》，第244頁。

  [37]《日中學生協作運動》，見《中國、朝鮮論》，第245頁。

  [38]《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30～248頁。

  [39]《確立日中人民友好的曙光》，見《中國、朝鮮論》，第246頁。

  [40]《日中學生協作運動》，見《中國、朝鮮論》，第247頁。

  [41]《日中學生協作運動》，見《中國、朝鮮論》，第247頁。

  [42]《中國反日騷亂與根本解決之策》，見《中國、朝鮮論》，第228頁。

  [43]《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14頁。

  [44]《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14頁。

  [45]《帝國對中國的實際態度》，見《中國、朝鮮論》，第23頁。

  [46]《帝國對中國的實際態度》，見《中國、朝鮮論》，第23頁。

  [47]《關於中國》，見《中國、朝鮮論》，第199頁。

  [48]《關於中國》，見《中國、朝鮮論》，第199頁。

  [49]《關於中國》，見《中國、朝鮮論》，第199頁。

  [50]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平凡社1979年版，第255頁。

  [51]《中國革命小史》，見《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義論集》，第7卷，新紀元社1948年版，第5頁。

  [52]《中國革命小史》，見《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義論集》，第7卷，第2頁。

  [53]《日華國交論》，同上書第6卷，第101～102頁。

  [54]《關於中國》，見《中國、朝鮮論》，第198頁。

  [55]《關於中國》，見《中國、朝鮮論》，第202頁。

  [56]《關於中國》，見《中國、朝鮮論》，第205頁。

  [57]田中愁五郎：《吉野作造》，未來社1958年版，第173頁。

  [58]《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10～212頁。

  [59]《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11頁。

  [60]《對外的良心的發揮》，見《吉野作造博士民主主義論集》，第4卷，第9頁。

  [61]《關於北京大學騷亂事件》，見《中國、朝鮮論》，第214頁。

  [62]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2卷，日本評論社1964年版，第355頁。

  [63]信夫清三郎：《大正民主史》，第2卷，日本評論社1964年版，第365頁。

  [64]由井正臣編：《論集日本歷史第12卷——大正民主》，第261頁。

  [65]井上清、渡部徹：《大正時期的急進的自由主義》，東洋經濟新報社1972年版，第167～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