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政改革和強藩的興起

  和幕府的天保改革相反，一些經濟先進地區的大名，統制並利用領內農村商品生產的收益，加強藩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此後，活躍於幕末維新時期的強藩，就是以這種改革的成果為背景的。

  長州藩。天保二年（1831），長州的防府（山口縣東南部）地方爆發了 10萬多人的大起義，波及全藩。他們反對國產會所，要求生產和經營自由，改革農村自治，具有反封建的傾向。起義者搗毀富商、村吏的住宅，鬥爭不斷向各地展開。1837年受大鹽暴動影響，又爆發大起義。1832年藩主起用村田清風（1783—1855），他為補救藩財政虧累，1840年利用瀨戶內海活躍的貿易，設「駁船貨站」於下關，用高利貸給通過的商船作資金，以牟取利潤。組織特權行會，壟斷藩內生產。為救濟貧困武士，其債務由藩承擔，採取37年分期歸還的強硬措施。因此，村田改革僅2年多，他就在商人強烈反對聲中辭職（1843）。但長州藩得以脫離困境是由於以後藩政仍繼承村田的方針進行之故。[261]

  薩摩藩。全藩武士多達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是直接統治農民的鄉士，封建勢力在西南強藩中最占優勢。薩摩（今鹿兒島縣西部）地多火山，農產缺乏。調所廣鄉（1776—1848）進行改革，首先將欠三都商人的500萬兩以每年千兩還4兩，分250年還清，實行和賴債一樣的手段。欠藩內富豪的債，則將他們提升為武士，使放棄債權。在整理債務的同時，積極增加收入。薩摩藩早就強迫琉球、奄美三島農民種甘蔗，專賣產品中，以糖獲利最大。琉球貿易構成薩摩藩特殊的財源，同時參加以大阪為中心的全國市場，使封建經濟有了適應新經濟形勢的一面。

  佐賀藩。藩主鍋島正直（1814—1871）早就加強西式軍備，登用人才，獎勵文武，勵行儉約，限制商品流通，制止豪農與高利貸的中間剝削，加強藩的商業活動。為防止農民分化，田租三年間只許收三分之一。藩領則停付佃租債息。

  土佐藩。緊縮財政，下令降物價2至5成，解散了影響漲價的特權行會13種。禁止農民商人化及商人的地主化，不准商人置地，並徵收町人富農的土地，分給貧農，實行類似均田的制度，顯然是維持自耕農的政策。

  綜觀以上天保年間西南諸藩的改革，凡是成功的，都是提高商品生產，加強專賣制，統一藩內市場的。而只採取封建守舊、剝削農民政策的水戶等藩就失敗。當時被迫依賴三都中央市場，本藩市場又為三都特權商人所掌握的藩，由於厲行藩的專賣制，便能對中央市場採取獨立行動，顯示領主在幕藩體制中的自主性。有些藩則實行各藩間的貿易。這些藩國經濟的獨立，是通過應付民族危機進行的軍事改革，即富國強兵政策、加強政治地位而取得的。為實現這些改革，上級武士顯已不能發揮作用，必須起用長於理財和近代軍事技術的先進人才。由此下級武士和豪農出身、熟諳經濟的知識分子，逐漸參與藩政。藩的封建專制強化成為與幕府獨立的新勢力，幕府的勢力削弱。這就是西南強藩在維新運動中日益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