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隋唐時代海上中日交通路線

  唐商船從揚州出發到日本的不在少數，其路線有南北二條。南路是從揚州的新河（瓜洲運河）入長江，至常熟的黃泗浦出海，或至蘇州的松江口出海。橫渡東海往日本記載黃泗浦出海的文獻是《唐大和上東征傳》：「和上於天寶十二載十月十九日戌時從龍興寺出，於江邊為二十四沙彌受戒。訖，乘船下至蘇州黃泗浦（據安藤更生研究疑常熟黃泗浦）。」[139]記載蘇州松江口出海的文獻是《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九日得蘇州船上唐人江長，新羅人金子白，欽良暉、金珍等書云：『五月十一日從蘇州松江口發往日本國……』」[140]唐宋時代常熟、蘇州一帶是長江的江口。[141]

  北路是從揚州循江北大運河到淮河南岸的楚州（今淮安一帶，屬揚州府），再從楚州出淮河口北上，沿山東半島到最東端的登州文登縣赤山莫琊口（山東靖海灣附近），直渡黃海到新羅（朝鮮東南小國）西熊州西界，再沿朝鮮半島，東南下往日本。[142]當時中日民間貿易主要是唐商船往日本，日商到中國的很少，即使到中國經商也是僱傭中國船：「書中又云：『春大郎、神一郎等乘明州張支信船回國也。來時得消息，已發也。春大郎本擬雇此船歸國，大郎往廣州後，神一郎將錢金付張支信訖，仍大郎上明州，船發去……』」[143]在中日民間貿易中，新羅人金子白、欽良暉、金珍和唐人張支信、張蒙、李鄰德、張公清、李延孝等的商船起著積極作用。如847年（日本承和十四年，中國大中元年）入唐求法僧圓仁是搭乘金珍商船回國的。[144]圓珍是853年（日本仁壽三年，唐大中七年）搭乘欽良暉商船入唐的。[145]

  隋唐是繼秦漢之後中國大統一的時代，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文化光輝燦爛，贏得周邊各國特別是日本的傾慕。日本從原始時代就吸收先進的中國文化，自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七月聖德太子派遣第一次遣隋使[146]以來，日本以遣隋使、遣唐使的名義派遣使節團不斷來中國學習以改變自己的落後面貌。隋唐是日本大規模引進中國文化，掀起向中國學習高潮的時代，而在這光輝的一頁中，國際大都市揚州所占的地位極重要，揚州地處南北交通要衝，是中日交通南北兩路的起點，也是中後期遣唐使進京的跳板，它在經濟和文化上給中日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從登州（山東蓬萊縣）到長安是3150里（地圖上的直線距離是1200公里）。[153]若根據《大唐六典》：「凡陸行之程，馬日行七十里，步及驢是五十里。水行之程……順流而下，河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154]若照此計算，陸路騎馬從登州到長安則需45天，再從登州渡渤海灣，沿遼東半島東岸和整個朝鮮半島西岸南下日本，更費時日。我們認為，遣隋使取的是一條近而省力的水路，即由長安的廣通渠到潼關，入黃河至洛陽，由通濟渠（江北大運河）至盱眙，入淮河出海；或由通濟渠到山陽（今淮安），入邗溝到揚州，從長江出海。從長安到揚州是2500里（地圖上的直線距離1000公里），[155]按河順流而下日行150里，只需16天時間。若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開成三年（838）十二月十八日條記載：「王友真來云：『大使尋以今月三日到京都了。』」三日大使到達京都的信息傳到揚州是十八日，其間只需15天，與這裡所推測的所需時間一致。從揚州出長江口北上，或從山陽（楚州）出淮河口北上，沿山東半島到達登州文登縣赤山莫琊口（後來仁明朝遣唐使的歸路）。由此直渡黃海到百濟，南下到日本。這條路線是847年日僧圓仁回國搭乘的金珍商船所航行的。金珍商船橫渡黃海只需二天：「（大中元年）九月二日午時從赤浦渡海，出赤山莫琊口……至四日晚，向東見山島段段而接連，問梢工等，乃云：『是新羅國西熊州西界，本是百濟國之地。』」[156]「十日初夜到肥前國松浦郡北界鹿島（值嘉島）泊船。」[157]由此可見，從山東半島一端渡到日本只需8天時間，這樣，以水路從長安到揚州，出長江口北上；或由楚州出淮河口北上，至山東半島一端渡黃海到日本是一條既近又安全的路線。何況第一次遣隋使到達中國的608年，大運河已通航三年了，遣隋使和隋朝都沒有理由不利用這條又近又省力的航線（木宮泰彥稱它為「仁明朝歸航路」）而取陸路到登州，橫渡渤海灣，沿遼東半島東岸和朝鮮半島西岸南下日本這一條又遠又費力的航線。這樣看來，遣隋使不是與揚州毫無關係，至少在空間上縮短了中日往來的距離。再者，隨第二次遣隋使來中國的留學生們，在中國留學長達二三十年之久，他們很有可能到中國第三大城市揚州觀光或回國時路過，而給他們帶來一些影響。