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階級關係的分化

  由於商品作物的增加，以及部分貢租改由貨幣交納和購買肥料的需要，商品貨幣經濟在生產和消費兩方面逐漸滲入農民生活，侵蝕農村的自然經濟。荻生徂徠（1666—1728）在《政談》中說：「過去，各地除特殊情況用錢之外，買東西都不用錢，而用米麥……聽說近來，從元祿（1688—1703）時起，鄉下也用錢買東西了。」[153]18世紀20年代，仙台藩耕種一町步的農戶，全年支出33貫589文中，貨幣支出為20貫936文，其中14貫919文是生活費支出。[154]

  農村被捲入商品貨幣經濟後，封建的自然經濟進一步瓦解，加速了本百姓的兩極分化。一部分富裕農民在「荒年農民艱苦之時，以低價購置良田、山林房屋等……而此類富有之民，五十家、百家之中即有一二家」。[155]他們多半發展為兼有地主、村吏、商人三重身份的「豪農」，向農民放高利貸，將當絕的田地再佃給農民，收取佃租，成為典地地主。於是在領主土地所有制下，產生了典地佃耕（質地小作）關係。[156]破產農民一部分流入城市，大部分淪為「水吞」、「小前」（無地貧農、佃農及僱農），身受領主和地主的雙重剝削。馬克思說：「高利貸有兩重作用，第一，總的說來，它同商人財產並列，形成獨立的貨幣財產；第二，它把勞動條件占為己有，也就是說，使舊勞動條件的所有者破產，因此它對形成產業資本的前提是一個有力的槓桿。」[157]在日本則不同，封建勢力強大，壓制生產自由。又由於長期鎖國，對外貿易備受限制，商業高利貸資本不能向工業資本發展，唯有憑藉幕藩領主權力，經營實物年貢的買賣，保證領主的貢賦和家臣武士的消費，在此基礎上剝削農民、手工業者乃至武士們。所以這種寄生於領主經濟上的商人，寧願保留封建制，阻礙生產方式瓦解。如上所述，幕府為維持封建小農經濟，以確保收入來源，雖頒布禁止買賣土地永為私有的法令，但貧苦農民迫於生計，仍不能不典當土地、向富者借高利貸，一旦當絕，就淪為佃農，所以典當實無異買賣。武陽隱士的《世事見聞錄》寫道：「當今貧富不均優劣差異如此之甚，富裕者一人，其周圍貧苦農民達二三十人。」到17世紀末，在近畿種棉地區，佃戶已占自耕農的一半。1702年，在尾張藩（今愛知縣）的尾濃江領地，120189家農戶中，有土地的是90048戶，沒有土地的是28041戶。[158]

  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農村手工業的發展。貧苦農民僅靠土地收入難以生活，必須靠出售家庭手工業產品，增加貨幣收入，才能度日。農民的家庭手工業漸漸被捲入商品流通中。到18世紀初，手工業的社會分工日趨完備，商品經濟更加發達，自然經濟在開始瓦解。

  總之，18世紀中期以前，在閉關自守和強力的封建束縛下，商品生產在各地發展。元祿、享保年間（1688—1735），農村階級關係在迅速分化。但從全國範圍看，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不平衡的，而且尚未達到對封建體制發生重大破壞的程度。[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