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幕藩財政的困難與町人思想的成長

  幕藩財政困難與武士的貧困

  18世紀初，以京都、大阪、江戶為中心，商品經濟迅速發展。特別是當它滲入農村後，對於向農民徵收實物貢租並把它商品化來維持財政的幕府是最大的威脅。首先，因為商品經濟發展的成果（例如商業性農業發展創造的剩餘部分）不能作為幕藩領主的收入加以剝奪，反之，由於商品經濟發展，城市生活費用增大，幕藩財政支出，把德川初期積蓄都消耗掉了。而且收入不能同它相適應，收支失去平衡，財政發生危機。其次，由於幕府和大名、武士的禮儀、服飾及娛樂享受日益繁縟奢侈，刺激物價上漲，幕藩財政逐漸困難。幕府年收入46.7萬兩，支出卻達140萬兩以上。[160]幕領的代官或中飽年貢，或受賄降低租率。元祿時定額平均為35%—38%的租率，享保時降低到平均28%。依靠祿米養家的武士，生活日益窘迫，有的聚集要求上層救濟。1640年，會津藩士聯合向藩主呼籲，設置了「拜借金」制度。[161]隨著財政的困難，統治層內的矛盾尖銳化，集中表現在諸侯家騷亂。寬文九年（1668）。九州的島原藩主高力氏，由於武士也征課賦役，激起武士、商工業者、農民在領內發動暴亂，因而被剝奪武士身份（改易）。寬文十一年（1671）的伊達騷亂、延寶七年（1679）的越後騷亂等，都是由於大名寵信暴發戶新權貴（「出來出頭人」），壓榨武士，因而遭武士的反抗。幕府也於慶安四年（1651）連續發生藩主松平定政事件[162]和「慶安之變」[163]，暴露了幕政的破綻。

  由於物價上漲，旗本中「有許多人值夜勤沒有被子」[164]。著名儒家室鳩巢自白說：「本人等現在沒米吃，只好向藏宿（即札差——引者）借錢賒米度日。」[165]各藩大名由於財政困難，以所謂「借知」名義，削減家臣俸祿，使武士生活更困難。18世紀初，太宰春台寫道：「許多大名，無論大小都低三下四地向商人借錢，只靠江戶、京都、大阪和其他各地富商的援助才能維持生活。從農民那裡征來的年貢，全都用來還商人的借款……還常被指責，要為賠禮而擺設宴席招待高利貸者。有的大名則無故給高利貸者俸祿，使加入家臣行列。」[166]這段記錄生動地說明了領主和武士已經「部分地由於貨幣的緣故而在社會上處於依靠地位」[167]。

  幕府為救濟武士，享保四年（1719）公布法令，宣布不管旗本、御家人向高利貸商人借款的訴訟，令相互協商解決。這實際上是使武士賴債合法化。江戶商業公會——「12幫批發行」向町奉行[168]提出抗議，一般商人債主則打著紙旗擁向武士家宅，張榜揭貼要求還債，迫使幕府不得不撤銷這項法令。

  各藩財政更困難，大名們按規定須在江戶和領地兩處各設邸宅，他們和大批武士在藩地過著奢侈生活，還得隔年去江戶參覲，在外要擔負幕府臨時性徭役。因此，各藩比幕府更早陷於窮困。例如，佐賀藩元祿十一年（1698）虧銀1萬餘貫，1703年欠款達23萬餘貫；薩摩藩享保四年（1719）虧銀2900貫，瀕於破產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