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商經濟的發展與農村階級關係的分化

  城市的繁榮

  元和元年（1615）德川幕府公布「一國一城令」，幕藩領主把武士集中到幕府和藩都的城堡周圍——「城下町」（軍鎮），並把商人和手工業者聚集到城下，使城市規模擴大。以這些新興的「城下町」為主，加上過去發展起來的「門前町」（寺社門前形成的市鎮）、「港町」、「宿驛町」等商業城市，到17世紀末，全國已有大小城市300個以上。[135]城市中除少數富商外，大部分是工匠、徒工、商人，還有一些小商販和搬運工。江戶、大阪、京都是全國性城市，江戶為幕府所在，又是全國最大的消費城市。元祿六年（1693）市民353588人，1731年增至553000人，加上武士（將軍、大名及其家臣）與僕人約50萬，人口達100萬，據說超過當時的倫敦，居世界第一位。[136]大阪為全國商業中心，1692年人口達345524人。京都為皇室所在地，又是僅次於大阪的工商業城市，1715年城內外人口358987人。[137]各藩的藩都規模小些，其中最大的有金澤、名古屋等，後者1692年人口約達10萬（一般市民67734人、武士及其傭僕約3萬）。[138]

  以大阪為中心的全國市場的形成是與大阪、江戶、京都等大消費城市的形成，手工業高度發展以及全國性社會分工等條件分不開的，商品經濟發達促使城市繁榮，同時城市繁榮又成為商品經濟的巨大推動力。

  德川時期，商品流通首先是通過領主的貢租商品化進行的。諸侯和武士必須把貢租和俸祿換成貨幣，才能維持他們的城市生活，支付往來江戶「參覲交代」的費用。不少大名還必須把貢租運到江戶或大阪出售。1732年運到大阪的稻米已達300萬至350萬俵。[139]經營大名貢租和武士俸祿的商業機構，如江戶的「札差」[140]、大坂的「藏屋敷」[141]、「掛屋」[142]等應運而生。這些與領主關係密切的大商人也經營民間產品，還以大名和武士的年貢與俸祿為抵押，兼營高利貸，積累了大量財富。

  17世紀末，商品流通開始超過藩國範圍，投入市場的品種增多，各藩經濟聯繫進一步加強。18世紀初，以大阪、江戶、京都、兵庫、堺、大津、長崎等商業城市為中心，逐步向全國性市場發展。1714年，由全國各地運入大阪的商品已有119種，價值28.6萬餘貫。[143]其中許多商品再轉運到江戶和各地，以致大阪被稱為「天下的廚房」，成為全國性商品交易的樞紐。「問屋」（批發行）商人在全國性商品流通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他們通過中間商人，一手包辦了商品的收購、運輸、保管和販賣，控制經濟作物和手工業生產，經營項目也日漸專業化。這些批發商組成同業公會，維護他們的商業特權。1694年，在江戶組成了「10幫批發商公會」[144]，大阪組成「24幫批發商公會」[145]，這些批發商公會得到幕府承認，加強了與封建勢力的勾結。此外，戰國時期興起的行商——近江商人和富山賣藥商人依然在全國性商品流通中發揮作用。從17世紀末開始，由於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在鄉商人」（農村商人）逐漸興起。他們也以批發行的方式控制農民的生產，與城市商人爭奪商業利益。由於這些商人的活動，在以後全國性商業網的形成中，起了一部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