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夷與開國的爭論

  隨著民族危機的增長，幕末各藩藩主和武士知識分子的思想十分活躍，這種思想日益影響政治運動。早在德川前期，由於朱子學的大義名分論和國家的興起，出現一種封建的國體論，由此發展為尊王攘夷的思想。它包含了以下三種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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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華夷論。這是從狹隘民族主義角度，主張嚴內外之分，宣揚日本冠絕世界各國的信念。向來日本學者稱中國為（中）華，日本為（東）夷。[281]至17世紀中葉，國學派先驅山鹿素行認為這是顛倒主客。他說：「夫中國（指日本）之水土卓爾於萬邦，而人物精秀於八璆，故神明之洋洋，聖治之綿綿。」[282]中國在政治德行方面，反多不及，故應尊崇日本的國體。以後水戶學派發揮了這一思想。

  （2）大義論。古來儒家主張君無德，有德者就可代天放伐（討伐並放逐暴君）。《易經》也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的思想。水戶學派則認神代以來，皇統萬世一系是日本君臣關係的特徵，不可動搖。這種君臣大義論，成為日本尊皇思想的基礎。

  （3）王霸論。幕府政治將天皇置於無足輕重的地位。水戶學則將儒家尊王賤霸的思想，運用到日本公（皇室）武（幕府）關係上，指出武家政治脫離正道。但在幕府高壓下，這一思想要到明治維新前夕才能提出，並變成行動。

  當日本面臨民族危機時，上述國體思想誘發了對抗外國的民族自覺。最初發生的是攘夷論和開國論兩種思想的爭論。

  攘夷論起源於尊崇日本國體的思想。它從18世紀國學者本居宣長等倡導以日本為中心的華夷思想出發，堅定主張日本國體尊貴，外族入侵，必須攘擊。幕末這種思想和德川前期已不相同，既不是盲目排外，也不同於鎖國政策。俄、美侵略日本後，攘夷論風靡全國，成為民族革命的旗幟。

  開國論認為同外國通商是大勢所趨，若不自量力，貿然攘夷，就是盲目排外。不如開國後通過貿易生產，輸入近代科技文明，以謀國家開化，統一富強。力主開國論的佐久間象山（1811—1864）認為，日本要富國強兵，必須打破國禁，向西方學習，發展諸學科，「大興器械之學，開設工場，多造大船，復航海之法」。橫井小楠（1809—1869）也認為「當今之際，惟開國通商，方合古來天地合理」，非難水戶學派的鎖國攘夷論是無特別見識，空喊「大和魂」，誤國誤民。但他不想推翻幕府統治，試圖通過「改造」幕府來實現日本的維新政治。儘管如此，後來仍擔任明治政府的「參與」，為改革而盡力，最後被保守派殺害。吉田松陰（1830—1859）也主張開國，後來進一步主張用暴力推翻幕府。

  開國論這一派較有遠見，但因幕府本堅持鎖國，只是屈於外國壓迫才主張開國，所以不少反幕派力主攘夷，而開國論者中卻有一部分人具有保守佐幕的傾向。

  培理闖入江戶灣，對幕府是一嚴重打擊。幕府認識到鎖國已難堅持。但公然改變政策也會喪失自己威信，不得不繼續維持體面。而當時軍備財政，實無法作戰。[283]

  如上所述，阿部正弘向大名及幕僚徵詢對策，大部分諸侯都傾向攘夷，反對美國的威嚇。其中德川慶勝（尾州藩）、德川慶篤（水戶藩）、島津齊彬（薩摩藩）、伊達宗城（宇和島藩）等主張暫避戰爭，經充分準備後，予以拒絕。松平慶永（越前藩）、鍋島直正（佐賀藩）、毛利慶親（長州藩）、山內豐信（土佐藩）都表示拒絕接受美國要求，並作戰備。但主張拒絕的多數諸侯並不完全否定開國，只是企圖由此振奮士氣，充實國力，通過自主外交來開國。至於開國論者中，也不是都同意立刻接受美國通商的要求。如堀田正睦（佐倉藩）主張定一年限，許其通商，如無利益，就應終止。井伊直弼（彥根藩）則認為在長崎供給煤水、食物，但不許到內地經商，猶如日商赴爪哇借當地荷商館進行貿易一樣。這些都是培理所不能接受的。民間也出現了所謂「處士橫議」，不外攘夷、開國兩派意見。到了11月，幕府根據各方意見，最後表示，由於邊防未固，不能妄啟戰端，美使再來，決定不做明確答覆，採取穩妥措施，使他回國，同時做好萬一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